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热点综述时间： 2017-09-06信息来源：闫程莉 张长 任俊 作者：qgy_admin 责编：
［摘要］本文对2015年CSSCI中最具有代表性的30种经济类核心期刊和《区域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区域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论文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归纳出2015年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七个热点问题：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区域创新、区域产业转移与分工合作、区域资源与生态环境以及区域政策及评估，并依次对各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整理和述评：区域经济发展重点研究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特征、差异以及动力因素；区域发展战略以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两大战略为主进行研究；新型城镇化的动力、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市新城（区）是城镇化的主要研究内容；区域创新以影响因素和存在问题为主要研究点；产业转移重点分析了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特征和趋势，产业分工合作以都市圈新型产业分工展开研究；区域资源与环境问题重点分析了环境问题；区域政策主要介绍了我国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构建了新的指标评估体系。总体看来，2015年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更注重对未来区域发展问题的探索。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研究热点；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5609（2016）04-0018-10
为了对2015 年国内区域经济的研究有更清晰的认识，本文从CSSCI 中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30 种经济类核心期刊①和《区域经济评论》，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概括出2015 年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七个热点问题：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区域创新、区域产业转移与分工合作、区域资源与环境问题、区域政策及评估。与历年相比，2015 年区域经济发展注重对经济增长趋势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并探索了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区域发展新战略是学术界关注的新热点问题，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重点阐述了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战略；新型城镇化再次解读了城镇化的理论内涵，城镇化不仅有一个“量”的问题，更是一个“质”的问题，并深入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随着城市的扩张，新城（区）的发展成为新的热点问题；区域创新开始关注创新的区域特征、影响因素以及面临的问题；区域产业转移要以分阶段、分地区、分产业的思路转移，而产业分工主要研究了都市圈内以产业链为主要形式的新型产业分工形式；区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研究中，环境治理依旧是研究的重点；区域政策的主要关注点为我国区域政策面临的问题和新的区域政策评估以及评估体系的构建。
一、区域经济发展
（一）区域经济增长的特征
中国经济呈非稳态增长的典型事实（章上峰、许冰，2015）。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方面来看，1949—2002 年整体表现为加速增长阶段性，2003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过程向中西部区域转移，发达和沿海省区的增长趋于稳态。中国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需要在跨越临界点前至少10 年保持相对稳定增长（李静、楠玉等，2015）。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来看，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虚假耦合”状态演变为新常态阶段的高发展度下失调状态，主要症结在于经济结构失衡，必须全面纠正各层次的结构偏差（王薇、任保平，2015）
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着阶段性和区域性，因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文宇源、于俊雅（2015）基于Barro 和Sala-I-Martin 方法研究表明，中国省域和城市的经济增长不存在绝对β 趋同，而是存在增长趋异。但在控制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开放化等变量条件下，却表现为条件β 趋同。张伟丽（2015）利用马尔科夫链、空间马尔科夫链及时空加权马尔科夫链等方法研究，发现中国地级市经济增长存在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及高水平等四个俱乐部趋同。还有研究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既存在条件收敛，也存在绝对收敛，而且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趋势比以前明显（杨朝峰、赵志耕等，2015）。
（二）区域经济差异
缩小地区差异仍然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问题，2010 年我国总体基尼系数为0.476 4，城镇基尼系数为0.468，农村基尼系数为0.370 3（孙晓一、徐勇、刘艳华，2015）。地区间和地区内的发展差距阻碍了区域协调发展。
