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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面临的“剪刀差”难题及破解对策时间: 2019-08-02信息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2019年第4期 作者:刘志迎  责编:qgy 张子

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一体化的命题,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持续了30多年。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简称CIIE)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明确表示“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将长江三角洲的区域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这是继1982年以来,长江三角洲经历的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多次演化升级的最新战略布局。那么,区域一体化发展如何实现,却不是一件易事,30多年的呼吁、组织与协商,进展不大,这就需要认识清楚背后的经济规律。只有遵循经济规律,顺势而为,方能采取有效措施,推进一体化。本文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解读其难点,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文献综述


一体化(Integration)是全球化的先行者或区域范围的表达,超前于全球化在特定区域实现。1954年,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 Tinbergen,1954)正式提出“经济一体化”概念。他认为经济一体化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有效运动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作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他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和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前者是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变量自由化,即消除对有关各国的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障碍;后者是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实施和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纠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强化自由市场正确信号的效果,从而加强自由市场的一体化力量。谁是强制的力量,当然是政府。从长三角来看,早在1976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其《世界上的城市群体系》论文中,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列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其他五大城市群分别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群;美国五大湖大城市群,日本东海岸大城市群,英国大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大城市群)。中国自1982年2月开始的上海经济区10个城市到1988年8月扩展到江浙沪皖赣闽等五省一市,随后撤销;再从1992年15个城市扩展到现如今的江浙沪皖等三省一市,历经18次协调会,长达35年的理论争论和现实协调始终未止。

仅就长三角一体化理论文献看,最早论述这一概念的是朱金海(1995),他认为长三角一体化是指冲破行政管理体制的界限,以市场为纽带,以企业为主体,并由宏观调控组织引导,建立功能合理分工、资源合理配置、产业相互协调、资金互为融通、技术相互渗透、人才互为流动的现代经济一体化区域。刘志彪(2002)认为,主权国家内区域一体化是指在中央政府的统一指导下,通过协调各地区的竞争规则和经济发展战略,建立一个不被行政关系和垄断力量扭曲的区域共同市场,使区域内真正的市场主体进行充分、有效、公平的市场竞争,实现区域共同市场内资源的高效率配置。他还强调区域统一市场建设是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微观基础(刘志彪,2014);更高质量地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关键是要在体制机制上构建一体化建设的动力机制(刘志彪,2018)。王战(2002)认为,长三角一体化是集约化发展,一是城市化问题,大中小城市齐发展,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形成一体,发展轨道交通,同时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合理进行产业分工,内部资源配置也有规则,不能互挖墙脚,破坏市场规则,在地方政府不再过多干涉企业的情况下合理进行产业分工。史晋川(2003)认为,长三角市场化要解决三个问题,即制度层面的趋同、产业层面的整合和都市连绵带的形成。陈建军(2004)认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长三角范围内的企业内地域分工有着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强调市场机制与制度壁垒的矛盾,产业转移与地方利益的矛盾是阻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陈建军,2010)。区域一体化发展,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的一体化、政府间合作和区域间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范剑勇(2004)论述了一体化必然带来制造业的空间转移和地区结构差异性增强,但并没有给出一体化的明确定义。

洪银兴(2007)认为长三角一体化是在一体化中获取范围经济,推动力是由市场化和国际化推动的体制一体化,合作就是要求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克服以邻为壑、过度竞争的现状,从有限领域的合作进入到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共享就是要求区域内各种经济资源和基础设施实现共享。上海以外的外围地区对毗邻中心城市的技术依赖性逐渐增强,而对区域首位中心城市的技术依赖性开始下降;由于服务业依据其交易成本定位于不同层级的中心城市,外围地区对毗邻中心城市的服务依赖性明显增强(洪银兴,2012)。长三角地区的内部增长极应以核心区的同城化为基础,先推进毗邻城市的同城化,培育形成增长极,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推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洪银兴,2018)。刘志迎(2008)认为,促进泛长三角(江浙沪皖赣)的合理分工与合作,可缓解长三角经济圈继续发展过程中的约束性因素,驱动该区域经济发展。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增强了中国大城市群的综合实力,充分发挥长江三角洲的辐射带动作用,能够在更大的区域空间内开展产业分工合作,推动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增强区域国际竞争力(刘志迎,2009)。周立群等(2010)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有两个层次:一是国际范围内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二是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其本质上都是为了获取国家之间或者地区之间的分工合作带来的利益,提高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张学良(2018)认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预示着长三角区域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包括产业、交通、市场等方面,其中,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是重要基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政府协商机制、经贸合作机制、区域协调治理机制、资源共享机制、民间合作机制等(张学良,2019a)。长三角地区目前在空间上初步表现出“中心城区—都市区—城市群”的多层次嵌套型的结构,这符合区域经济空间的演化规律,有利于实现一体化发展(张学良,2019b)。肖金成(2018)认为,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已经历规划协调、要素合作和机制对接三个阶段,在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产权市场、市场监管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吴福象(2019)认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至少应强调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动力的变革和新旧动能的转换;二是强调治理模式的转变;三是强调机制的构建。

