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雷:当前我国宏观背景下西部经济发展的判断和把握时间： 2018-12-12信息来源：中国发展网 2018-11-29 作者：刘以雷 责编：qgy
中国投资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以雷在11月28日召开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新时期城投创新发展2018年会及专题研讨会上发表演讲，他指出，我们既不能放任各种不平衡发展，对不断拉大的不合理差距熟视无睹，也不能抽肥补瘦，搞“平均主义”、“一刀切主义”，在思考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动能如何重塑的同时，更要关注西部发展的根本问题，给予西部地区经济更多发展空间和支持，为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与保障。
刘以雷发表演讲
刘以雷重点讲了我国西部发展和改革问题。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都是处在大动荡、大洗牌，大重组时期，大国间合纵横联横。以中美贸易战为由头的两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科技等领域角力一刻也没有停，大家部寄希望这次G20，中美两国元首能达成共识，签订协议，解决这场贸易战。但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和前副国务卿左利克都在新加坡一个论坛上告诉中国人，中美两国再也回不到从前的关系了！所以说当前经济发展的环境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并不宽松，均面临着一系列机遇与挑战。中美贸易战究竟走向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中美贸易战将不可避免的成为长期扰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面对经济发展我们感受到了困境，更要关心对问题，应对中美贸易战我们最根本要做的是先解决好自己的事。面对“内忧外患”，解决好东中西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和长期向好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和化解的矛盾。
刘以雷指出，党的十九大和年初中央政治局会议都讲我国进入转变发展方式的缓冲期、优化经济结构调整期、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过“三关”。当前这个中枢转换时期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的命题。经济增长放缓已成趋势和事实，当东部地区经济出现低增长苗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迸发出强劲势头之时，我们应该理性应对变化，从区域发展来看，中国西部地区发展韧劲强、潜力大、后劲足，是中国经济强有力的大后方和回旋空间。因此，我们既不能放任各种不平衡发展，对不断拉大的不合理差距熟视无睹，也不能抽肥补瘦，搞“平均主义”、“一刀切主义”，在思考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动能如何重塑的同时，更要关注西部发展的根本问题，给予西部地区经济更多发展空间和支持，为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与保障。
一、看清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1.87万亿元，GDP增速达到6.8%，连续12个季度稳定运行在6.7%－6.9%的中高速区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达到297,316亿元，同比增长6%，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6个百分点，比2017年全年回落1.2个百分点。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10月1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5%，这个数字跌破了此前GDP增速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6.7%－6.9%的箱底，成为自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前三季度中，全国固定资产投资483442亿元，同比增长5.4%，增速低于GDP的增速，较上半年放缓0.6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9.9%，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是基建投资增长只有3.3%，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5.9%，基建投资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我国整体经济下滑产生重要影响。
西部地区来看，上半年西部地区GDP增速7.4%，高于全国增速0.6个百分点。特别是西南地区继续保持了较高增速。贵州、西藏、云南的增速在全国排名前三，其中贵州是全国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省份，增长10%。但西部地区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明显，投资同比增长3.4%，增速低于全国水平2.6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回落7.3个百分点。然而西部地区投资增速远落后全国的趋势在第三季度并没有实现好转。
新疆作为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和战略资源的重要基地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新疆两个行政主体，兵团上半年生产总值增长速度4.1%,自治区增长速度5.6%。上半年兵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43.7%，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48.9%。第三季度两个行政主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是负增长。
以上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整体上看国际经济整体正处于低迷状态；全局上看我国经济增长基数已经取得较大进步；长远上看我们目前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整体、全局、长远考虑，面对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改革压力双重交汇的经济现实这一年来我们也做出了适时调整：从今年年初确定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到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做出从“稳中向好”到“稳中有变”的研判，并提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个方面工作任务，再到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延续“稳中有变”的经济形势判断，并强调“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对“风险”的态度由“防范”转为“应对”。
