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时间： 2017-01-25信息来源：卢峰　作者：hjr_admin　责编：

　　内容提要：作为东亚与欧洲“中间广大腹地国家”共同谋求发展的宏大规划，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包含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广泛系统的合作内容。“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扩大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传递出做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短板”以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的新思路，体现了开放国策、外交战略、结构调整、促进增长目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现阶段生产能力在常规制造与建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开放宏观经济领域拥有充裕的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资源，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有机会向世人展示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靠得力的合作发展伙伴，中国也将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而获得广泛利益。
　　关键词：对外开放    一带一路    区域经济互补    协同效应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5）07—07—05

　　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主创主推的重大战略举措，“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扩大开放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了更加重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谋发展的目标指向，传递出通过做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这块“短板”以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的政策思路，动态体现了开放国策、外交战略、结构调整、促进增长目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契合了中国扩大开放、睦邻善邻、和平发展等理念目标，是中国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与实施奋发有为外交新方针的具体呈现。就其经济内涵而言，或可从经济外交、全球增长、结构调整等三重视角讨论其战略定位。

一、“一带一路”的经济内涵

    　（一）经济外交新战略

　　“一带一路”通过扩大对沿线国家开放并推进双向广泛务实经济合作，拓宽和改善中国经济开放发展的国际空间与外部环境，为实现和平发展基本方针提供保障，构成新时期中国大国经济外交新战略的重头戏。2015年中国两会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出，2015年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从一个侧面显现出“一带一路”作为经济外交新战略的内涵。

　　一国经济外交战略，一般指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交往合作，扩大加深与相关国家经济一体化联系，从而在提升本国资源配置与运营效率的同时，维护与改善外部经济、政治、安全环境。经济外交在广义经贸合作与外交目标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从而为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外部保障。

　　经济外交一直是新中国经济与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然而其具体内涵则因体制背景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演变。受历史条件制约，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经贸关系一度比较密切，用各种方式为一些亚非拉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与西方国家经济往来最初基本隔绝，后恢复经贸关系但规模仍十分有限，体现当时中国经济外交工作特点与局限。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外交逐步朝内容多样化、对象多元化、机制市场化方向调整转变。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获得阶段性成功，中国经济外交战略调整转变获得阶段性成功，这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后危机时期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相对重要性与影响力快速提升，美国实施“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造成中国周边和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把中国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与奋发有为新外交方针结合起来，把永不称霸合作共赢理念与共谋发展合作行动结合起来，把睦邻安邻的善意与帮邻富邻的义举结合起来，用置信度更高的方式讲述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对于营造与巩固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共建“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规划制定与具体实施，是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最好广告词、最好宣言书与最好人心工程。

　　“一带一路”经济外交战略具有广泛新内涵。首先，从对外开放政策对象拓展与内容提升角度看，“一带一路”从早先主要侧重对发达国家开放，转变为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双重开放并重，并且在大量务实合作领域呈现出对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更为优先的态势，更好地体现邓小平三十多年前提出的“三个方面的开放”全方位开放战略思想。其次，就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内涵演变角度观察，“一带一路”包含“五通”合作重点，将政策、基建、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合作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更为系统与完备的经济外交内容组合与战略架构。再次，针对经济全球化深化与现行国际金融经贸治理结构基本框架不相适应的现实矛盾，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务实要求，通过建立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机构，推动对现行国际金融体制架构的增量改革。

　　（二）全球增长新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格局与中国经贸环境发生转折性变化，集中表现为双重“重心”转移。一方面，随着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相对贡献历史性提升，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加强，中国对外经贸增长重心正在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潜力面临基础设施不足与体制政策局限两方面瓶颈制约，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同时也可为全球可持续增长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全球经济增长重心转变集中表现为“二八易位”。21世纪初，全球GDP增长构成中，发达国家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分别约贡献80%和20%，发达国家中G7与其他发达国家分别贡献61%和19%，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中金砖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别贡献12%与8%。到2010年—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构成中发达国家与新兴及发展中国家贡献率分别转变为19%和81%。发达国家中G7与其他发达国家分别贡献12%和7%，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中的金砖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别为56%和25%，其中中国贡献率约为35%，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贡献率约为六成。