以上学者的观点总体上看,都是强调破除制度因素制约,让产品、要素市场化,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政策一体化。基于此,笔者认为长三角一体化不是均等化,而是政府消除区域之间行政性壁垒的各要素市场一体化、产品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政策)一体化、公共福利一体化的过程,也是政府纠正市场错误信号,强化自由市场一体化的过程,是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并举的过程。


二、长三角一体化所面临的“剪刀差”难题


虽然学者们都认为一体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由于区域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发展阶段的不同,一体化发展中落后省份或地区仍然面临诸多区域间难以解决的难题。区域经济理论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是两种先后发生的效应,总体上来看或者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核心大城市的极化效应,明显强于扩散效应。笔者认为,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以下“剪刀差”难题。

1.产品市场形成的价值“剪刀差”难题

早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计划定价就造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同时造成原材料和能源与产成品价格“剪刀差”。所谓“剪刀差”原是指将农业产品、原材料和能源定价低于其价值,而将工业产品或产成品定价高于其价值,从而在交换时,实现了价值转移。安徽作为农业大省、原材料和能源大省,在计划经济时期,难免被剥夺一些财富,以支持工业大省。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这种计划经济的“剪刀差”基本消失,但是,既往的经济结构仍然具有持续性。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江浙沪皖三省一市的经济结构有较大改变,但是,经济的历史基础和特殊的地理空间,再加上沿海率先对外开放,事实上安徽与江浙沪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不是缩小。计划经济的价格“剪刀差”,变成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剪刀差”,即低附加价值的初级产品与高附加价值制成品的交换,低技术含量的低端产品与高技术含量高端品的交换,造成区域间差距加大。

其一,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交换形成的价值“剪刀差”。安徽总体上说还是生产初级产品为多,虽然近十多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在某些领域有相对优势,但总体上看,与江浙沪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差距还在扩大。以初级产品为主的生产总体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产业结构中农业、原材料和能源的比重仍然较大,制造业中传统产业比重占据近三分之二,这样的状态与江浙沪的产成品交换,自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价值“剪刀差”。

其二,低端产品与高端产品交换形成的价值“剪刀差”。虽然安徽省省会合肥市已经被国家列为综合性科学中心,安徽也有不少产业形成了一定的创新能力,少数行业在国内占据领先地位,但是,安徽整个产业技术水平还是落后于江浙沪,从企业生产的现实来看,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与江浙沪还是有较大差距,在区域市场一体化条件下,这样的市场交换,实质上是低端产品与中高端产品的交换,从而难免存在价值“剪刀差”。

2.要素市场形成的价值“剪刀差”难题

从要素市场来看,劳动(人才)、资本、土地(生态)和技术,无不因为市场作用而使得区域之间形成“马太效应”,也就是城市、中心城市、发达地区对乡村、边远城市和落后省份的“极化”或者“虹吸”效应,从而导致城乡差距、城际差距和省际差距进一步拉大。在高度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户籍制度管制、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未形成、技术没有进行市场化交易,这种差距并不明显,或者说,有差距也是由中央政府控制下形成的,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一些对口支持或转移。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要素跨区域的流动成为由市场来决定的要素主体行为,在理性人假设条件下,各种要素所有者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自己的供给与需求对接,从而,哪个区域出价高,这些要素就往哪里流动。由于安徽处于后发展区域,各种生产要素自然被江浙沪“虹吸”,仅以劳动(人才)为例,上海960万外来人口中,安徽人占三分之一;江苏700余万外来人口中,安徽人占35%;浙江1200万外来人口中,安徽人占20%。可以看出,长三角对安徽的极化效应十分明显,这也是拉大安徽与江浙沪差距的重要原因。

从要素市场来看,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的省市形成的“剪刀差”,可简要分析如下。