资源环境、历史基础、人文要素、区域政策以及空间近邻效应、省际边缘区位等因素形成了省际边缘县域与省区核心区域的经济差距（张学波、杨成凤、宋金平等，2015）。从东西方向来看，中国经济重心迁移呈半均衡化趋势的影响因素包括政府消费重心、Ｒ＆D 资本存量重心、从业人员重心和物质资本存量重心的经度变动；从南北方向来看，影响因素包括从业人员重心、人力资本重心和财政支出重心的纬度变动（陈宇峰、朱荣军，2015）。从我国四大区域差距来看，西部地区贫富僵化，东北地区富人收入地位固化。从制度和体制上推进“提低、扩中、控高”确实已刻不容缓（臧微、白雪梅，2015）。但从动态角度来看，我国区域不平衡则主要体现在南北方向上。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兼顾效率与平衡，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改革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丁建福、王绍光、萧今，2015）；实现空间一体化的过程中要正视空间异质性（徐建斌、占强、刘春浩等，2015）；加强区内经济协同，降低省内贸易成本，扩大本地市场规模（安虎森、张古，2015）；积极引进高新技术；重视培育落后地区自身发展潜力，深化落后地区市场化改革，缩小地区差距（欧阳金琼、马林静、王雅鹏，2015）。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从全国来看，我国不同发展阶段促进区域发展战略演变动因存在差别。巩固国防、开发资源、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和促进内陆地区文化发展是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实施的驱动力；国家财政经济实力、治国理念、科技创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对比和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是优先发展阶段的驱动力；协调发展阶段则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环境治理、协调地方政府利益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谢里、吴诗丽等，2015）。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重化工业时代的要素扩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动力主要在于通过提高要素质量和促进要素优化配置提高生产率，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投资和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将难以维持在较高水平，今后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在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赵昌文、许召元等，2015）。余泳泽（2015）基于中国1978—2012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本、劳动力和TFP 三驾马车平衡拉动，形成了现阶段的资本投入与TFP 反向角力态势；谷亚光、谷牧青（2015）则认为经济结构失衡所引发的潜在总供给弱化是经济增速下降的根源，因此供给侧的机制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从分区域看，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仍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支出和劳动力则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在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还应充分挖掘旧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才能保证新旧动力的正常切换（杨子荣、代军勋等，2015）。
尽管不同学者研究地区和研究角度不同，但均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进行研究论证。新常态下，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把发展重点放在创新上，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释放新的需求，创造新的供给，加快实现经济发展动力转换。
二、区域发展战略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区域格局的总体态势将是东西两翼带动中部崛起，从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安树伟，2015），为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振兴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增添了新的动力（赵天睿、孙成伍，2015）。在战略实施中，应通过国内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国家价值链和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使中国经济深度参与国际经济，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张良悦、刘东，2015）。“十三五”时期区域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是“四大区域+ 经济支撑带+ 陆海统筹”（王业强、魏后凯，2015；杨荫凯，2015）。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伴随“三个支撑带”战略的深入实施，应综合考虑“新”“老”区域发展战略的融合对接，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增长带，按照类型区的标准加快完善创新区域政策体系（杨荫凯，2015）。2015 年国内区域发展战略主要围绕长江经济带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展研究。
（一）长江经济带建设
在“新常态”背景下，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正当其时。在区域协作方面，各省份应进行科学产业定位，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建立经济合作机制；在发展路径方面，应从城乡一体、创新驱动、现代物流、流域开发等方面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在探索创新方面，各省份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政策，实现差异化路径；在发展驱动方面，国家层面应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为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李春艳、文传浩，2015）。在合作治理中，长三角地区政府角色将会实现从管理者向引导者的转变（巩丽娟，2015）；长江经济带三大次区域（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合作需从动力机制、协调机制、分配机制和补偿机制四方面来完善（郝寿义、陈栋，2015）。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规模等级体系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中心—外围”的格局显著，三地之间彼此的经济联系不强，内部差异显著，配套不协同、城市群利益分配冲突、行政体制的制度性障碍等问题阻碍了协同发展（王振坡、翟婧彤、张颖等，2015；汪彬、陈耀，2015）。对于资源要素禀赋的差异，未来应明确三地定位与分工，制定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空间结构演化、区域辐射能力提升等实施路径，特别重视京津冀三地增量利益共享机制、环境保护和治理以及新兴产业培育等（孙虎、乔标，2015；王建廷、黄莉，2015）；而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要以协同发展为契机，从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区域府际协同治理两大路径入手（王喆、周凌一，2015），财税金融创新是有效推进京津冀地区节能环保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朱逸文，2015）；财力分配方面，整个京津冀区域内，通过横向财政平衡，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高雪莲，2015）
