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盛行理论时间： 2021-11-15信息来源：大学与学科 宏观经济智库 2021-11-12　作者：林毅夫　责编：qgy

现代经济学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约翰·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创立宏观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一直在英国，那段时期的经济学大师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他们提出的理论主要是总结英国的现象或是针对英国的问题，所以凯恩斯以前的理论，都是“内嵌”于英国的发展阶段及其相应的产业、社会、制度、文化结构之中，都是具有英国特色、英国风格、英国气派的理论。这些理论被提出来并在世界上流行，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发生在英国的现象或问题在世界上会有最大的影响、受到最大的关注，所以说，是英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转移到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他们提出的理论基本上也都是总结美国的现象或是针对美国的问题，所以，这些理论同样是“内嵌”于美国的发展阶段及其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当中，也是具有美国特色、美国风格、美国气派的理论。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成立的前提，那些被一个理论“舍象”的变量中如果关键的变量发生变化，理论成立的暗含前提也就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理论很可能就不再具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需要由新的理论取而代之。这里举两个例子以说明之。

第一个例子是宏观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发生全球经济大萧条。约翰·凯恩斯为了解决这个突出问题，提出了凯恩斯主义，于是宏观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子学科。凯恩斯主义主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创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结果是“滞胀”，也就是出现了通货膨胀，但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率并不增加。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胀”的现象，其政策措施也失去了“改造世界”的功能。于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就被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提出来的理性预期理论所取代，这一理论一反凯恩斯主义的主张，认为政府的任何干预、刺激都是无效的。盛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被取代，究其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出现的背景是经济大萧条，当时世界各国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和不充分就业，政府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刺激需求，促进生产、就业和经济增长。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中的供给和需求基本恢复均衡，不存在过剩产能和不充分就业，暗含前提变化了，政府再采用扩张性的刺激政策就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不能增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

第二个例子是最近国内热门的话题——产业政策。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年）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时，极力反对当时盛行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贸易政策，主张并使用了产业政策来保护和发展美国的制造业，那时美国还处于以农业为主的阶段，为了追赶工业化的英国，汉密尔顿给予国内制造业关税保护和税收优惠。后来在产业政策理论的确立上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奠基者之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在19世纪20年代到美国访问、工作时，看到美国在汉密尔顿提出的保护主义下工业化迅速发展。回到德国以后，也积极倡导德国采用保护主义来发展工业，认为由此德国才能够从农业国变成制造业强国，追赶上先进的英国。但是，为何现在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回归到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德国等西欧国家也跟着附和？原因是条件变了，到了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18世纪末的英国一样，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工业也处于世界的最前沿，他们的制造业不仅不需要保护，而且，为了方便他们的产品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自由贸易就取代了保护主义成为美欧工业化国家的主流思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并不是不扶持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新产业的出现，有赖于基础科研的突破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企业对于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有积极性，因为成功了可以获得专利。基础科研的成果是论文，属于公共产品，企业对此没有积极性，但是，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不可持续。所以，美欧等国家的经济学界在理论上从追赶阶段时倡导的贸易保护主义转而倡导自由贸易政策，政府在扶持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上则从关税保护、财政补贴等改为对基础科研的支持。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西方的主流理论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被提出来，盛行一时以后，随着条件的变化，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这些所谓的主流理论并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基础不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的瓶颈、机遇和合适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也就不一样。例如，经济要发展，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技术就要不断创新、产业就要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位居世界最前列，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需要自己发明。自己发明靠自主研究和开发，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盛行的是探索如何促进自主研发新技术的内生增长理论，保罗· 罗默还因此获得了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产业和技术同发达国家有差距，因此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定义是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所进入产业的产品价值比现有产业的产品价值高就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产业，消化吸收后再创新的机会，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比自主研发低，在此条件下，引进消化吸收是比自主研发更有效的创新方式。所以，并不是发达国家盛行内生增长理论，发展中国家就应该根据这样的理论来制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政策。

