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区域空间结构演进机制再认识时间： 2017-07-28信息来源：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文献　作者：李 皓，杨海燕　责编：万山

专著连载十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文献
 

区域发展创新论

  主  编：罗布江村 陈达云 陈栋生
  副主编：肖金成 郑长德

区域空间结构演进机制再认识

李  皓，杨海燕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规律和演进机制是现实经济世界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离开对现实经济空间维度的考察，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产业集聚、区域增长、城市化等现象，也不可能对国际（或区际）间的产业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形成和演变作出合理解释。本文试图在梳理和综合新兴古典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经济活动空间集中的内在机制及区域空间结构突破低水平均衡进入空间集中的循环累积过程所需条件。

    一、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一般过程及其核心特征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指各种人类经济活动在特定经济区域内的空间分布状况及空间组织形式” 。尽管对不同区域其空间演进路径和特征会有所差别，但演进的一般过程又表现出了高度一致性。弗里德曼和陆大道等人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比较准确的概括，他们基本上都认为区域空间结构从低水平均衡到非均衡发展，最后达成更高水平均衡是区域空间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弗里德曼（J•Fredman,1966）在《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把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在前工业化社会之前，经济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相对封闭，彼此很少发生联系，这一阶段区域空间结构表现为均质无序。当经济进入过渡阶段（工业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开始形成区域性经济中心（增长极），增长极的形成打破了区域空间结构的低水平均衡状态，经济活动向这个中心集聚，从而形成单个相对强大的经济中心与落后的外围地区。在工业化阶段，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随着区域经济总体水平与实力的迅速提高和增强而不断扩展，从而会在区域内其它地方产生一些新的经济中心。此时，区域空间结构就会出现若干个规模不等的“中心—外围” 结构，这些中心—外围结构，以各自的经济中心在区域经济中心体系中的位置及经济和社会联系相互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区域的空间结构。当经济进一步发展，进入后工业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不同层次和规模的经济中心与其外围地区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断缩小。在区域内逐步形成了功能一体化的空间结构体系，最终走向空间一体化。现实经济中，对绝大多数区域而言，空间一体化阶段仍然是处于设想阶段，我们观察到的更多的是区域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从第二阶段向三阶段演进的情况。
    对于经济活动空间过程的核心特征，克鲁格曼指出：“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什么？一个简短的回答肯定是集中”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口的集中、产业的集聚、城市及城市群的兴起等现象无一不是集中的结果。因此，正确理解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就成为认识区域空间结构演进的基石。