三、新型城镇化
城市化不仅有一个“量”的问题，更是一个“质”的问题。2015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9.9%，因而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既要注重量的提升，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使更多人口融入城镇。健康的城市化至少包括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就业吸引能力，二是城乡人口替代，三是生活方式转型（陈彦光，2015）。推动城镇化发展既是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转型的过程，更是社会和空间的转型过程（王月英、闫文静等，2015）。尽管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杨钧，2015），但对于发达地区更重要的是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应倾向于城镇化的数量（金兰、张秀娥，2015）。
（一）新型城镇化的动力
人居环境支撑条件（湛东升、张文忠等，2015）、地方财政支出、教育水平（于燕，2015）、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满向昱、汪川、何莹，2015）以及第三产业（李华、伍芸玉，2015）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然而我国土地价格所呈现的双重扭曲（李志翠、徐波、卞亚斌，2015）、过高的国有产值比重（刘瑞明、石磊，2015）、收入差距的扩大（孙久文、周玉龙，2015）、传统的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邵光学，2015）以及低碳发展转型过程中分权体制刚性、激励机制扭曲和代理机制失灵等内生性约束的阻碍（蒋长流、韩春虹，2015），均严重影响了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以经济为导向的生产要素的城镇化而非以人为本的伪城镇化特征（张秀利、祝志勇，2015）。
现阶段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与综合国力不相匹配，属于“滞后型城镇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国家“十三五”规划》等旨在突破户籍制度的阻碍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然而目前针对农民工落户放开的城市是否是农业转移人口的理想城市，这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研究，要充分考虑人口流动的方向与户籍制度流入地的匹配性。
（二）城乡收入差距
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较多，生产要素的集聚、城乡居民产权的完整性和机会不平等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薛宝贵、何炼成，2015；刘波、王修华、彭建刚，2015）。城乡收入差距不完全遵循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在空间上存在集聚性，提升农民消费水平，迫切需要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王小华、温涛，2015）。合理安排农村劳动力转移、优化城镇化和金融发展、提升政府行为，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尚晓贺，2015）。还要进一步完善教育资助政策，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创造平等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减缓收入差距代际传递趋势（徐晓红，2015）。
（三）城市新城（区）的发展
新城（区）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提供了解决既有城市问题较为可行的方案，比如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产业疏导、居住、旧城改造与保护、发展空间的限制等问题。但是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城中村”和“产城分离”等现象。为此，空间治理上宜采取分类改造的模式，尽可能基于村落原有的空间框架进行治理，约束城市增长方向，并通过人口、经济的逐级疏散来构建新型的城乡关系（杨卡，2015）。积极促进新老战略的衔接融合，逐步建立以类型区为导向的区域政策体系，加快健全保障区域发展战略实施的体制机制（杨荫凯，2015）。对于产业园区而言，要加强园区内部空间治理，推进园区产城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园区的功能增长极向城市空间增长极转换（钟顺昌、王德起，2015）。未来的新城新区建设应当以质量为先，注重集约化发展。
四、区域创新
目前学者对区域创新空间特征的研究范围还限于沿海发达地区，在这些区域内区域创新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如2013 年浙江省区域创新中心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周边少，中心多”的态势，空间点分布呈现凝聚特征，空间核分布存在明显不均衡现象（丛海彬、蒋天颖等，2015）；2007—2013 年，浙江省县域的企业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涌现了持续的空间集聚态势且集聚的强度表现出略微右偏的倒“V”变化特征，但其总体的集聚水平还相对较弱；企业创新整体展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特征，在东西方向上稳定地形成“两头低，中间高”倒U 型的空间结构（徐维祥、齐昕等2015）；从时间来看，长三角城市科技创新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融合度不断提升，但是仍然处于融合度较低的关系失调阶段；从空间来看，长三角各城市的科技创新与高等教育高融合度阶段没有城市分布，大部分城市尚处于融合度差的阶段，不断提升这些城市的科教融合水平对于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李恒、杜德斌等，2015）。