　　从出口与对外工程承包对象国的区域分布观察，中国外部经贸环境也在发生深刻转变。出口增长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中国增长最快、未来发展潜力最大的贸易伙伴。从出口增速看，2013年—2014年中国出口增速回落到7.2%，其中G7降到4.4%，其他发达国家为7.4%，中国以外金砖国家只有6.1%，然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仍有12%，其中东盟最高为16%。其次从中国出口比重看，2000年G7国家、其它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等四类经济体占比分别为48%、35.2%、2.7%、13.9%，2014年分别变化为33.9%、30.8%、6.2%、29.2%，发展中国家份额上升近19个百分点。最后看出口增量贡献比，2000年—2001年G7国家、其他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贡献比分别为46.3%、32.1%、3.1%、18.5%，到2013年—2014年变化为24.3%、22.5%、6.4%、46.8%，发展中国家增量贡献率达到53.2%，绝大部分来自金砖国家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另外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地区分布看，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是最重要区域。2013年中国1370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的区域分布数据显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分别占47%、34.9%、9.7%、6.0%、1.5%、0.9%，亚洲和非洲两大洲占比八成以上。承包工程金额最多的十大国家分别为安哥拉、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印度、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越南、埃塞俄比亚等，也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共占当年中国工程项目总出口额的36%。

　　（三）结构调整新战略

　　过去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谋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收入从1980年代初200多美元的国际极低水平逐步提升到2014年7000多美元的国际中等水平。中国经济未来要实现“双中高”目标，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架构，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引导作用，持续有效推进中国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区域结构的合规律调整。“一带一路”将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与全新的环境，成为未来结构调整新战略的重要内容。

　　随着要素成本与比较优势结构演变，中国产业与经济结构调整必将进一步活跃展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依据各自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也亟需借助资本流动和产能合作推进本国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将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不同行业以及特定行业上下游之间的投资范围，推进投资便利化进程以降低投资壁垒，通过共商共建各类产业园与集聚区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从而为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广阔平台。

　　过去十余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至今已有一万多个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了二万多家境外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华为一家企业，已在16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支持下，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特别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基建原材料等多个行业将从中直接获益。习近平主席2014年11月9日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主旨演讲中指出，“预计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1.25万亿美元。”以中国目前劳均资本量作为参照，1.25万亿美元投资估计能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创造数以千万就业岗位。

　　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随着中国国内工资、地价等不可贸易要素成本上升，将逐步转移到处于较低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同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承接这类劳动密集型行业国际转移获得重要开放发展机遇一样，未来承接这类行业的沿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在外汇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创造、培育各类人力资本、提升经济外向度与国际化等方面获得到利益。当代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化与全球供应链扩展演变的大量经验事实显示，顺应比较优势规律，依托市场机制作用，产业与产业区段的国家动态转移能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为产能转移国与承接国创造大量互利共赢的发展机遇。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要求我国银行与金融机构更大规模地“走出去”，为中国与外国企业提供跨境金融服务。如业内专家指出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要迈得更稳、更扎实，离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走出去’企业在境外的投资、经营活动，需要依赖银行的信用及资金支持作为坚强后盾；当面临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时，亦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避险方案，帮助企业防范和化解风险”。因而需要加快相关政策调整，创造适宜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提升银行和金融机构跨境服务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将给中国边陲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全新机遇，为中国国内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新动力。就“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国内各地开放态势联系而言，将重点涉及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一些省区市。受历史与客观因素限制，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有望实质性改变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优先度与环境条件，推动中国边疆地区经济较快发展与中国区域经济结构朝更为平衡合理的方向演变调整，并为应对与化解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层矛盾产生积极影响。1988年邓小平就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后来中国先后提出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计划和中部崛起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将推动我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进入新的阶段。

二、中国制造与中国建造

　　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开局顺利、成效彰显，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构想把中国大国经济崛起特定阶段的多方面优势变量聚焦到了一点，通过协同效应形成令人震撼的破局造势效果。对此可从两方面看：一是就生产供给能力而言，中国经济现阶段在常规制造与建造方面具有很强优势与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开放宏观经济方面，中国目前拥有最为充裕的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两方面组合条件赋予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