    二、区域空间演进的内在机制
    规模报酬递增问题是解开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和演进之迷的关键。新兴古典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文献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源于报酬递增，克鲁格曼指出：“这种生产在地理上的集中正是某种收益递增的普遍影响的明证。” 。因此，任何一个完整的空间模型都必须首先阐释报酬递增的来源和性质，进而厘清报酬递增与经济活动空间聚散的关系。
    （一）报酬递增的性质和来源  对报酬递增性质和来源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分工理论、马歇尔和传统经济地理学的关联效应和外部经济理论、“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简称“D-S”）垄断竞争模型以及艾瑟尔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中。以下分析试图把上述理论和模型统一在以分工理论为主线的框架中。
    到目前为止，对报酬递增最具解释力的仍然是分工理论。从斯密以来，分工理论经由马克思、杨格和杨小凯等人的大力推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杨小凯等人提出的以分工内生演进为内核构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为经济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分析框架，深化了斯密、马克思、杨格等人对分工的认识。用分工理论的核心观点去理解经济活动空间演进过程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对研究者来说诱惑难于抗拒。分工及其相关范畴的讨论在斯密《国富论》中被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在书中，斯密不仅讨论了由分工发展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形成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从而产生报酬递增的机制；而且也尝试从分工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来理解报酬递增的累积循环过程，提出了“斯密定理”，认为 “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杨格则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1928）中借用了迂回生产这个概念，把分工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论证了市场规模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提出了关于分工与市场关系的“杨格定理”。杨格指出：“根据这种广义的市场概念，斯密定理可以改写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这决不是同义反复，……这意味着不断战胜走向经济的均衡的力量的反作用力在现代经济体制的结构中，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广泛和更根深蒂固。” 在这里，杨格通过对分工与市场相互作用机制的分析，为我们描绘了经济体因分工发展而导致经济自发演进的动态画面和自组织特征。
    新兴古典经济学文献则通过分工网络效应更加形象地解释了分工发展导致报酬递增的机制和市场与分工相互作用导致经济体自组织的循环累积过程。杨小凯用电话网络的隐喻形象地描述了分工网络效应，当网络中只存在一台电话机时，其使用价值为零，随着网络中电话机的不断增多，整个网络的使用价值不是简单地线性叠加，而是以正反馈形式非线性放大；而网络中电话机数量的增多也使得每一台电话的使用者获得的益处增加。同样，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一个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来组织的经济体，其效率优势取决于分工的规模（可以用市场的厚度和广度来衡量）；而每一个经济体中的成员获得的收益水平也会随着分工规模的增加而递增，这形象地说明了分工演进中的报酬递增现象和累积过程。
    杨小凯对分工网络效应的描述还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勾勒，艾瑟尔模型则用主流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对分工扩大导致报酬递增的机制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在模型中艾瑟尔区分了由企业内部扩张而产生的内部规模经济及由分工扩大而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用数学逻辑证明了“单个部件数量不变而部件种类的增加时，将导致最终生产部门产出的扩张，显示出规模收益递增。……。这种外部规模经济取决于最终产品市场规模而不是所有制造业产出都集中在某一区位。当内部规模收益和外部规模收益相互作用时，破坏均衡的是生产单位数量的变化而不是生产规模的变化。”
    马歇尔和传统经济地理学从关联效应及由此产生的外部经济问题来讨论报酬递增，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中列示了由微观主体间相互关联而产生的三种“当地外部经济” ，其一是相关产业的空间集中会形成一个专业技术工人共享的劳动市场，这个共享市场对工人和厂商都有利；其二是一个产业中心可以提供该产业专用的多种类、低成本的非贸易投入品，即“一个巨大的本地市场能够支持达到有效规模的中间投入品供应商的发展。” 而这些专业化的供应商又使相关产业更有效率；其三是技术外溢。正是上述当地外部经济的存在，使得相关产业的地理集中会产生报酬递增。
另外，将“D-S”垄断竞争模型应用于报酬递增的研究，可以从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得到很有价值的结论 。在“D-S”分析框架下可以推导出报酬递增的两个来源：其一是最终产品生产企业报酬递增来源于消费者的需求多样化偏好，进一步推论可以得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多样性需求欲望上升，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也相应提高。” ；其二，中间投入品生产企业报酬递增源于最终产品生产者对中间投入品的多样性需求，进一步推论可以得出“如果最终产品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特征，那么规模报酬递增程度与中间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有关，替代弹性越小，报酬递增程度越大”
    仔细推敲上述对报酬递增性质和来源的解释，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内在一致性。其中，分工理论对报酬递增的解释更具一般性，其他对报酬递增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分工理论的补充和完善。马歇尔和传统经济地理学所涉及的关联效应和外部经济实质是分工演进中出现的分工现象，马歇尔和传统经济地理学找到了报酬递增最直观的原因，但他们把这种当地外部经济理解为相关产业集中的结果，看到的是报酬递增的表象，而没有看到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分工网络效应；“D-S”框架下消费多样性需求和最终产品生产商对中间投入品的多样性需求则是分工演进条件下，迂回生产方式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消费多样性需求和中间投入品的多样性需求尽管可以解释报酬递增现象，但它们毕竟只是分工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报酬递增的最终源泉。因此，分工演进与报酬递增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就整个经济体而言，分工演进导致分工网络的扩大，而分工网络的扩大表现为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生产格局使得微观主体间的经济关联日益紧密和复杂，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得以增强，整个经济体乃至微观主体都因为外部规模经济的强化而呈现收益递增，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分工网络的扩大，由此经济体进入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过程。