其一,劳动(人才)市场形成的价值“剪刀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江浙沪的经济发展加速,大量的外资企业落地沪苏锡常,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安徽工业经济欠发达。在省内乡镇经济不发达、民营经济发展弱的情况下,劳动力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纷纷涌入长三角务工(农民工)。从人才来看,安徽高校或在外地高校培养的安徽籍人才,求职意愿首选江浙沪,然后是京广深,再然后才是安徽,主要是合肥市。主要原因是在江浙沪的工资水平高,而在安徽要么找不到就业岗位,要么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工资水平差异导致劳动(人才)在区域间形成价值“剪刀差”。

其二,资本市场形成的价值“剪刀差”。资本是逐利的,资本流动向来是由回报率低的地方流向回报率高的地方。资本到发达地区获取的回报,高于落后地区的回报,就造成在区域之间资本的流动由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统计数据来看,落后地区的存贷比要低于发达地区的存贷比,意味着落后地区的吸收存款通过金融系统转移到发达地区放贷的资本流动。在资本一级市场,那就是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多,且质量相对较好,资本还是流向了发达地区,从而,形成了资本市场的价值“剪刀差”。

其三,土地(生态)市场形成的价值“剪刀差”。经济学意义上的土地是指所有一切自然资源。土地在发达地区是昂贵的,尤其是建设用地,而在落后地区土地价值相对便宜,这是地租理论基本原理。前十多年产业转移和落后地区的招商引资,都是基于土地的区域价格差,落后地区招来的企业到内地投资,投资者虽然拿到了便宜的土地,事实证明,落后产业终究要被淘汰,由于产业配套能力和商务环境不比发达地区优越,最终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好处,落后区域的经济也没有改观。但在土地置换上,发达区域的企业还是获得了足够的回报,这就造成土地市场的价值“剪刀差”。

其四,技术市场形成的价值“剪刀差”。技术是新经济的重要要素,技术市场的交易更是存在着明显的“虹吸”效应。从安徽省技术合同交易额来看,安徽卖出去的技术多于买进来的技术,企业卖出去的技术比高校科研院所卖出去的技术多。从前者看,安徽的技术在省内实现产业化的要少于到发达地区实现产业化。即发达地区购买一项技术出价高于在落后地区的出价,从而导致技术市场呈现出价值“剪刀差”。

3.公共服务质量“剪刀差”难题

Robert B.Denhardt(2001)新公共服务的基本理论内涵是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承认责任并不简单;服务,而不是掌舵;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Riccardo Fiorito(2004)等把政府公共服务分为“公共产品”和“价值产品”。政府公共服务包括普通公共服务与公共安全、社会服务、经济服务、未按大类划分的支出等,即可分为基础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质量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创新创业和投资发展。总体上看,越是经济发达区域,公共服务质量越好。

其一,基础公共服务形成的价值“剪刀差”。基础公共服务是通过公共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主要是财政)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从事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等活动都需要的基础性服务,主要包括提供水、电、气、交通、通信、邮电与气象等基础设施。江浙沪的基础公共服务明显优于安徽,供给也更加充足。假设在需求一致的情况下,供给充足,那么,发达区域公民或组织就能够享用到价格更为便宜的基础公共服务,与落后区域形成价值“剪刀差”。

其二,经济公共服务形成的价值“剪刀差”。经济公共服务是政府的经济公共服务职能,主要是通过公共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主要是财政)投入,为公民和企业从事经济发展活动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包括企业注册、政策落实、经济性行政审批、创业孵化器(加速器)、商检、税务服务以及政策性信贷等便利程度。落后区域的经济公共服务水平低于发达区域,也会形成经济公共服务价值“剪刀差”。

其三,社会公共服务形成的价值“剪刀差”。社会公共服务是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主要通过公共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主要是财政)投入,为满足公民的社会发展活动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总体上看,江浙沪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高于安徽,沪宁杭明显高于合肥及其他,上海的大学入学率和医疗服务水平高于江浙皖,从而形成社会公共服务价值“剪刀差”。从公共福利来看,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安徽公共福利水平远低于江浙沪。在环境保护方面,下游(江浙沪)则希望上游(安徽)保证下游水生态优化,却又不愿意承担过多的转移支付。

其四,公共安全服务形成的价值“剪刀差”。公共安全服务是指通过公共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主要是财政)投入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务。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主要是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务。相对来说,江浙沪的警察和消防等服务意识、行为和水平高于安徽,从而也形成公共安全服务“剪刀差”。