　　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中美两国工业增加值比较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不到美国的三成，然而2010年工业制造规模第一次超过美国，近年已约为美国1.3倍。观察中美日增加值占全球比例，1990年代初中国占比只有5%左右，当时日本该比值最高曾超过20%，美国在20世纪初该比值最高曾接近30%。然而中国上述份额进入21世纪快速提升，2013 年达到23%，同年美国、日本分别为17.2%和7.8%。从中国、G7与其他金砖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G20就业总数比重看，中国占比2013年为56%，G7同一指标值为13.7%，其他金砖国大体约为19%。

　　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制造与就业绝对规模与全球比例持续提升，是在大体开放环境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显示中国现阶段在工业制造可贸易部门具有较强动态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毋庸讳言，中国目前是中等收入国家，美日等国经济大体处于全球产业技术前沿，因而中国工业制造结构与美日比较仍存在不小差距。展望未来，即便在对中国经济前景较为有利的假设条件下，上述差距可能也需要几十年的追赶才能逐步收敛。不过对本文讨论主题而言，中国生产力结构目前某些相对落后的属性恰恰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后进国家大规模开发阶段需求特点契合度较高，构成共建“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条件。

　　观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额的快速增长，可见“中国建造”的比较优势明显。数据显示，“中国建造”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从21世纪初不到100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近1400亿美元。从具体项目看，主要集中在轨道交通、公路、港口、码头、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行业上。承包工程年末在外员工数从21世纪初五万多人上升至近年30多万人。由于“一带一路”设施联通需要强大的基建工程设计与实施建造能力支持，中国这方面阶段性禀赋条件与能力特点对共建“一带一路”同样有重要支持作用。

　　中国在某些领域生产技术能力正在迅速追赶，少数领域如高铁技术整合运用、某些重型机械制造以及大型工程建造领域等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高铁技术突破与大规模运用显著提升了货物与人员在大范围、大规模、高速度的陆地运输效率，使得亚洲大陆内部以及欧亚大陆之间的人员、物资往来变得更为便捷有效，对实现“一带一路”美好愿景将产生重要积极作用。

三、中国储蓄与中国储备

　　开放宏观经济领域方面，中国目前拥有充裕的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资源，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关键的支撑作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具有资金投入密集与投资周期较长的特点，发展中国家通常国内储蓄不足，自行解决基础设施不足短板将面临特殊困难。逻辑上国内储蓄不足可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解决，然而大型基础设施投融资存在特殊风险，市场融资难以大范围奏效。现存各类开发性国际金融机构，试图利用国际机构信誉与能力克服有关困难，长期以来世界银行、亚行等国际开发机构取得过一些成绩，然而仍远不能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谋求发展的现实需要。

　　据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一份专题研究报告估计，“在2010年—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总体需要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大约8万亿美元。此外还要在特定区域内基础设施项目上投资2900亿美元。大体是在11年内每年需要7500亿美元投资”。非洲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面临类似瓶颈约束。据世行一份报告估计，“要满足非洲的基础设施需求，每年需要930亿美元资金——这是现有水平的两倍多。”

　　然而，投融资供给能力显著不足。世行是全球最大的发展融资机构，2013财年为全世界提供基础设施投资只有240亿美元左右。亚行近年总融资额为200—300亿美元，较大部分用于区域内减贫、教育、卫生等民生措施，投资基础设施资金规模更有限。各国政府与有关机构积极努力应对资金瓶颈，如2012年部分东盟国政府与跨国机构建立东南亚基础设施基金，然而其初始运营资金只有4.85亿美元，对于区域内巨大的投资需求而言可谓杯水车薪。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金融危机后及其后续影响极大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私人的和长期的渠道获得的资金，特别是用于基础设施的资金。”

　　由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大量先行投入与融资安排，因而共建“一带一路”主要倡导与协调国家必先拥有充裕国民储蓄与强大资本形成能力。鉴于中国人口结构和发展阶段的特点，中国目前在宏观经济层面呈现高储蓄高投资的特点，最有能力协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缓解储蓄与投资能力不足的瓶颈制约。数据显示，21世纪初中国用市场汇率衡量的国民储蓄总规模只有美国两成左右，2008年第一次超过美国，2013年已约为美国1.6倍。如果考虑美国资本存量规模较大因而资本折旧较多的因素，中国国民净储蓄规模超出美国比例将更大。

