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产业集聚与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时间： 2017-10-30信息来源：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文献　作者：江激宇 张士云　责编：万山

 
    1.相关研究评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世界罕见的高速增长状态。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79－2002年间，中国GDP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9.4％，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前5年，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0％。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又是一直处于一种非均衡增长状态，各地区尤其是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理论预期的条件收敛，区域经济增长的极化现象尤为明显，地区差距呈现先短暂下降后持续扩大的变动过程。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0.20左右，到1993年上升为0.42，这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是最大的，199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37。表明了中国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上收入比较平等的社会，成为目前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社会，尽管还不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社会，但是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世界银行，2004）。
    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多数学者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报酬递减规律、完全竞争的假设出发，认为之所以产生地区差距，是因为这些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存在区域差异，如果消除或缩小这些区域差异就有可能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增长。文献研究表明，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尤其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影响因素有：中央政府投资的地区倾斜（杨开忠，1994）、地方性权力增强（Raiser,Martin，1998）、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万广华，1998；张平，1999）、开放程度的地区差异（王绍光、胡鞍钢，1999）、交通基础设施的地区差异（Dèmurger S，2001）以及中西部地区不仅在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的初始条件上与东部地区存在差距，而且在人力资本禀赋、市场化程度、政策扭曲的消除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距（蔡肪，2002）。
以上学者的研究均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差异，但大多忽略了空间因素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朱英明等学者开始将产业的空间集聚因素引入到区域经济增长分析中。朱英明（2003）认为区域要素的组合状况只有通过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模式才能对区域经济发展施加直接影响和推动作用。他根据Puga和Venable的国际经济发展模型，构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性模型，据此他分析了产业集聚的区域效应，并以日本和韩国为例，说明了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定量分析了发达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空间集聚与地区增长的关系[1]。陈继海（2003）则集中分析了外商投资地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集聚效应在各地区的差异以及它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他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不仅通过要素投入数量的集聚，而且通过要素质量和效率增进强烈地影响经济增长[2]。范剑勇（2003）采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假定，从要素流动、制造业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与地区差距的因果关系[3]。以上学者研究的开拓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差异研究的新视角，但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机制尚缺乏系统研究。
    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分析思路，并吸收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的区域经济增长分析思路，试图从产业的空间集聚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内在机理，建立起基于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分析框架，并进行不完全的经验检验，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基于产业集聚的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问题是完全被抽象了的，以完全竞争与收益不变的静态均衡为基本假设条件，分析的是一种“后院式”资本主义。因此，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主要在区域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差异上，而与空间因素没有关系。现实中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较大差异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产业的空间非均衡分布，例如，汽车制造业主要集聚在底特律、芯片则主要在美国的硅谷。
    克鲁格曼将“新”国际贸易理论的收益递增与不完全基本假设引入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并通过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将产业地理集聚模型化，从而形成所谓新经济地理学派。其核心在于将国际贸易理论中的集聚的本地市场效应与要素资源可流动性相结合，通过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的交互作用决定产业与企业的地理集聚与分散布局。克鲁格曼认为，收益递增、运输成本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导致产业的空间集聚，从而推动地区差异的累积发展。他以制造业为例，如果规模经济足够大，每个制造商就都想在一个地方生产，为整个国家的市场提供产品。为了最小化运输成本，它会选择当地需求大的地方。但当地需求大的地方也正是大多数制造商选择的地方；因此，有一种循环关系，使得一个制造带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就一直存在下去 (克鲁格曼,2000)。
基于克鲁格曼的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的区域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产业集聚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重要力量，其内在作用机理在于通过产业集聚的聚集经济效应，增加地区生产要素供给的数量，提高要素供给的质量，并促进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且这一过程不断自我强化，形成正反馈机制，从而使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势头一直保持下去，见图1：
     