4.公共政策水平“剪刀差”难题

公共政策本质是解决社会公共利益(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增进与分配问题,利益分配就涉及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和利益落实。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相关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作用在于规范和指导有关机构、团体或个人的行动,存在形式为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或命令、领导人口头或书面的指示、政府规划等。既包括中央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也包括地方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前者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一刀切”的形式,甚至某种情况下只给政策,不给资金,或者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而发达区域政策资金投放量大,落后地区则难以拿出资金或者配套资金较少,形成了与发达区域明显的政策性资金“剪刀差”。从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来看,由于发达地区政策理念较为超前且有雄厚的政策资金支持,政策实施的人为障碍因素也相对较小,而落后地区政策理念、资金数量和实施中人为障碍都将导致政策水平低下,从而形成政策“剪刀差”,不利于与发达地区竞争。


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商务成本和收益差异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以上诸多剪刀差,最后还是体现在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上,如果发达地区的收益—商务成本≤落后地区的收益—商务成本,那么就是扩散效应;相反,则是极化效应,对落后地区产生虹吸,导致发展差距拉大。一体化发展是拉大差距好,还是缩小差距好?大家当然希望缩小差距,大多数学者也认为会缩小差距,这也是一体化发展的本来目标。

商务成本是指组织内部发生的各种成本费用和组织正常运行必须在组织外部发生并付出的成本费用的总和。干春晖(2003)认为,商务成本分为两部分,即生产要素的成本和获得生产要素以及组织生产的成本(软成本)。刘志彪等(2006)认为,商务成本是指企业在开办期和持续期所产生的各种费用的总和,一般包括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税费以及法律政策体系、市场秩序、政府部门办事效率、地理位置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并将商务成本分为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笔者采用此划分方法,其中交易成本是在交易中发生的间接成本,包括市场的完善性、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政策法规连续性、工作人员职业化水平、社会信用水平等。

假设要素成本为Cf,交易成本为Ct,政策性补贴(或减税)rp,那么,在收益TR为一定的情况下,净收益П=TR-TC(Cf+Ct)+rp。

如果市场是统一的,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同样商品获取的收益是一样的,即TRa=TRb=TR,那么,区域之间的净收益就取决于要素成本Cf,交易成本Ct、政策性补贴(或减税)rp。在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Cfb≥Cfa,Ctb≤Cta,rpb≥rpa;落后地区的成本TCa=Cfa+Cta-rpa,发达区域的成本TCb=Cfb+Ctb-rpb,那么,究竟是发达地区的商务成本低于落后地区的,还是相反,需要由数据来实证。从要素成本来看,劳动力成本正在被市场拉平,土地价格差异与交通有着密切关系,资本市场的收益差距相对较小一点,所以,整体上看,差距的关键在于人才和技术,这又是新经济条件下的重要要素。

如果按照前面分析,落后地区的产品与发达地区的产品有价值“剪刀差”,即TRa≤TRb,那么,情况就会变得更加不利于落后区域。如果TRa≤TRb,TCa≤TCb,那就要看TRb-TRa≤或≥TCb-TCa。

区域的人口集聚缘于两点:一个是就业,一个是生活。前者是商务活动谋求收益,后者是谋求更好的生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因此,在考虑商务成本的时候,还要考虑生活成本。发达区域的生活成本明显高于落后区域,但是,如果两地的个人收益差距≥两地生活成本差距,那么,人口仍然会流向发达地区。


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若干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安徽作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主体,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主角心态,强化学习意识,积极主动作为,深入谋划一体化发展方案,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应问题。安徽要学习江浙沪的发展理念、先进做法、改革经验和创新精神,重点谋划好自己的事情,自强自立,尽快缩小与江浙沪的差距。加快实现长三角一体化,建议从以下6个方面着力。

1.强化“积极性一体化”意识,由中央政府来纠正自由市场的偏误性信号,积极引导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这个新机制从理论上来讲,就是要纠正市场偏误性信号所导致的资源过多向东部地区和大城市集中,造成区域间发展失衡的现象。中央政府纠偏,只能够通过行政性干预的空间布局或政策倾斜来调控。中央政府通过干预空间布局(如国家重点工程、重大投资项目或央企重点工程项目)将项目投向相对落后区域,至于市场化的项目(类似特斯拉汽车项目、迪士尼乐园等落地上海,事实上造成上海城市负荷过大),中央政府也可以引导其投资地选择(如合肥或其他三线城市),从而带动这一区域整体发展;还可以像“雄安新区”建设一样,在合肥与南京之间布局长三角一些功能的疏散区,减轻沪苏锡常宁等城市的压力,也可以强化合肥宁波之间的经济联系;从政策上来看,由国家政策引导比地方出台政策引导,具有更强的治理约束力和激励作用。

