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出口贸易效率及影响因素时间： 2018-12-05信息来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 双月刊)第 20 卷 第 5 期　作者：张艳艳 印梅　责编：sxm

摘 要: 基于 1996—2016 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国家的经验数据， 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 “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效率及影响出口贸易的非效率因素。研究发现: 中国对 “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不断扩大， 出口效率得到提升， 这主要得益于贸易双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和人口规模的增长; 此外， 针对中国对 “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潜力， 对贸易阻力非效率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出口潜力;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出口效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2700 ( 2018) 05 － 0039 － 10

改革开放后， 得益于外贸的高速发展， 中国经济一直维持着较高增速， 尤其是 1980—2016 年， 出口对 GDP 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27% ， 远超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进入 21 世纪以来， 出口日渐成为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通过出口扩大市场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国际市场的需求虽有波折，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稳定且旺盛的。然而，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对全球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中国经济增速也受到威胁， 如何稳定出口成为当前需要关注的重中之重。
    在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 研究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潜力， 以及如何挖掘双边贸易潜力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出口寻找更大的海外市场和贸易伙伴， 这对于探寻中国出口贸易再平衡、开创区域合作新模式、改善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加快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对 “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现状

图 1 和表 1 报告了中国对 “一带一路”64 个国家的出口贸易现状， 通过分析可知:

首先， 从贸易总规模上看，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的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 整体呈上升趋势， 且维持较大顺差。2016 年， 中国全球贸易总额为 37 260 亿美元， 与 “一带一路” 国家的贸易额为9620亿美元， 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25.8% ，同比上升了 0.2% ; 受全球经济低迷影响， 2016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同比下降了 3.5% 。2016 年，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 3 654 亿美元， 占总进口额 23.0% ， 同比分别下降了 3.9% 和 0. 7% ; 对沿线国家出口额为 5 966 亿美元， 占总出口
额的 27. 9% ， 同比分别下降了 3. 3% 和增加了 0. 9% 。自 1998 年以来，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的出口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 2016 年达到最高。

其次，从出口贸易占比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出口震荡阶段(1991—1997年)，此时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很不稳定，进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更多来源于地缘优势及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二是出口持续快速增长阶段(1997—2008年)，主要是受中国入世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刺激，出口贸易总额则从1997年的1829亿美元快速升至2008年的14289亿美元，增长了近8倍，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额从1997年的241亿美元快速升至2008年的3312亿美元，增长了近14倍。三是多元化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201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占比处于停滞状态;2010年之后，中国总进出口贸易整体呈下降趋势，但是对沿线国家出口贸易仍旧呈现上升趋势，这是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推行的出口商品多元化战略和市场多元化战略，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占比持续增长，进口占比则在2011年之后呈现略微下降趋势，双边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再次，从中国双边贸易状态变化对比上来看，整体上中国双边贸易变化趋势与随机事件冲击趋势一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中国进出口贸易大幅下滑，这对于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和难点，如何延续对外贸易优势、扩大海外市场、增加贸易伙伴，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由图1可知，在2013年中国总出口大幅下降的时候，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仍然继续增长。中国总进口和对沿线国家的进口虽然都呈下降趋势，但是对沿线国家的进口下降趋势远低于总进口下降趋势。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及入世后的前几年基本处于贸易平衡状态，之后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对比来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在很长一部分时间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2012年之后逐渐处于顺差地位，且贸易顺差呈现较快增长趋势。这说明随着沿线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增加，能够有效拉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缓解中国出口的压力，同时还能缓解优势产能过剩和国际产业转移等问题。

最后，从国别出口贸易格局来看，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前五名国家出口比例在40%左右，对前十名国家的出口比例高达67%，出口主要集中在中亚国家，这可能与地缘优势以及这些国家处于海上丝绸之路交通要道有关。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国对沿线国家贸易出口比例有所调整，反映了中国丝绸之路贸易的均衡构建，主动调整“一带一路”贸易格局。