2018年上半年度各地经济增长整体稳健，呈现一定下行压力，第三季度则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东、中、西部各地区经济增速较去年同期均有所下降，所以，作为泛欧亚大陆的核心区域的西部地区，继续巩固和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动能实现置换，实现区域经济动态均衡，支撑我国经济稳增长，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不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必须正确认识西部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各种复杂因素长期以来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待这一现象要从客观的、历史的、辩证的角度去认识。对于我国东部来说消费量在增加、质在提高，精神与文化消费日益普遍化、常态化，当前东部发展重于在完善以交通运输体系为代表的综合保障能力体系，同时完善如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生产、生活服务业等现代产业体系。而对于西部来说，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仍有待解决，解决吃饭与就业问题、发展社会事业、发展特色与优势产业、扩大公共消费范围，提高公共消费水平，乃是西部面临的现实问题。
西部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作为我国发展巨大战略回旋余地，要发挥为全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拓展空间，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提供有力支撑的作用，必须按照向高质量方向发展，首先解决制约因素，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
基础实施建设仍然落后。基础设施落后一度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瓶颈”，虽然近年来西部基础设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基础设施发展依旧不平衡，西部明显落后于东部、中部，中小城市明显落后于大城市，农村明显落后于城镇。目前贵州、陕西每千平方公里的高速公路里程仅相当于山东的57%和69%。
贫困问题依然很突出。到2017年，我国西部地区1634万贫困人口占全国比重高达53．6％；贫困发生率为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全国农村贫困人口200万以上的省份有7个，5个在西部地区；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中涉及西部的有12个，中央重点支持的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全部在西部。西部地区贫穷面积大、人口多、程度深问题尤为突出，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纵横化发展，越往后西部脱贫难度越大，西部地区实现脱贫和防止贫困复发与反弹的任务十分艰巨。
创新发展动能还不强。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人力资源开发水平较低，人口增长速度快，受教育程度低、受高等教育人口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加之缺乏地域竞争优势，人才流失严重导致产学研一体化程度低、科技创新机制体制薄弱，科技创新资源匮乏。
公共服务还仍旧不足。随着“放管服”政府改革步伐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农村教师、幼儿园供给依旧不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教育和养老问题仍然堪忧；信息化服务落后、农村信息化通道仍然有待畅通。
环境污染还依旧严峻。西部地区森林、草地、湿地等主要生态系统较脆弱，且西部地区身居内陆、地形复杂、干旱缺水，土地生态环境尤为脆弱、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制约因素更多。西部地区突发性地质灾害严重，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频发，占全国的70%以上，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影响经济发展。
以上为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短板，也是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而新疆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的特殊性，不仅有全国普遍性问题，还存在着以下几点特殊性问题：
一是巩固经济发展良好态势难度更大。我国处于“三期叠加”特殊阶段，投资下滑尚未见底，稳增长压力较大，在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正倍数级加速向处于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低端的新疆传导，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新疆传统资源优势趋于弱化，而全要素优势基础薄弱、短期难以形成优势，经济发展动力接续不足，面临着更大失速风险。
二是履行维护稳定任务十分艰巨。新疆的“三期叠加”——暴力恐怖活跃期、反分裂斗争激烈期、干预治疗阵痛期阶段仍将持续，反分裂反恐怖斗争尖锐复杂，地缘政治因素复杂多变，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大，输入性风险因素可能增多，信息、人员流动交融性增强，加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强，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相互交织，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同步增强，不仅对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明显负面影响，提高了招商引资落地的成本。
三是资源环境硬约束不断加大。新疆投资拉动型、粗放型经济特征明显，资源利用率低，单位生产总值耗能高，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党的十九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严禁三高项目进新疆、新环保立法、中央重拳整治环保突出问题、实行能源和水资源、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等强力措施陆续推出，对新疆“两高一低”特征突出的经济体系形成硬约束。
四是新旧动能转换更加困难。新疆具有独特的矿产资源优势，新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内地，其任务更重，难度更大。新疆的生产能力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新变化，有效供给不足，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不足；受原材料、物流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还存在不少困难。新疆特殊的区情以及较为粗放的经济特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面临着人力资本、交通运输、技术聚集等困难。
五是供给要素在空间上分布不合理。新疆整体上呈现北疆经济发展快、南疆经济发展慢、边境经济发展差的经济发展态势，南疆三地州还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近几年南疆五地州生产总值占自治区生产总值徘徊在30%左右，兵团南疆四个师生产总值只占兵团生产总值的25%左右。但南疆总人口占全疆总人口近50%，人口结构亟待优化，水利、交通、能源、城镇、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加强，经济发展水平亟待提升。兵团的整体布局也呈“北强南弱”，影响了兵团特殊作用和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功能的发挥。
三、推动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思路及对策
