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玉岭：中国城市化需要强化的三种理念时间： 2019-12-25信息来源：南书房 2019-12-18　作者：任玉岭　责编：qgy 张彤

“中国的城市化由于长期的户籍制度的分割及二元经济的影响，造成了广大农民对城市门槛过高的不适应，而大大延迟和抑制了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在世界上，凡工业化了的国家，城市化率都达到80%以上，而且农民所占人口比例都降到5%以下。这不仅全覆盖的提升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极大的降低了城乡差距。而我国虽然农业占GDP比重早已降到10%以下，在工业化方面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我们的城市化率才只有59%，而实际的城市人口仅为45%左右，我们的城市化率同现代化国家相比低出20—30%。”——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原院长、《国家智库》《中国智库》主编任玉岭在中国城市大会的讲话

今天到会的都是获奖城市的书记和市长，我想借此机会讲三个观点，一是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必须补上的短板，二是城市与小镇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合理选择，三是城市的发展需狠抓人口的聚集和产业的带动和支撑。  

一、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必须补上的短板

      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和要求。

      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与建设，城市的数量已经由1949年的137个，发展到2018年的673个。城市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中国制造业的大发展，而且也大大促进了科技教育事业的飞速前进，并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2019中国城市大会

      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的城市化由于长期的户籍制度的分割及二元经济的影响，造成了广大农民对城市门槛过高的不适应，而大大延迟和抑制了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在世界上，凡工业化了的国家，城市化率都达到80%以上，而且农民所占人口比例都降到5%以下。这不仅全覆盖的提升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极大的降低了城乡差距。而我国虽然农业占GDP比重早已降到10%以下，在工业化方面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我们的城市化率才只有59%，而实际的城市人口仅为45%左右，我们的城市化率同现代化国家相比低出20—30%。

      在城市化问题上，我们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能以洋为尊、唯洋是从，而我们农村户籍人口过多，确实影响了更多人口的致富，现在虽然统一了城乡户籍，但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居民的鸿沟和二元经济的阴影仍然制约着农民的市民化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

      至今，我国虽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仍排世界60位之后，内需促而不强，中等收入比重过小，这不能不说与我们的城市化滞后和城市化率偏低直接相关。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民占有土地过少，再加上农业投入欠缺和技术与管理落后，农民劳动生产率上不去的情况下，必然收入较低。

      中国农户对土地的占有仅有8.3亩，不要说同美、欧、澳相比了，就是同土地最紧缺的日韩相比，我国农民户均土地还不到日本的1/3，不到韩国的1/4。因为地少人多，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仅为6600元，仅相当于韩国农民的34%，日本农民的29%，是欧盟农民的20%，是澳大利亚农民的7%，智利农民的2%。

      因此，要改变中国农民劳动生产率过低的状况，就必须提高农民土地的占有率，就要分流农民、减少农民，使土地经营权向少数人手里流转和集中。

      我记得很清楚，90年代，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因为乡镇企业发展，原先2500人种田搞饭吃的局面后来被9个人所取代，结果产粮不仅没减少，而且还增加了一倍。这个例子，也告诉了我们减少农民、分流农民，是十分必要的。

      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推进农民变市民。只有补上城市化的短板，才能使更多人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升，才能使中国的人均收入排位向前推进。

 

城市大会部分人员同全国政协齐续春副主席合

二、城市与城镇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合理选择

      马克思曾经讲过，“城市越大搬进去越有利”。恩格斯则说：“伦敦因为聚集250万人，每个人的能力提高100倍”。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也是区域经济的“头脑”和“心脏”。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和判断，这是因为在我们国家近年来有一种思潮，说什么国外都进入了逆城市化时期，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应该重点发展小城镇。并把发展小城镇的好处讲的天花乱坠，无所不能，并由国家拿出补贴进行推进。有些人看到发展小城镇既可拿到补贴，又可在农村推农民住进高楼，以“占补平衡”取得土地，因此，一时间小镇建设风成水起，但总的看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成功。

      根据本人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大面积的考察，国外的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完成的基础上出现的，城市化的规律是由分散到集中，再由集中派生出分散的，逆城市化是不应超越阶段运行的。正因为这样，我在10年前就多次发表建议和文章，主张在已发展起的大城市周围，大力发展小城镇，而在城市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的地方，城市的辐射力与带动力还无法以城带乡的，农业产区应立足把地级市和县城做大。

      城市是以聚集人口、聚集交通、聚集资本、聚集产业、聚集商贸、聚集信息、聚集教育、聚集文化、聚集科技为特征的。而且是聚集力度越大越能够产生溢出效益，这是小城镇无法做到的。

      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反复观察和研究了东京、伦敦、巴黎与纽约的繁荣景象。我发现那里市场繁荣、交通发达的背后都聚集了世界各方面的人流和精英，常常是各种肤色、各个人种、操各种语言的人同聚一城，一地或一个单位，一个企业。我看过一些大学的实验室常常有美英科学家与亚裔、印裔和犹太人同在一起。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也显示了同样的情况，凡是五湖四海之人共居一地的城市都是活力最大的城市，深圳、广州、北京、上海、苏州、杭州、成都、重庆概莫能外，都称得上是移民城市、国际城市。深圳改革开放初只有香港经济的0.2%，而由于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及海外人口与企业向这里聚集，迄今GDP总量已达24221亿元，超过香港221亿元。这既是移民城市带来的，也是一个渔村小镇演变为1300万人的大都市造成的。