二、文献回顾

引力模型是研究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最常用的方法，廷伯根(Tinbergen，1962)将其引入国际贸易领域中［1］。劳赫(Ｒauch，1999)认为该模型逐渐成为唯一能够有效解释贸易模式的标准均衡模型^［2］。盛斌和廖明中(2004)认为贸易引力模型已在国际贸易领域研究中获得了成功，并被广泛应用于测算贸易潜力、分析贸易模式等领域，有效地解释了一些贸易现象^［3］。当前已经有很多学者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双边贸易。例如，高健和邓茂杰(2016)研究了20个与中国双边贸易量大的贸易伙伴，发现空间距离、GDP和人均收入等是影响双边贸易的主要因素^［4］;鲁晓东和赵奇伟(2010)选取164个中国主要贸易伙伴1990—2006年的双边贸易数据，认为中国出口依赖于需求的增加，由于受到较大的人为贸易阻力导致中国的低效率出口，出口仍存在较大潜力值得去挖掘^［5］。

目前，国内很多学者采用引力模型聚焦于“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进行研究。谭秀杰和周茂荣(2015)采用2005—2013年“海上丝绸之路”13个国家的数据，通过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各国之间的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发现贸易效率得到了提升，但出口仍然存在很大潜力^［6］。王瑞和温怀德(2016)对1995—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17国的农产品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的贸易效率逐年提升，且中国自身因素对贸易潜力的影响较大^［7］。而徐钰清和钟建军(2016)、谭秀杰和蒯娣(2016)基于沿线20多个国家的数据，发现贸易效率总体表现为下降态势^［8－9］。王亮和吴浜源(2016)基于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15国的研究样本，发现由于受到基础设施和经济制度环境的影响，贸易关系松散，贸易非效率只有25.87%^［10］。龚新蜀等(2016)发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贸易效率的表现不集中，即不同的贸易领域，贸易竞争与互补差异较大，贸易潜力也不一致，一般来说贸易潜力随核心区、拓展区、重要区依次逐渐递减^［11］。上述研究都证实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存在较大的贸易潜力，但是在贸易效率提升还是下降方面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综上所述，对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研究大都只是选取部分国家，且研究农产品贸易的文献迅速增加［10，12－21］，其中大部分也是基于重要节点国家的研究［11，12，18，20－22］。“一带一路”早已被纳入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框架，但是鲜有文献将其作为整体进行定量研究。阿姆斯特朗(Armstrong，1977)认为面板数据能够缓解贸易阻力问题中的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贸易潜力估计偏差，随着前沿方法的引入，贸易非效率吸收影响双边贸易的其他非客观因素被单独处理且能被估算出来，因此得到了广泛应用^［23］。本文选取“一带一路”64个国家1996—2016年的经验数据，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效率以及影响因素，这对于提高中国出口贸易效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方向和借鉴。

三、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

(一) 理论模型

随机前沿方法［24－25］是将传统随机扰动项划分成随机误差项v和负的无效率项u两个部分，分析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由表3可知，中国的出口贸易与经济规模弹性系数估计值在1%的显著水平上成正相关，即贸易双方人均GDP水平越高，市场消费需求越旺盛，越能刺激生产，潜在的出口市场就越大，越有利于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此外，出口国(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高于进口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说明中国国内人均国民收入对出口的影响高于进口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贸易双方人口规模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人口规模对中国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理距离与中国出口贸易呈显著负相关，作为阻碍贸易的因素，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运输成本的大小，即地理距离越远越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随机前沿模型回归中η显著为正，表明贸易非效率随时间的推移逐年递减，即贸易效率得到了提升。γ反映扰动项中非效率项占总扰动项的比例，分别为0.6444和0.7432，表明选择随机前沿模型是合适的，说明贸易非效率很大程度制约了贸易潜力的实现，深入分析贸易非效率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很有必要。

 

表5结果显示，贸易双方人均收入水平和市场规模的实证结果与上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而出口国人口规模系数显著为负，体现出人口数量对出口贸易影响的不确定性，这可能与中国大国特征有关。中国人口数量越多，本身潜在市场就很大，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将会进一步扩大对产品的需求，可能导致该国国民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提升，减少贸易机会。