　　高储蓄支持中国高投资能力。中美两国资本形成规模比较数据显示，21世纪初中国资本形成规模也只有美国的1/5上下，然而2010年第一次超过美国，2013年约是美国1.37倍。中国有能力在保持国内投资需求较快增长的同时，帮助沿线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作为比较，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大都面临国民储蓄率趋势下降的问题。2013年美国和日本的储蓄率都已降到约18%。依据对美国与日本资本产出比、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等宏观经济指标的估测，两国即便把所有储蓄都变成国内投资，也难以实现资本净投资及资本存量较快增长。储蓄率偏低与固定投资不足，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目前普遍面临的宏观经济约束，没有很多余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投资发展。

　　中国拥有全球单个国家最大规模外汇储备，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至少有两方面的支持作用。一是在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实施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积累风险环境下，大规模储备有助于应对外部金融形势可能动荡带来的冲击，保证“一带一路”实施进程具有最大的稳定性。二是在区域内货币尚未普遍为他国所使用的前提下，美元仍承担国际结算和支付手段。在有关工程项目需要在区域外国家配套采购场合，美元的国际支付流动性更是不可缺少。

　　不过外汇储备作用或许没有一般想象得那么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所需资本品与其他设备材料具有比较系统的配套供应能力，因而对储备资产的终极需求可能比较有限。随着区域内经济发展及其对区域外较高端资本品及其他特殊配套产品总体进口替代能力的提升、区域内国家货币国际使用程度的提升，上述辅助功能的重要性将呈下降趋势。一国外汇储备是国民储蓄的转化形式，对本文讨论问题的重要性而言，中国拥有充裕国民储蓄应是第一位的。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快速追赶，然而受制于汇率改革滞后与高储蓄率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积累了过量的外汇储备。增持外汇储备意味着中国不断把国民储蓄借给供应储备资产的债务国，伴随中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过量债权积累，这个运行模式对危机前的中国及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一定支持作用，然而后危机时代越发显示出不可持续性。共建“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富余储蓄今后将更多地转化为在沿线国家生产性投资及相应债权股权，标志着中国利用国民储蓄方式将逐步发生转折性变化，并对全球范围储蓄跨国配置方式产生显著影响。

四、合作共赢的经济逻辑

　　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规划，其具体战略设计与实施方案必然包含复杂的内容与细节。然而至繁之事必有至简之理。以“为什么是中国”为题，从各国发展诉求与中国独特禀赋条件对接关系分析，“一带一路”自有其简明清晰的经济逻辑。什么是发展？如何谋发展？开放环境对发展有何影响？“一带一路”实践对理解发展经济学上述重大问题将有启示作用。

　　后进国家经济通常有类似的结构特点：如基础设施条件差，资源开发能力弱，体制政策效率低，缺乏熟练工人和各类人才等等。一国经济进入快速成长轨道，根本动力当然要靠自身努力和内因作用，发展意愿与体制政策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符合规律与切实有效的外部合作也能对突破贫困陷阱与进入起飞状态发挥重要助推作用。中国凭借新兴大国经济的组合特点优势，有可能通过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供全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凭借制造与建造方面的出色能力，中国能为经济后进国家提供性价比最高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方案；借助阶段性充裕的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资源，中国能有效帮助沿线共建国家超越储蓄与贸易“双缺口”对起飞发展的制约；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或区段，随着国内要素价格上升，会在市场机制和比较优势规律作用下逐步向国外转移，为沿线承接转移国家提供非农就业、提升人力资本、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合作机遇；中国与有关国家共享改革发展经验，有望为沿线国家体制与政策诱致性改革变迁提供善意有效的推动力。

　　当然，“一带一路”并非仅限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而是亚欧大陆之间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行动。不过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并将继续在这个进程中发挥特殊作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或许有机会向很多发展中国家展示自己将是其最好的发展合作伙伴，中国和平发展伟业也将从中获得广泛助益。

    　作者简介：
　　卢    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