    （二）报酬递增与地理集中  此处的分析着重于新兴古典经济学“杨小凯-赖斯”模型和空间经济学“CP”模型的综合和进一步阐释。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分工演进导致报酬递增产生的结果，而经济发展的各个侧面，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高度化及企业组织结构、产权制度的变迁等都是分工演进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进是分工发展在空间维度上的展开。对于分工演进、报酬递增和空间集中，“杨小凯—赖斯”模型 从交易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在该模型中，分工演进会导致分工网络效应凸现，经济体报酬递增性质日益明显，但是用分工网络来组织经济亦有成本，由于分工网络中所有经济活动都必须经由交易来最终完成，分工网络的运行成本就主要表现为完成各种交易的成本，简称为交易费用 。理论上讲，分工规模将被决定在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交易费用这一点。若降低交易费用，分工的边际收益就会大于其成本，分工的规模就会进一步扩张，分工的网络效应就会更加充分地涌现。因此，为了充分利用分工经济，经济活动必然产生降低交易费用的强烈动机，而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则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主要手段。当然集中并不总是导致交易费用下降，“交易的地理集中模式节省交易费用，取决于分工水平，分工水平很低的时候交易的地理集中不能节省交易费用反而会导致不必要的交易费用” 。该模型揭示了交易的地理集中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导致分工网络不断扩大，进而要求经济活动在更大规模上集中的循环累积过程，城市将伴随这一过程而产生，城市的层级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内生性地出现。因此，城市化就是“通过分工演进而把扩大的交易网络聚合到一个小区域获得一种特殊的经济效应。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来自于交易效率的提高。”  “杨小凯-赖斯”模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区域空间结构演进模型，该模型实际上只讨论了交易的地理集中问题，它把城市简单地看作交易地理集中的场所，把城市的层级结构看作交易费用与分工网络效应之间权衡的结果。事实上，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不仅包括交易集中，更包括产业集聚。对产业集聚机制的讨论在克鲁格曼CP模型中得到了清晰表达。由于该模型致力于将空间因素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其形式化过程中难免削足履，不得不遗憾地放弃大量分工理论和传统经济地理学中达不到建模要求的重要观点，而着重于清晰地解释运输成本、报酬递增和关联效应对空间集聚的重要作用， 所以CP模型“关注的范围很狭小，可以说只讨论了集聚向心力中的一种：关联效应所形成的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 。模型从空间向心力和空间离心力两种力量的对比变化来理解经济活动的空间过程，克鲁格曼认为由于微观主体的趋利性，使得他们在空间上倾向于集中以充分利用和放大经济活动正外部性。克鲁格曼把正外部性分成两种情况，一种由经济活动主体间通过市场网络和价格体系产生的相互间积极的影响，即金融外部性；另一种由经济活动主体间交往中产生的知识、技术、经验溢出，即技术外部性。在CP模型中只讨论了金融外部性及由此产生的两种空间向心力，即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和价格指数效应（Price Index Effect）。本地市场效应是指“在制造业 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条件下，若制成品的需求变化（dY/Y）为1%，则制造业的就业（乃至制造业的产量）变化（dL/L）会超过1%。” 本地市场效应本质上是需求扰动在本地市场诱发的一个乘数—加速数过程，这一机制使得企业总是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位进行了生产并向规模较小的市场区出口其制成品。价格指数效应（亦叫生活成本指数效应）则是指“制造业就业变化对价格指数产生的负效应。” 价格指数效应意味着，“如果一个地区的制造业部门较大，那么制成品价格指数也较低，理由很简单，即该地区全部制造业的消费中只有较小部分承担了运输成本。” 价格指数效应提高了制造业部门较大地区实际工资率，有利于吸引制造业劳动力向该地区流入。如果经济中只存在这两种空间向心力，那么制造业就会在空间上塌陷为一个类似黑洞的点。但在制造业集中过程中，空间离心力也在增强，空间离心力的产生主要由价格竞争效应（Price Competition Effects）反映，主要指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导致集中区供给有限的非流动要素（如土地 ）价格上升，造成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至于空间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度量，模型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函数表达式，只是简单地认为这两种力量都与贸易自由度（用交易费用度量，在模型中交易费用又进一步简化为运输成本）紧密相关。模型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给出了运输成本及两个重要参数（σ和μ，σ表示任意两种制成品间的替代弹性，μ制造业产出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在不同取值条件下，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可能的均衡状态。模型的结论指出，各种可能空间均衡状态的出现不仅与贸易自由度紧密相关，也对两个重要参数的取值比较敏感。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当处于对称均衡（指制造业在两个地区对称分布）且贸易自由度很小时（即交易成本很大），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不会影响产业的区位，但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一临界值（即突破点值）后，自由度稍微增加，就会发生突发性聚集，空间均衡状态是所有的制造业集中在一个地区。
    上述两个模型尽管在分析方法，讨论重点上有诸多不同。但二者在逻辑上并不冲突，并且可以在分工理论的框架下整合。原因如下：从逻辑上看，两个模型都是从报酬递增这个逻辑起点推导空间演进，不同点仅在于对报酬递增性质和来源看法上的差别，CP模型更多地关注关联效应和外部经济，杨小凯赖斯模型则关注分工演进和分工网络效应，但正如前面的分析，这其实也是共通的。从内容上看一个讨论了交易的地理集中，另一个讨论了生产的地理集中，二者互补性很强；最后从结论看，两者都把最后的焦点放在了贸易自由度（交易费用）上，结论亦有一致性。即只有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一临界值（突变点），或交易费用足够低时，空间集中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空间组织形式。
    对两个模型的整合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对空间向心力的整合，如果把分工网络效应理解为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的叠加，则空间向心力可以描述为CP模型的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总和；另一方面是对空间离心力的整合，“杨小凯-赖斯”模型把分工网络扩大而导致的交易费用增加理解为空间离心力，而克鲁格曼把集中地区非流动要素价格的上升理解为空间离心力。事实上，“杨小凯-赖斯”模型更关注的分工网络扩大导致企业增加的流通成本，而克鲁格曼则关心企业的生产成本变动，如果我们把离心力理解由于分式网络扩大和空间集中导致企业总成本的增加，则这两种离心力就统一在一个框架中了。进行如此整合后，则可以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是一种降低分工网络运行成本，从而更加充分利用和强化分工网络效应，提升报酬递增程度的经济空间组织形式。当分工网络扩大对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由于网络扩大和空间集中而增加的企业总成本（包括增加的交易成本和因非流动要素价格上升而增加的生产成本）时，空间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则空间集中成为必然。反之，则区域的低水平均衡状态是长期稳定均衡。