1.经贸组织。WTO对贸易非效率起显著的负面作用，即与中国出口贸易呈显著正相关且“一带一路”64个国家中有52个都属于WTO成员，WTO作为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机制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双边贸易的稳定发展，这就要求继续坚持在世贸组织里发挥重要作用;APEC与中国出口呈负相关，在面板随机前沿模型中与中国出口呈正相关但并不显著，说明APEC并不利于中国的短期出口，这大概与APEC的松散性以及性质和宗旨有关，且沿线64个国家只有8个国家属于APEC成员。

2.基础设施。(1)通讯基础设施。移动电话用户数与贸易非效率项呈显著负相关，表明移动电话显著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固定电话用户数与贸易效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可能源于固定电话不便携带，可见通讯基础设施的先进程度对信息的传递速度至关重要。(2)交通基础设施。航空客运量与中国出口贸易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说明港口的建设、航运效率的提升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起到促进作用;铁路公里数与贸易效率正相关但不显著，这可能与沿线国家对铁路维护不足导致对铁路利用率过低有关。整体来看，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降低贸易效率的损失，随着互联互通战略的实施，欧亚铁路、泛亚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将有效降低贸易交通成本，大幅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潜力。

3.政治稳定性。政治民主度与贸易非效率关系有正有负，这与“一带一路”众多国家政治民主形式多样化有关，应在尊重主权基础上与各国开展贸易往来，适度关注各国的政治民主和程度。、

4.经济制度环境。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贸易自由度、货币自由度还是金融自由度都与贸易非效率呈负相关，说明自由度评分越高越有利于中国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贸易自由度反映进口国贸易政策开放和贸易便利化程度，货币自由度反映国家物价稳定状况及各国价格管理效率，金融自由度反映金融管制和市场独立运行水平。这三项指标都显著为正说明贸易的长远顺利发展离不开经济制度环境的改善，而自由的商业环境、开放的贸易政策、合理的价格管制、良好的金融监管体系等经济环境制度的改善，有利于高效的市场机制的形成，以及交易的高效率，从而降低贸易效率的损失。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得到稳健的参数估计，本文采用替换变量和分样本两方面对上述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上述随机前沿模型，估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国贸易的非效率程度，将核心变量人口、人均GDP变量替换为GDP、人口数量变量重新进行回归，无论是基准回归还是随机前沿回归结果均一致，并不影响回归结果。限于文章篇幅，表6只列出随机前沿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的回归结果。在贸易非效率影响因素中，用经济自由度的综合指标代替其他自由度指标，得出的结论也是一致，说明实证结果是稳健的。此外，参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收入组的划分，根据国家发展程度进行分样本检验，回归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①。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现状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整体上呈增长趋势，且出口市场相对比较集中。通过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效率及影响因素，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不断扩大，主要得益于贸易双方人均收入的提升和人口规模的增长，但是贸易非效率因素严重阻碍了双边贸易潜力。通过贸易非效率实证分析得知，世贸组织对中国出口有着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高效的移动电话通讯基础设施和航空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有效促进中国的出口贸易;政治民主度对中国出口的作用要视国家具体情况而定;经济制度环境对中国出口有积极影响［27］。为了激发中国潜在的出口能力，根据上述结论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中国对外贸易依赖双方的经济规模，目前的出口困境主要源于外部冲击，政府可以在短期内出台一些缓解出口压力的政策措施，暂时扶持出口企业，保障中国的出口能力和出口优势地位。从长远来看，做好本国基础工作，大力发展本国经济，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大力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

第二，坚持在国际市场上主动有所为，积极发挥中国政府的领导作用，积极参与丝路基金与亚投行建设。在WTO框架下积极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稳步推行一系列贸易便利化的政策和措施，与“一带一路”国家加强经贸合作和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三，加快投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制度质量，为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潜力夯实基础。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贸易畅通建设，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构建铁路、航空、光缆等交通信息网络，加强移动、互联网等先进的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将中国的产能优势与“一带一路”国家丰富的资源相结合，力争提升产业链跨国整合水平，挖掘和创造新的利益契合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以“一带一路”建设重塑全球价值链，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整体而言，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转移国内的过剩产能、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含义，对中国出口贸易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实践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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