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40位经济学家时间： 2018-08-19信息来源：　作者：　责编：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改革从农村起步，逐步推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成为转型升级的主旋律，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这场影响世界的中国改革进程中，一大批经济学家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开放是实践，经济理论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升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以他们敏锐的洞察能力，在观察中国经济的实践中，成功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及相关学术理论，有力指导了经济发展实践。为纪念改革40周年，笔者结合经济发展的实践、40年的经济生活变迁和自身感受，拟对作出重大理论贡献、并对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部分经济学家作简要盘点。由于改革以来诞生的经济学家比较多，笔者遴选了40位贡献突出的经济学家，故将他们称为“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40位经济学家”。

　　提到农村改革，人们自然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杜润生（1913—2015）。杜润生的贡献主要是创立“家庭联产承包制”理论。2008年的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一百四十八位中国知名经济学者通过投票得出了一个结论：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及麾下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被视为此理论的主要贡献人。这是对杜润生改革贡献的权威认定，自然也可以认定杜润生是影响中国改革的最重要的学术人物之一。作为经济学家和当时高层的重要智囊，他主持起草并推动五个“一号文件”的出台，在实践上不仅使中国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温饱问题，而且为此后的更深层的改革和开放开辟了新的可能。

　　说到对经济改革的影响，笔者认为孙冶方（1908—1983）、薛暮桥（1904—2005）和于光远（1915—2013））都是贡献突出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贯穿了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是这个领域起核心作用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影响最大。因为如果没有对改革前30年的反思，对后来的改革认识可能还会停滞。孙冶方是最早倡导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探索，使他成为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遗憾是由于孙冶方在改革初期即离世，他对改革实践的影响打了一定折扣。不过，以他命名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奥斯卡”，又从一定意义上折射出“孙冶方”的改革影响力不可小觑。薛暮桥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由于这本著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对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于光远对改革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是因为涉及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当然，卓炯（1908—1987）等经济学家也是有理论贡献的。

　　从探索改革初期的实践看，童大林（1918—2010）、蒋一苇（1920—1993）、马洪（1920—2007）、杨培新（1922—2016）、刘国光（1923—）、董辅礽（1927—2004）、杨启先（1927—）、高尚全（1929—）和王梦奎（1938—）都注重改革的总体研究，他们的探索相对比较全面一点，也更注意改革的实践。童大林是最早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探索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时，积极组织、领导拟订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方案，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为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童大林以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勇气，在改革中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奠定了他对改革的影响。蒋一苇自改革初期就一直活跃于改革理论的前沿探索，他的一系列观点，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蒋一苇深入重庆等城市，积极投身于改革的实践，许多建议被采纳并付诸实施，为我国企业改革和管理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马洪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及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在经济改革、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等研究方面有丰富的成果，是在新中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他从中国国情出发，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贡献比较突出。杨培新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十六字改革方针，“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赢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他的承包制理论也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杨承包”由此名声鹊起。同时，他对金融领域的改革影响也相当大。刘国光对国有企业改革、效率与公平、改革方向等领域的研究比较多，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付出的努力最多，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目标模式的形成做出了前瞻性贡献。董辅礽在改革初期率先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提出“政企分开”等观点，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坚持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的结合，发展资本市场等。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是改革实践的积极推动者。杨启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体制建设、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方面，学术成就显著。特别是对国企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等，他都有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作为国企改革的见证人和推动者，杨启先的影响是广泛的。高尚全长期致力经济体制改革及宏观经济的理论、政策方针与方案的研究工作，是我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一。他多次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政策和体制文件的起草工作。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时常游走于海内外各种论坛，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改革鼓与呼。可以说，高尚全一辈子从事改革研究，他对改革影响是深远的。王梦奎先后担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几乎年年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对改革实践的影响看，袁宝华（1916－）、方生（1925—2002）、晓亮（1928—2012）、周叔莲（1929—2018）、厉以宁（1930—）、吴敬琏（1930—）、刘鸿儒（1930—）、张卓元（1933—）、萧灼基（1933—2017）和周小川（1948—）的影响力更显得相对“专”一点（当然也不乏总体上影响），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宝华在担任我国工业主管部门和国民经济综合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时，就力主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并进行试点，总结推广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中国工业经济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力。方生是一直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的改革意识强烈的经济学家，其论著尤其是关于对外开放的问题的精辟论述，频频见诸于报刊，闻名于海内外。他在1991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对外开放和利用资本主义》一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影响大，贡献大，被理论界誉为“方开放”。晓亮长期倡导合作经济，积极主张发展民营经济，有“民营经济之父”之称。他的《寄希望于民营》等著作，都是发展民营经济的一系列创新观点。他在许多重要媒体发表的理论观点，为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周叔莲是影响工业改革的一位经济学家，始终站在理论探索的最前沿，堪称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急先锋”。周叔莲最早提出了中国应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发展战略，从理论上论证了国有企业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自负盈亏，对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建议。他用30多年时间潜心思考和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洞开工业经济理论的天窗，是中国新时期30余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见证者和理论推手之一。厉以宁在改革开放初期即论证倡导我国股份制改革，主持《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他提出的股份制理论成为中国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和国企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撑，这是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贡献。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征程中，“厉股份”的影响是响当当的。吴敬琏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特别是推动市场取向改革，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国有经济调整与国企改革，倡导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都对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刘鸿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金融改革领域。他作为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一个见证者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从封闭、单一化走向开放、多元化道路的一个设计者、参与者和领导者，刘鸿儒为中国金融改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张卓元积极参与中国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研究，是“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较早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应引入竞争机制、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实现从行政定价体制到市场定价体制的过渡等观点，主张价格改革“走小步，不停步”，为改革贡献了若干理论智慧。萧灼基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产权制度、金融证券、涉外经济等研究领域，发表了一系列创新观点，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前瞻性的理论贡献。他是中国较早从事证券市场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鞭辟入里，对股市的真知灼见令众多海内外学者叹服，被誉为“萧股市”。萧灼基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周小川长期在金融领域工作，是最典型的学者型高级官员。无论是学术主张，还是执掌央行，主导与“人民币”相关的各项金融改革，周小川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下面提到的经济学家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他们学历高，海外留学或学术考察带来的视野更宽，对改革的思考都有更深层次的内涵，特别是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他们的理论影响也体现在不同的领域。