（一）区域创新的影响因素
在协同创新过程中，政府科技资助、企业与高校的联结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的联结对区域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金融机构资助则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区域间创新要素的动态流动有利于知识的空间溢出，从而促进了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白俊红、蒋伏心，2015）。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研发资本溢出对我国的激进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在国有经济比重较为显著的省份，研发资本溢出带来的创新能力提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邱喆成，2015）。此外，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之间相互牵制成为制约中国创新的共同因素（赵增耀、章小波等，2015）。
（二）区域创新面临的问题
中国区域创新活动的内部结构呈现出“轻基础研究、重实践应用研究”的现象。区域研发活动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和价值链外溢效应。应用研究资本投入与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本投入形成了良好的“协同效应”，而试验发展资本投入对基础研究资本投入具有一定的“挤占效应”（余泳泽，2015）。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地区创新效率差距较大，经济带整体生产率略有下降，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下降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瓶颈因素（赵文平、徐劲松，2015）。资源型地区创新驱动转化面临着思想领域内对于驱动力转化的认识不统一，物质条件上缺乏实现创新驱动的科技能力支撑，体制机制上政策支撑体系尚待完善，人才保障上缺少强有力的支持等问题（陈彪，2015）。“十三五”要不断优化完善区域内、区域间的创新组织体系，加强基础研究，充分发挥区域创新在区域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五、区域产业转移与分工合作
（一）区域产业转移
区域产业转移既是促进地区间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现阶段我国的产业转移趋势为：第一产业的重心相较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而言明显偏向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有进一步向西部地区迁移的趋势；第二产业演变规律大致与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路径相拟合，即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迁移；而第三产业的重心则加速向东部沿海地区推进，当前有向北迁移的明显趋势（胡伟、张玉杰，2015）。从产业转移层级来看，有由低端化向高端化转移的倾向，逐渐呈现出产业链式、集群式投资特征，即实施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与核心企业整体式转移的特征（赵文丁、祁文辉，2015）。
按照产业承接对国内市场的敏感性进行划分，中、西部地区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对国内市场的需求更具敏感性，因而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时，应当充分考虑产业对国内市场的需求敏感性（谢姗，2015）。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时，应当从中、西部地区的现实出发，因地制宜地对承接产业进行合理布局。积极稳妥地推进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设工作，有效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从而以点带面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胡伟、张玉杰，2015）。承接产业转移应当坚持分阶段、分区域、分产业的产业承接思路，地方政府切实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硬环境”与“软环境”（谢姗，2015）。
（二）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
区域产业分工是促进区域合作的重要动力，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新型产业分工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在区域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深入研究新型产业的分工体系，对于缓解大城市病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合理的产业分工对于实现规模经济和建立具有全国地域分工意义的产业体系均具有重要价值。环渤海地区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发展的地域分工特征，东部沿海地区为制造业—服务业主导，西部地区为农林牧渔业主导，中部地区为采矿业和矿业—制造业混合带（赵东霞、韩增林、王利等，2015）。新型产业分工是继部门分工、产品分工之后出现的一种以产业链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分工形式。新型产业分工在京津冀都市圈内部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层次，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功能专业化水平也相对较高，而且在地域临近、经济联系紧密的区域，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型产业分工趋势日益明显。其次，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阶段性政策对地区功能专业化的变化趋势产生明显的影响。在国家鼓励产业发展规模化、集聚化时期，地区功能专业化提升加快，而在政府政策倡导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和转型升级的战略下，地区功能专业化则出现放缓或减速趋势（李靖，2015）。
六、区域资源与环境
（一）能源利用与经济发展
