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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平衡中国经济的蓝图(1)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尼古拉斯·拉迪 尼古拉斯·博斯特 作者:admin 责编:

    重新均衡伴随着基本经济政策的巨大变化,例如取消残存的物价管制措施和开放封闭的金融系统。它也将造成从偏重过去10年的经济赢家——即制造商和房产开发商——转变为偏重私人消费者和服务部门。虽然更为均衡的经济模式将产生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它也要求中国改革经济政策制定的传统模式。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将必须减少明确的政府管制和干预,对允许市场机制引领越来越大的国民经济部分变得更为自在。虽然存在这些挑战,但经济的重新平衡显然是可行的,而且越快实现越好。

        重新平衡的迫切性

    过去几年来,中国高层领导人一再将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说成是“不协调、不稳定、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这种措辞与10年来的明显成就——经济高速增长和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形成鲜明对比。是什么造成了话语与成就之间的这种悬殊?中国政策制定者的评价是正确的:过去1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基于超高水平的投资和对私人消费的全盘压抑。所导致的资本密集型增长模式没有造成消费和就业的充分增长,反而在国民经济中积聚了严重的畸变。

    这些畸变积聚的时间越长,中国经济将面临急剧而痛苦的矫正的危险性就越大,因为过度投资导致不可持续的资产泡沫和分配不当的巨量资本。为了在未来10年里保持适度的快速增长,中国需要不同的增长模式。因此,中国政策制定者对其经济的阴郁言辞是合理的认识:虽然过去10年的经济增长或许是迅猛的,但它并不是非常健康的。摆脱过去10年的过度发展并使中国经济走上更可持续的增长之路的愿望是经济重新均衡的核心目标。

    经济重新均衡的任务恐怕要求习近平——李克强的新政府投入大量精力和注意力。重新均衡伴随着基本经济政策的巨大变化,例如取消残存的物价管制措施和开放封闭的金融系统。它也将造成从偏重过去10年的经济赢家——即制造商和房产开发商——转变为偏重私人消费者和服务部门。虽然更为均衡的经济模式将产生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它也要求中国改革经济政策制定的传统模式。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将必须减少明确的政府管制和干预,对允许市场机制引领越来越大的国民经济部分变得更为自在。虽然存在这些挑战,但经济的重新平衡显然是可行的,而且越快实现越好。

    重新平衡的政策

    重新平衡像中国经济那么大的经济体需要漫长而复杂的努力。幸运的是,政策处方相对明确。中国经济的失衡是其经济中3个最基本的价格(利率、汇率和能源价格)脱离现实状况所致。欠发达的社会安全网络和高程度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了这些失衡。重新平衡的政策应该注重在更大程度上让市场决定这些关键的价格,而中国政府应该增加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致力于更平等地分配收入。这些政策建议大部分并不是新的,在我们先前的论著中得到了深刻的分析。不过,中国经济的性质演变导致各种改革政策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化。具体而言,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减少和相应的外汇市场干预力度的缩小降低了汇率改革相对利率改革的重要性。此外,新近披露的中国收入高度不平等的情况导致我们明确讨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重新均衡的关系。

    利率反映了资本的成本,而在中国它被人为地压在低水平上将近10年。中国人民银行设定储蓄和贷款利率的基准。作为使人民币价值低估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央行在过去10年里把利率固定在非常低的水平上。如果国内利率进一步自由化,该央行维持价值显著低估的汇率所招致的成本会急剧上升。当该央行在外汇市场中实施干预、用国内货币大量购入外汇时,它增加了国内的货币供给。

    鉴于该央行在2004年到2011年间干预外汇市场的规模史无前例,而该央行没有采取抵消性的货币行动,国内物价上涨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个问题,该央行通过提高各银行必须存在该央行的消费者资金的比例 (所谓的法定准备金率)以及在较小程度上通过要求各银行购买央行票据来冻结大部分的货币供给。虽然该央行对法定准备金和央行票据都支付利息,但它设定的这些利率远远低于市场利率,因此,那是对各银行征收的隐性税。为了使各银行能够盈利并且避免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不良贷款危机再现,中国人民银行设定了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实际上给各银行有保证的息差利润。这种政策把冲销的成本完全转嫁给中国老百姓,自2003年以来他们面对的实际存款利率平均为负数。

    压低利率的另一个动机是中国政府希望阻止更多的热钱涌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利率正差会鼓励更大的投机性资本流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已经刺激了它们。中国政府害怕动摇泰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并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国资本流入再现。

    市场决定的利率会导致存款利率上升,而各银行必须以贷款利率的形式将资金的部分成本转嫁给借款人,平均而言,实际的贷款利率会高于近年来的贷款利率。这会缩小资本回报率与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息差,从而有可能降低中国异常高的投资率,因此有助于实现政策制定者降低中国对投资作为经济增长源泉之一的依赖度的目标。

    更高的储蓄利率也会通过3条截然不同的渠道促进消费。首先,更高的储蓄利率直接转化为家庭的更多收入。其次,更高的储蓄利率可能降低储蓄率。这种效果违反直觉,原因在于降低储户能够得到的回报的金融抑制严重(Lardy2008)。因为中国的家庭是作为目标的储户,他们寻求将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应急和开支,所以更低的储蓄利率实际上造成家庭以更高比率储蓄(Nabar2011)。最后,更高的贷款利率导致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发展减少,导致更大的就业创造和更高的家庭收入,最终是更高水平的家庭消费(图1)。

    中国在利率自由化上的进展显得缓慢而不平衡。银行贷款利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自由化,而存款利率依然由中国人民银行严格控制。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将导致更高的贷款利率,因为银行把提高的资本成本转嫁给借款人。有人担心提高利率可能伤害中国的企业部门,它目前的负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因此,存款利率应该在数年里逐步放开,从中长期存款开始,然后是活期存款,让企业和银行都有时间适应利率由市场决定的环境。目前,许多快速成长的私营企业被迫通过非正规渠道借钱,因为银行不愿意向它们发放信贷。利率自由化实际上可能降低这些企业的借贷成本,因为银行向它们贷款的动机会增强。但提高利率有可能迫使效率较低的企业倒闭。只要以逐渐和有控制的方式进行利率自由化,破产率的上升实际上会是健康的。银行目前背负大量特殊关注贷款(specialmentionloans),这些贷款往往尚未被拖欠,因为银行被迫提供新的融资。减少这些负担沉重的贷款是银行向储户按更高的、市场决定的利率支付利息并且不会破产的必要步骤之一。

    日本是通过缩小资本回报率与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距实现重新平衡的先例。日本银行的福本智之和武藤一郎确定减少金融畸变是日本经济重新平衡背后的主要因素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前,日本设定的银行贷款利率明显低于资本回报率。在20世纪70年代里,各种因素缩小了资本回报率与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其范围从城市化减速到货币政策的收紧。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改革造成贷款利率更加符合市场基本面。缩小资本回报率与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距降低了企业保持高水平的投资的动机,日本经济因此以更均衡的方式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的大部分时间和80年代里依然强劲。如果造成资本定价过低的金融畸变得以减轻,中国可能取得类似的成果。

(编译者: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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