    三、空间结构从低水平均衡向空间集中演进的条件分析
    既然区域空间结构演进是分工演进在空间维度上的展开，那么该结构从低水平均衡状态向空间集中的演进就必然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因此，从分工演进的条件来理解空间结构从低水平均衡向空间集中演进的条件比之上述模型可以涵盖更多的信息。以下是从分工演进的技术前提、交易和市场条件和人力资源条件对空间集中条件的一些说明。
    一是空间集中的技术前提。从技术层面讲，技术的发展为生产环节科学合理的细化及中间产品的不断衍生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技术发展的这种作用是分工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社会每一次社会分工的大发展都是以技术上的革命性变革为其技术前提。而马克思对工场手工业中的内部分工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这种狭隘的技术基础（指手工业）使生产过程得不到真正科学的分解……” ，因此不论社会分工还是经济组织内部的分工都必须以建立在一定技术条件为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技术进步和产业革命，世界经济的空间格局就不可能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现实状况。
二是空间集中的市场条件。正如“杨格定理”指出的那样，不但分工水平依赖市场容量，反过来市场是由所有人是否参加分工的决策决定，所以它又由分工水平决定。由于分工的发展而带来的产出水平的不断提高、最终产品的多样化以及中间投入品的不断衍生都需要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来容纳，所以市场的不断发展是分工不断深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新兴古典经济学也指出只有在一定的分工水平上（或者说市场规模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才能降低交易费用，空间集中也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空间组织形式。
    三是空间集中的交易条件。市场和分工的发展都必然要求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这一点与克鲁格曼CP模型关于突变点的认识完全吻合，即只有当贸易自由度超过某一临界值时，空间演进才会进入一个以空间集中为特点的循环累积过程。
四是空间集中的人力资源条件。分工不管其形式如何，总表现为劳动的分工（division of labor），即人在不同的生产环节或生产部门的职能分离，并由此形成专门化的技能和专业化的生产，因此分工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有专业化生产和经营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在人力资源贫乏（特别指素质）地区，不可能有高级形态的空间结构。因此，毋庸置疑人力资源状况和区域空间结构间有着非常紧密的相关性，我们甚至完全可以从区域的人力资源状况去判断区域的空间结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