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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将形成新的雁阵效应时间: 2019-06-04信息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2019年第7期) 作者:邹松霖 责编:万山


        在日前于北京举办的第20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他对在新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中国如何更好地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这一话题谈了他的看法和观点。

        制度也要deep learning

       《中国经济周刊》:你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老朋友了,在你参与论坛的十余年中,你观察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有哪些调整?

       郑永年:其实,这个论坛本身就是为了中国开放的需要而创设的。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对外开放经历了4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阶段,我把它称为“请进来”。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很穷,资本高度短缺,为了发展经济,我们请外国资本来。当然最主要是华侨资本,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新加坡。“请进来”是单边开放,那时候,中国对外面也没有开放要求,我们也没有能力“走出去”。

       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外资真正开始进入中国,所以20世纪90年代是对外开放的第二阶段。当时,为了加入WTO,我们的口号就叫接轨。接轨是我们改变自己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来符合国际标准。接轨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在飞速上升,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马上就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马上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国家转化为资本国,开始有剩余资本了。

       有了资本剩余,我们就要走出去。这与其他国家都一样,资本剩余了,一定要走出去。所以从21世纪初开始,进入对外开放的第三阶段,“走出去”。

       现在又到了关键时刻,我们要进入改革开放的第四阶段,因为现在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环境方面,中共十八大以后,经济进入新常态,但是经济增长、发展还是硬道理,我们不追求以前的高增长,但是我们要维持一个中速增长,同时,我们要从数量型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国际环境变化了。

       在新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我们怎么继续发展。如果之前的开放、学习是初步学习的话,现在就是要深度学习,制度也要deep learning,把人家好的东西学过来。

       深度学习,双向开放,我们就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这是双向的。

       现在好多人说我们要二次加入WTO,这是错误的观念。第一次加入WTO,我们是通过接轨来接受WTO规则。现在WTO本身都在变化了,我们以前是接受规则,现在要参与制定规则。这也是新的开放政策的内容,不只是被动的角色了,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也期待我们这么做,但我们不是一股独大,要跟美国合作,跟欧盟合作,跟日本合作,跟所有的国家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将形成雁阵效应

       《中国经济周刊》:你提到了粤港澳大湾区,你认为,建设大湾区与中国之前的改革开放举措有何区别? 

       郑永年:区别很多,如果要找出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制度创新。大湾区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区域大平台,更是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样本。其他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等,都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下的不同调配,只能产生物理反应。在大湾区,我们“一国两制”,有社会主义制度也有资本主义制度,它通过不同制度的调适,能产生一种新的化学反应,这是根本的不同。

       《中国经济周刊》:站在新加坡或者东盟的视角,当地人怎样看待中国的大湾区建设?

       郑永年: 刚开始也需要给别人一个学习的过程。我是1996年来到新加坡,在中国刚加入WTO的时候,那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害怕中国市场那么大,西方资本可能都跑到中国去了,不投资在当地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因为中国跟东南亚的经济是互补的,不是只有竞争关系。大湾区也一样。因为现在东南亚国家也需要中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跟中国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了。所以发展大湾区,对东南亚国家也是很大的机会。 

       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提高了,有些企业会去东南亚,但同时中国大湾区是高素质平台,会有优质资本留下来。这样整个亚洲就会形成产业链,互相之间是不矛盾的。

       《中国经济周刊》:会以中国大湾区为首,形成一个新的雁阵?

    郑永年:对,而且在雁阵里,大湾区本身在中国内部也是一个雁阵,从大湾区往北走,一个体制创新的雁阵。

       “不要怕争议,争议总会有的”

       《中国经济周刊》: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争议。对此,你如何看?

       郑永年: 不要怕争议,争议总会有的。外国资本到中国来,也会有争议,而且还非常多。中国资本走出去也有争议,但不要把商业上、企业层面的争议提高到意识形态上去。西方一些人的毛病就是习惯将本来很正常的事情提高到某某主义、某某意识形态。 

       像“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一样,我们是做补充,我们不是要取代世界银行、不是要取代亚行。西方一部分人,中国走到哪里,他们骂到哪里,但他们自己不去建设。因为只有中国现在才有这个能力和热情,华尔街对基础设施建设不感兴趣,他们喜欢金融、互联网这类能赚大钱、赚快钱的,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完全是long term investment。 

       所以西方肯定会一直骂、一直批评的,但他们自己不会去建设。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要大部分国家认可,得到实惠了,那么欧美一些声音,随便他说什么。

       《中国经济周刊》:所以民众养成大国心态也是很重要的。

       郑永年:大国国民一定要有大国国民的心态,不能人家骂你几句就马上还回去。不应当这样,我们要调整心态。

       中国国民的心态要稳,中国现在主要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有在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走出去才能可持续。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将会有不少主场外交,如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你有哪些关注? 

       郑永年:我乐于见到这些主场外交成为常态,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开放,以后会有更多这样的论坛、主场外交。对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当有一天这些事件不是新闻,是常态了,那才是正常的。

       所以说,老百姓一定要有大国的国民心态,没有大国国民性,支撑不了大国地位。看看欧洲衰落得这么严重,但是他的国民还是大国心态。国民有格局,国家才能有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