另外，在进行一个国家的增长核算时，在成本方面美欧通行的方法是，只统计用于生产活动的资本和劳动，而不统计为获得新技术进行研究和开发时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后者的投入对产出的贡献在增长核算中就表现为不能用生产活动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的剩余。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把这种剩余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并以此来代表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或产业时，通常是以购买包含有新技术的设备来实现，这样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就体现在资本量的增加，因此在增长核算中就不会表现为TFP。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来源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发达国家，像美国，2/3的增长来自TFP，但是，经济增长率很低，每年只有3%左右。发展得好的发展中国家，像中国，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3倍，甚至更高，但是TFP很低。那么，到底是以自主研发来获取技术进步并有高TFP但增长率低好，还是引进技术设备来获取技术进步并有高增长率但TFP低好？当然发展是硬道理。发达国家如果没有TFP就没有技术进步，为了经济增长，就只能自己从事高风险、高投入、低回报的TFP的研发。发展中国家既然有引进低风险、低投入、高回报的技术设备以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机会，那就不应该有TFP崇拜，到了产业技术接近或达到世界前沿时，依靠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成为必要的选择，那时，TFP也自然会水到渠成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那么，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只要遵循处于追赶阶段的美国、德国，采用汉密尔顿、李斯特等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就可以？其实也不尽然。因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德国和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英国的发展差距并不大，根据麦迪逊的历史统计数据，按1990年的国际元计算，在1820年时，英国、美国、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为1706元、1257元、1077元，美国和德国分别约为英国的74%和63%，和英国相比资本并不短缺，英国工业革命时的先进制造业是具有“轻工业”性质的纺织业和与其相关的设备制造，美国、德国已经具备发展那些产业的资本禀赋条件，也就是已经具有潜在比较优势，所缺的是对先行企业家的外部性补偿和克服制造业发展所必须有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所以，美国、德国政府可以以当时英国的先进制造业为产业政策所要追赶的目标，给企业家提供上述帮助，就能使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迅速从潜在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帮助刚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经济学从主流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子学科，第一代发展经济学是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来扶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以追赶发达国家，这个理论的政策目标及提出的措施和汉密尔顿、李斯特的理论相似。但是，按照结构主义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在政府的保护补贴下能够把一些先进制造业建立起来，却普遍遭遇企业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停滞、危机不断的现实，最终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并没有像美国、德国那样迅速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相同的政策目标和措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推行结构主义贸易保护政策来发展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普遍不到美国的10%，要发展当时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重工业，要素禀赋的条件不具备，这些产业违反比较优势，拔苗助长的结果是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即使靠政府强力的资源动员和保护补贴把这样的产业建立起来，也会因非常没有效率而最终失败。

我最早思考需要构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的问题是1988年，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18.5%的高通货膨胀。1987年我刚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在美国所学的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理论主张用提高利率来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以治理通货膨胀，这种理论认为总需求减少了，通货膨胀率自然会降下来，而且，只有好的投资项目能付得起高的利率，会被保留下来，差的项目则会被淘汰，这样也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我国当时推行的是“治理整顿”，不动利率，而以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来压低总需求和通货膨胀率。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这种行政手段难免因为信息的缺失而乱点鸳鸯谱，好的项目可能会被砍掉，差的项目被保留，是错误的政策。但是，中国政府如果果真如此不理性，怎么能够在1978—1987年维持了9年平均每年9%的增长？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一年9%的增长都不容易，何况是9年，在一个转型中国家则是难上加难。从结果来看，中国政府必然很理性。经过仔细思考以后，我发现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前提条件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有大量的违反比较优势、大规模的、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有低利率的补贴才能生存。如果政府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提高利率，这些企业亏损增加，为了其生存只能由财政给予补贴，财政补贴带来财政赤字，政府只能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结果又将是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发达国家可以用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是因为发达国家不存在大量需要用低利率来补贴但又不允许其倒闭的企业，所以条件不一样，有效的治理措施也就会不一样。

当发达国家条件变了，适用的理论也就随之改变。既然发达国家的理论不能做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不同的条件，那么，如何能期望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放诸四海而皆准”？而且，即使是今天的发达国家在还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时的条件，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完全一样，所以，也不能拿他们那时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依样画葫芦”。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要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不能只靠“西天取经”。

不过，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作为批判的武器特别有力量，以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总可以指出发展中国家这里不对，那里不行。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些理论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容易认为发达国家的制度和经验是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的是落后的，发达国家做的就是对的，发展中国家不按那样做就是错误的；第二，这些理论一般是理想条件下的理论，转型中国家存在很多扭曲，扭曲有各种代价。发展中国家也必然存在许多问题，很容易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因为没有采用发达国家先进的制度和按发达国家先进的理论来制定政策所致。在社会上普遍存在“西天取经”的心态下，用发达国家主流的理论作为批判发展中国家落后和扭曲的依据，也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可以获得许多掌声，也可以迷惑在生活上难免有这样那样不如意的一般群众，很容易形成社会思潮，在一些突发事件的推波助澜下就容易导致屡屡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的颜色革命。

但是，按照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尚未有成功的例子，颜色革命的结果也只是使原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更为恶化。极少数成功实现追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追赶阶段的政策从其所处时代的主流理论来看一般是错误的。例如，19世纪美国汉密尔顿和德国李斯特倡导和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当时盛行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自由贸易理论来看是错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四小龙推行的发展传统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出口导向政策，从当时盛行的采用进口替代发展先进的大规模制造业以追赶发达国家的结构主义理论来看是错误的；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推行的渐进双轨制的转型政策，从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理论都是内嵌于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及其相应的上层建筑之中，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问题即使看起来相似，照搬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解决问题，也常因为理论所内嵌的暗含前提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或是有差异，而发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要解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现在和未来的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经济学家就必须像18世纪末美国汉密尔顿，以及19世纪初德国李斯特那样，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而是实事求是，了解自己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本质，以及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特性，提出属于自己的具有创新性的理论。

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到2025年前后应该会跨过人均GDP 12700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使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从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5%增加到34%，我国的经济学界应该有自信来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和为解决自己的新问题提出系统性的新理论。同时，届时我国的发展水平和欧美等先进的老工业化发达国家相比，也只有他们的1/4不到，我国还处于追赶阶段，出现在我国的问题，仍然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提出符合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特性的理论来解决，这样才能实现在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