“稳”字主基调下，西部经济乃至新疆经济的发展更需要摆脱政策左右摇摆印象，实施差别待遇、精准调控、综合施策。在稳中控险的前提，把握稳中求进的方向，掌握稳中有序的节奏，以“进”巩固向好态势，以“进”应对多变局势，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解决好一般与特殊的问题，实现补短板与稳增长的辩证统一，在平稳中实现增值提效。在降税减负普遍共性思维下，弥补西部地区发展短板应重点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夯实西部的发展基础。
当前我国经济持续走低，房地产与出口拉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将毫无疑问成为了当下促进经济发展的选择。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有望乘“大基建”的东风，迎来一次新的突破，为西部发展谋求一次宝贵的机遇。但是，我们也要理性认识到基础设施落后是长期以来制约着我国西部经济的发展的因素，解决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问题关系西部发展的根本与长远。因此，对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切记杜绝“过山车式”、“一刀切”式的解决方式，要减少对西部经济的冲击性与刺激性。加快与重视西部基础设施补短板，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眼下整体经济下行，实现增长采取的措施，更是为了解决西部整体性和长远性的智识之举。西部基础设施补短板，作为一个西部发展的长期问题，要统筹西部经济发展整体进行考量。因此，要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识别共性、抓住特性、因地制宜、因短实策地去填补西部基础设施短板，并维持好与把握好方向和定力，提供稳定的支持和依靠。
基础建设落后的短板严重制约着西部的发展，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西部发展欠下了账，而且欠下的账还很多，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务必大补特补这个“发展账”。具体来说，“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设施联通作为“五通”先行领域，给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巨大发展前景。对接“一带一路”沿线的铁路、公路及港口等基础设施网络体系西部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完善、更新基础设施，补充基础设施短板加强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尤其是推进油气管道和电网建设，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西部基础设施补短板过程中要本着适度超前、相互衔接、质量过硬的原则开展与其地方财力、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也要加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国债投资等对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创新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向西部地区倾斜，加快完善铁路、公路骨架网络，推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着力解决西部地区交通和水利两块“短板”问题，为西部地区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对于新疆来说，基础设施滞后是制约新疆经济发展最大的短板，也是最大的潜力所在。作为“一带一路”大战略的核心区，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坚固新疆发展的根基，是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支撑的最基本、最前提的要求。“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必须“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行，这一根本要求的满足，不应受临时性、任意性政策的影响。“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性地位在新疆发展过程中要更加重视和突出。
二是切实为中小企业提供持续的发展动能。
西部地区货币充裕性不足，实体经济转型发展面临障碍。产业结构不合理，供给质量不高的现状，要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战略层面落到操作层面，找准着力点，要有技术创新，也要有制度创新、融合创新，才能实现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而中小企业在促进西部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新活力，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中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目前在发展中存在许多问题，如数量少、技术落后、创新能力较差、污染严重，产业急需技术升级等众多问题，其中资金短缺尤为突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需要、扩大生产规模、技术升级、产品创新都需要资金的投入，但当前民营中小企业正处于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其正常生产经营及扩大规模都需要大量资金，但是因其厂房所占的土地因产权限制不能作为抵押物，缺乏有效的贷款抵押物而不能获得银行贷款，且政府贴息贷款总量不足，应享受到的政府贴息贷款在实际中难以全面落实。融资规模小、融资成本高、融资期限偏短、融资渠道偏窄在西部中小企业身上表现的更加突出。
部署中小企业格局，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应当作为我国西部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选择。中小企业具有投资小、见效快、吸纳劳动力能力强的特点，符合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在确保西部地区经济适度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实现经济转型、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能够利用相当较少的资金来实现较大的产值和效益。西部经济发展中要重视中小企业的格局，将中央在宏观调控政策上的部署，切实转化为企业在微观层面上的真实获得感。大力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不断开办新企业、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培育新兴产业，同时切实降税减费，降低融资成本，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确保中小企业的税负只减不增，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促进西部地区以实体经济为重点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实施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
三是以改革促发展，切实营造好发展环境。