2.着手做好“积极性一体化”,协调好江浙沪皖三省一市,尽快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变量自由化以促进一体化,大幅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江浙沪皖三省一市各种行政性壁垒仍然大量存在,需要四地的立法部门和各地政府行政性政策制定部门联手审核各地政策差异和阻碍市场一体化的各种法规、政策和做法,让要素市场、产品市场更加自由化。尽量减少或消除省市之间的行政性障碍,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在公共医疗、教育领域,鼓励发达地区的教育和医疗机构,并购或投资落后区域机构,或者在落后区域设置分支机构,改善落后区域社会公共服务水平。详细梳理基础公共服务项目,特别是一些交通、水利等设施,首先实现一体化。在经济公共服务领域,落后地区要大力改善服务质量,大幅度提高行政效率。

3.加快推进落后地区创新创业,通过技术创新推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通过创业实现新经济主体增量扩张,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以缩小价值“剪刀差”

江浙沪皖的差距集中体现在经济领域,主要集中体现在产业发展上,安徽产业经济发展滞后,导致整体经济发展滞后。一方面表现在创新创业不够,另一方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缓慢。不像宣传媒体所言的安徽具有创新优势,且对创新创业有理解偏误。仅把创新理解为科技创新是不够的,科学是发现,技术是发明,对创新的完整理解应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三部分。企业是创新主体,只有企业的创新才能够推进传统产业升级,能把关注点仅仅放在科研院所或高校。创新本义是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即创业,所以,创业更能够表达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拥有大量的创业者才能够生成新业态、新产业,才会有“独角兽”类企业产生,从而通过增量扩充改变产业结构。

  4.想方设法提高新经济关键要素价值,吸引优质生产要素集聚落后区域,尤其要强化人才和技术要素集聚,为安徽实现创新驱动服务,支撑新经济发展

安徽是出人才的大省,而不是聚集人才的大省。如何聚集人才,需要优质企业平台或者微观组织平台,不是政府出台一个笼统的人才政策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优质企业才是集聚人才的平台,优质企业主要是上市公司,然而安徽上市公司仅有100多家(而浙江有400多家,江苏近400家,上海近300家),不仅数量差距大,质量差距也大,工资水平也低(2018年安徽上市公司平均工资水平只相当于全国上市公司的70%不到),凭什么吸引人才?所以,要大力推进优质公司上市,推进上市公司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要制定以微观主体为落脚点的人才政策并将政策落实到微观主体。技术要素的集聚也是集中在企业,而不是大学和科研院所。新经济的要素在于“人才、知识、技术积累”,具体抓手在于企业创新和社会大众创业。依赖企业平台引入高水平人才(工程技术人才或工程师人才);企业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政府构筑鼓励创业、扶植创业的平台、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互动协调作为才有出路。

5.大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这是落后区域政府部门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也是降低交易成本乃至生活成本的关键问题

无论是我们本地人的现实感受,还是外来投资商的办事经历,不管政府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安徽公共服务水平(包括质量、态度和供给数量)都远低于江浙沪,这是客观事实。没有强有力的手段或办法改善公共服务,都将进一步制约安徽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必须在公共服务供给数量、质量上下大功夫,要大力改善服务。基础公共服务可以通过资金投入来改变,经济公共服务要通过政府相关部门改善服务流程、服务意识和态度来提高水平;社会公共服务需要增加投入,大力引进发达区域社会公共服务机构落地安徽;总体上来说,各种公共服务都与思想观念、管理水平和经济实力有着密切关系,必须在这些方面拿出具体的改善方案。

6.强力推进思想观念转变,彻底推翻压在落后区域人头上的“三座大山”(官本位意识、小农意识和打工意识),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精神

其一是破除制约落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大障碍,就是官本位思想。一些政府部门想方设法设置各种行政性障碍约束了自己发展。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设定更多的“莫名其妙”的新规定(即设租行为),约束经济社会各主体发展,少数部门、有些官员或公务员要被服务对象“三请四邀、左请示右汇报”,以刷“存在感”,这是官本位思想的现实表现。政府官本位思想不清除,民众的“怕官、托官、求官”行为就难以清除,从而扰乱公平竞争秩序,形成恶性循环制约落后地区发展。其二是破除小农意识。这是落后区域较为普遍存在的意识,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宗族思想,眼界不宽。其三是破除打工意识。这是小农意识的派生品,安徽有近千万人口外出务工,如果这千万人口都在本地创业,那安徽经济社会又是怎样的境地?压在安徽人头上的看不见的“三座大山”不推翻,思想观念的制约,会一直压制安徽获得新发展。因此,安徽急需要进行一场深入的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大讨论,实现与江浙沪思想观念的对接,实现思想意识深层次根本性的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