　　陈锡文（1950—）一直是中国制定农村改革政策的参与者之一。由于陈锡文在我国农业与农村政策研究及决策领域的杰出贡献，加之长期供职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使得陈锡文在农村、农业经济工作领域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周其仁（1950—）通过一篇篇论文和调查报告、媒体专栏，对中国的电信改革、医疗改革、城镇化、农村土地确权与流转、货币政策与汇率、国企改革等，都有重要建言，是始终通过学术研究推进中国改革进程的经济学家。金碚（1950—）长期从事工业经济研究，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持续出版十多年，产生重大影响。他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述了国企的特殊性质、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主要优缺点和历史使命，提出了“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的代表性理论主张，在政府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李扬（1951—）一直站在金融研究的最前沿，他的《中国金融改革研究》等著作相当有影响。从断言“人民币不可能大幅升值”到“银行不能变成当铺”，李扬以他的专业知识和一腔热情时刻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林毅夫（1952—）主要研究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最有影响的是过渡经济理论。由于他学术成就突出，担任的各种社会职务比较多，从政策到公众，林毅夫的影响力非常高。刘鹤（1952—）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他的许多改革思路付诸实践，对中国经济改革都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魏杰（1952—）、樊纲（1953—）和刘伟（1957—）是享誉国内的的经济学家，他们与钟朋荣构成了“京城四少”。实际上，“京城四少”的雅号可以印证他们对改革的影响。从新世纪以来的学术影响力看，魏杰、樊纲和刘伟的影响继续上升。魏杰在研究中国企业方面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为人们揭示了中国法人治理结构、企业产权制度、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问题的更深、更新的最前沿信息。樊纲则在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方面取得若干学术成就，常有学术亮点引起媒体关注。刘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加上他又担任著名高校的校长，他对经济改革的影响还是强劲的。华生（1953—）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价格双轨制、国资体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动者之一。为了推动中国证券市场改革，他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和整体上市改革思路，在实践中取得成功，使他成为对中国证券市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谢平（1955—）是“中国互联网金融之父”。2012年4月，谢平首次提出“互联网金融”概念，就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此后，互联网金融发展非常迅猛，对企业和百姓生活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客观地看，谢平在互联网金融理论的开创性研究，使中国金融发展走上创新之路，对国际金融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钱颖一（1956—）的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等方面，但他影响最著名的是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钱颖一担任着很多社会职务，加上他的学术影响，他对今后改革的影响还会继续。蔡昉（1956—）长期从事人口问题的研究，在人口经济方面建树颇丰。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人口问题出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蔡昉的学术影响力迅速上升，也将对改革产生一定的影响。郭树清（1956—）在改革初期发表过不少“改革思路”方面文章，整体改革思路清晰。之后他走上从政之路，在实践中继续他的“改革思路”。随着他又回归金融领域，他对金融改革的影响会逐步显现。范恒山（1957—）是新世纪以来对改革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长期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任职，主要组织协调区域经济工作，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精力，为区域发展和改革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张维迎（1959—）在媒体常有改革的新观点，他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对改革的争论产生重要影响。张维迎的拥趸不少，对改革都会产生一定促进作用。李稻葵（1963—）长期关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学术成果丰富。李稻葵对近年来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都有过精彩的言论，是“60后”经济学家中最有影响力的。

　　以上仅从改革实践的角度盘点了影响改革的40位经济学家（难免挂一漏万），其中13位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些经济学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改革政策、改革理论、改革实践等方面，改革能够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他们艰辛探索的理论智慧和改革方案，他们卓越功勋应该给予肯定，也应该给予总结宣传。实践是理论之源。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实践呼唤理论。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投身改革研究，他们在中国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定会留下更加光辉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