 

任玉岭在中国城市大会发言

      城市大了，人口多了，收入提升了，人们就会对住房、交通、供暖、通讯、文化设施、教育条件等提出需求，大量的第三产业，包括餐馆、旅店、商场、银行、洗衣、打印、书店、药店、医院、保健美容、网吧、茶馆、运动场等就会随之产生。城市越大，第三产业的种类越繁杂，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越多。曾经有人测算，第三产业的就业率，5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可达60—80%，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为41.25%，50—100万人的大城市31.9%，20—50万人的城市为26.2%，10—20万人的城市为21.5%。马克思讲的城市越大搬进去越有利，仅从就业岗位的增加，就可见一斑。这也是小城镇无可企及的。

      城市越大搬进去越有利，还体现在城市的分工上，城市越大，分工越细，劳动效率越高。再就是城市越大，交通才能越发达、越方便，像上海、深圳这样的超大城市，24小时内可达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而很多小城市不仅缺高铁、飞机，即使有机场和铁路，航班也非常稀少，人们出行的效率会大大降低。

      基于以上的认知和思考，中国的城市与小城镇建设必须因地制宜，合理选择，除了在特大和超大城市周围重点发展小城镇之外，大城市缺乏的地区，则应该把城市化的重点放在地级市和县城的发展上，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口为基点，把更多的地级市和县城做强做大。为了使地级市和县城的城市化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还应该千方百计降低城市门槛，降低现行房价，并须出台更多的宽松政策，以提升农民变市民的承受力，让农民入城有可能。

三、城市的发展必须狠抓人口的聚集和产业带动与支撑

      城市的形成过程，从历史上看，就是人口聚集的结果。因生活资料的集散与交换而有市，因保证安全的御敌防卫而设城，如此便有了城市。而城市的壮大、成长，则需靠制造生活资料和防御武器的作坊与工厂的兴起及其推动下的服务业的形成与分工。

      因此，城市的发展首先要抓好人口的聚集，人口既是消费的主体，又是产业生成与聚集的基本动力，人口多了，不仅因需求增加可以为企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市场，而且可以因人口增多而出现更多的制造业奇想，只要政策是宽松的，更多的产业就会应运而生。我们经常讲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忽视人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  

      根据我在沿海开放城市工作的多年的体会和经验，一个城市的成长和发展，除了狠抓人口密集外，还必须在实体经济、产业发展上狠下功夫。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任何一个上规模的城市基本都是靠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尽管逆城市化在一些国家出现后，引起了一些城市实体经济向城市四周的扩散，最终出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现状，但追踪它的发展过程，绝大多数城市的最先崛起，都是靠实体经济支撑的。我作为中国市长考察团的成员，曾在美国、加拿大考察过很多城市的现状和发展。例如，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美国的洛杉矶，在逆城市化之后，周边都形成了75个左右的小城市，很多企业转到了周边城市去发展，使蒙特利尔和洛杉矶的服务业占到了极大比重，但在当初如没有实体经济在这两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就不可能把蒙特利尔和洛杉矶发展那么大。

    我国也一样，几乎所有的城市，开始都是由实体经济支撑起来的。50年代，中国的三大工业基地是上海、天津和沈阳，1973年北京因钢铁与石油工业的崛起才使GDP超过天津。成都、重庆的发展得益于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后的内联外引。中国深圳当初本是一个渔村小镇，外贸为零，而今外贸总量已位居全国第一，这都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结果，现在仅无人机制造企业就有360家之多。

      我国70年来崛起的大批城市中，有很多都是因开发矿山和进行矿产加工崛起的，如河南的平顶山、焦作、辽宁省的阜新、抚顺，黑龙江的鸡西、内蒙的鄂尔多斯、河北的唐山、山西的阳泉、临汾等都是因煤矿开采而兴的，安徽的马鞍山、辽宁的鞍山、本溪、湖北的黄石、内蒙的包头、四川的攀枝花、甘肃的金昌、白银、云南的东川等则是铁、铜、银、镍、铬、钛等金属的开采冶炼而崛起的，又如黑龙江的大庆、辽宁的盘锦、山东的东营、河南的濮阳、广东的茂名、新疆的库尔勒则是通过石油的开采冶炼建成的。还有像湖北的十堰市完全是因为第二汽车厂的建设兴起的，浙江义乌则是小商品市场带动下，大量前店后厂的出现而成为国际化的城市的。

      为此，各地的城市化发展，必须在产业建设和实体经济上狠下功夫，而且应以县城为重点，瞄准市场需求，瞄准资源加工、瞄准新兴技术的拓展，大搞创新创业和招商引资。我们的国有企业、民营经济都要立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围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解决，走进更多的县城和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兴办实业，以助推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助推乡村振兴。&

(作者：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学术委员《国家智库》《中国智库》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