近期党中央出台了各项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政策，我们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做了很多工作。但想要把政策切实转为企业的感受，还需要在落实上下功夫、动脑筋，打破各种“隐形门”、“玻璃门”、“旋转门”。坚持改革各项政策，依靠改革开放创新驱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补西部地区短板、扩西部地区内需、增西部地区后劲，疏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为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切实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一是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西部地区公有经济比重大，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部经济的效率和活力，制约着西部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把去产能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重组结合起来，有序推进产权、股权交易，稳妥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更加严格执行质量、环保、能耗、安全等法规标准，更加严格治理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倒逼落后产能退出，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全面深化西部地区国资国企改革,特别着力加快重点领域改革试点,积极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优化所有制结构，培育市场化竞争主体，创建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提高西部经济效率和质量，为西部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激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活力和动力。西部地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健全和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建立健全部门间协同监管机制，加强防范化解去产能工作的事中事后监管，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通俗地讲，就是要使行政职能归位，该放手要放手，该管好的要管好，缺位要补上，越位要回归，错位要纠正。加快行政职能转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打造服务型、法治化行政机关。科学合理界定行政、企业、社会治理边界，处理好行政与市场、行政与社会的关系。要加快“放管服”改革，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审批流程最短、服务效率最高的一流投资环境，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合作、重信守诺、亲商清商、尊商护商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提高营商便利度。
四是防止政策棚架，精准落实差别化政策。
西部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政策的差异化，西部发展的滞后性决定了政策差异化的长久性。改革的力度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政策制定实施情况，西部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资源优势，决定了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东部与中部，没有模式可以照搬照抄，这就需要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不搞一刀切，不搞齐步走，发挥好政策资金宏观调控作用，针对西部地区制定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利用中央财政资金加大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支持力度，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施有针对性的有保有控的金融信贷政策，完善“走出去”投融资服务体系，支持产能境外转移。遵循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成本的原则，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高耗能行业，实施差别化电价、水价，体现西部地区的特殊区情同时引导西部地区的供给侧改革符合全国的总体要求。提供精准的助力支持，着重注重金融体系的支撑与脱贫政策的实施。
一是精准金融服务支持，完善西部地区金融体系。西部地区经济整体落后于东部、中部地区，除了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等因素影响外，缺乏结构完善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存的金融体系也是西部地区实体经济落后于东部难以实现高效发展的重要原因。比起东部地区，在我国西部地区，大型金融机构贷款投向不受青睐，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区域性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信贷支持经济发展力度明显不足。对于此，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同时，应着力改善西部金融环境，提供西部金融优惠政策，完善地方金融体系建设，加大西部地区地方性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支持新型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使得精准的金融投放，有效助力西部实体经济发展。
二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推进西部民生改善步伐。以精准识别为前提，精准帮扶作基础，精准管理作保障，把精准扶贫和贫困地区开发结合起来，提高脱贫攻坚成效。把西部地区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继续采取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社保兜底等方式来推进西部地区民生改善。大力支持教育、医疗等资源向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倾斜，提高重点高校西部招生比例，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面实时完成贫困对象识别、建档立卡后，确立明确贫困类型、因户施策的基础，做好扶贫资源的有效对接管理工作。通过产业扶贫、项目扶贫让“输血式扶贫”与“造血式扶贫”相结合，挖掘西部经济发展潜力，增强西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扶贫公益性和商业性相结合，加强扶贫产业化，适度配给商业因素，提高市场化水平，增强收益率，为西部帮扶对象创造可持续性增收路径。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重塑使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加剧，前期去杠杆政策对基建和社会融资带来的影响尚未消化，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压力。为解决问题，我们积极寻求方法与措施。在方法与措施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地区发展客观现实，尊重差别化与区域化，采用区别调控、相机调控和精准调控的措施。才能更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才能更好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注，这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投资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新疆兵团党委、兵团原副秘书长，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刘以雷在2018年11月28日下午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新时期城投创新发展2018年会及专题研讨会上的演讲，现本网予以全文刊发，与网友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