袁程炜、张得（2015）以四川省样本数据为例，发现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大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建议通过配额管理、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措施提高能源消费效益。从全国来看，中国各省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均处在勉强协调状态以上，个别省份达到优质协调状态。2002—2012 年，各省份协调程度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同时各省份之间横向差异较大，各地区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结构转型和提高发展效率压力（陈黎明、王颖、田建芳，2015）。鉴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U 型关系，政府应区别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实行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力求在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的同时，最大化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臧传琴、张菡，2015）。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能够改善生产率分散状态，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环境的良性循环（王杰、孙学敏，2015）。
（二）环境污染与治理
我国区域污染排放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中、东部为主的区域内差异，西部区域内差异也正迅速拉大。为提高减排有效性，政府应依据不同区域的收入特征采取差异化的分区治理政策（齐红倩、王志涛，2015）。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强化节能减排技术与管制，挖掘节能减排潜力，实施区域差异化的节能减排政策促进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实现环境和绿色经济的共赢（王兵、刘光天，2015）。官员政绩诉求对环境污染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推进地区市场化进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降低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程度，对于遏制政绩诉求对地区环境质量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于文超、高楠、查建平，2015）。
资源型城市的环境问题也是制约我国城市体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治理中普遍存在政府责任划分不清，环境外部性难以解决，公众参与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政府有必要承担主要责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将企业生态环境治理成本内部化，通过法律的方式在横向上合理地划分地方政府、市场、企业各自所应该承担的环境责任，在纵向上合理配置各层级政府环境责任，加强地方政府环境责任落实的法治保障，推进资源型城市的生态转型（王浩，2015）。
七、区域政策及评估
区域经济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关于一定空间区域内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以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乃至社会和谐稳定的公共性规则，区域经济政策体系则是这些若干规则或系列规则的集合（马先标、杨雪峰，2015）。目前，我国区域规划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着区域规划政策碎片化、普惠化、非动力化等问题，未来的区域规划要联系国家总体规划（丁任重、陈姝兴，2015）。因此，区域发展“四大板块”战略应转向缩小政策单元、强化战略针对性；主体功能区战略应从理念创新阶段步入深入实施阶段；城镇化应从集中、单一的发展模式转入多样化全面发展和创新发展阶段；扶贫开发的工作重点和指导思想应从扶持绝对贫困转向扶持相对贫困（樊杰、郭锐，2015）。
此外，在区域规划实施的适当时期，评估规划实施效果，是推动区域规划预期目标最终得以实现的必要步骤。刘瑞明、赵仁杰（2015）运用PSM-DID方法对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价，发现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存在着“政策陷阱”，西部大开发并未有效推动西部地区GDP 及其人均GDP 的快速增长。马娜、刘士林（2015）从区域规划的特点、性质和目标出发，构建了包含经济、社会、环境等3级共58个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并提出要尽快收集和补充以区域规划和区域发展为核心的基础信息数据库，为历史信息的还原和追溯、当前信息的处理和分析、未来趋势的预测和判断等提供基本的数据支持，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八、结语
概括起来，2015年学术界更关注对未来区域发展问题的探索，区域经济发展在总结规律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动力和路径选择，经济新常态下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区域发展战略以推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为主要研究内容，未来可以深入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判别标准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机制等；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内涵更加丰富，城市新城新区作为城市重要的拓展区受到学者的关注与重视，未来要积极探索新城新（区）的建设路径；我国区域创新仍然面临一系列问题，在探讨规律的基础上，针对问题继续完善区域创新组织体系；
区域产业转移与分工合作在探讨区域产业转移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都市圈内新型产业分工合作现象，未来区域间的产业发展应以功能分工为主的合作形态存在；资源与环境问题研究则重点探讨了环境污染与治理问题；区域政策研究对政策的评估比较关注，这将促进区域政策更好地发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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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70
［责任编辑：蒋椆媛］ ［英文编辑：刘健］［责任校对：宛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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