    图1  基于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分析框架
 
    2.1产业集聚的发生与发展：历史与偶然因素给定的初始优势与自我强化
    产业集聚是否发生于某一地区，取决于该地区的初始条件是否具备适合该产业的成长的最初优势，而这一优势往往是由历史的偶然事件决定；而这种初始优势能否不断自我强化则是集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即便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微小事件都可能使一个产业定位于一个地区，并开始其动态累积循环过程。这一过程中使人们对这个地区产生某种预期，相信这一地区将成为产业的中心，而这一预期又将激励企业和劳动力不断进入该地区。从而使得该地区的产业不断聚集，市场得以不断扩大，规模经济日益显著，经济增长优势也得以不断强化，于是这个自我完成的预言得以实现。
    2.2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源泉：产业聚集经济
    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经济机理在于产业集聚所产生的聚集效应。产业集聚的聚集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和产业在特定区域的空间集中和彼此相互作用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或成本节约，主要表现为企业、产业乃至于整个区域的规模性经济和外部性经济。产业集聚的聚集经济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
    2.2.1企业内部规模经济
    企业内部规模经济是指位于某一特定地点的企业扩大其生产规模，导致企业单位生产成本降低时，获得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利益。企业内部的生产规模经济性的内在原因，除了大规模采购和数量折扣带来的成本节省以外，还有以下原因：部分生产要素具有不可分割性、某些特定的几何关系、学习效应引起的成本节省、统计学中的大数定律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收益、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成本节省[4]。
    2.2.2产业集聚的地方化经济：产业内的规模经济
    产业集聚的地方化经济是指一个企业因定位于同一产业众多企业集中分布的某一特定地区时而带来的单位成本的节约，获得的报酬递增利益。产业集聚的地方化经济形成的内在原因在于：
    （1）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分工与专业化经济本质上仍然是规模经济，“尽管可以从各种角度论述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好处，但是简而言之，归根结底，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表现为生产费用的节约，严格地说，是单位生产费用的节约。实现这种节约的途径，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分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性”[5]。产业的空间聚集与分工、专业化经济密切相关，一个区域产业集聚程度越高、集聚规模越大，其分工越深化、专业化程度越强，其产生的报酬递增效应越强。
    （2）成本－需求关联外部经济与中间投入品的外部规模经济。同一产业的众多企业的空间集聚，必然引起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一个企业的产品可能成为另一个企业的原材料、半成品、辅助产品，就会使得原本独立的两个工艺过程产生技术上或经济上的关联效应；除了之外，还有成本联系，即集聚区中各企业由于中间投入品的易获得性而产生成本的节约。
    （3）劳动力共享市场的外部经济。劳动力共享市场的外部经济是产业集聚的地方化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内生源泉。产业聚集带来的人口与劳动力，尤其掌握相同专门劳动技能的熟练劳动力的地理集中，形成区域性共享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带来的成本节约和报酬递增，主要表现在：其一，产业集聚区域中存在的共享劳动力市场降低了企业主与劳动者双方的搜寻成本。其二，产业集聚区域中大量“扎推”的企业群以及相伴而生的具有专门劳动技能的“劳动池”，提高了劳动力市场本身的效率，促进劳动力在集聚区域中的流动，降低了企业用工和劳动力寻找工作的风险。其三，共享的劳动力市场可以使企业和劳动者都能获得递增的收益。
    （4）知识溢出与交流的外部经济。产业集聚区域中由于相关企业的人员之间的非正式交流比较多，整个产业集聚区到处弥漫着合作的“产业空气”，新的思想、知识、生产诀窍等信息流动得较快，因而产业集聚区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速度特别快，具有较强的技术外溢的外部性特征。
    2.2.3产业集聚的城市化经济：产业间的规模经济
    产业（例如制造业）聚集于某一地区后，伴随着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地方化经济的产生，人口与劳动力的聚集，必将导致相关产业、辅助产业、配套产业及服务行业的产生与聚集，多元化的产业使得市场不断扩大，并形成区域极化效应，促成了区域经济增长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城市化经济产生的原因和地方化经济出现的原因相同，只不过是源于整个城市经济的规模，而非单一产业，是各种产业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不同行业分享共同的投入品，使其规模经济得以实现；各行业分享共同的劳动力市场，使企业和劳动力双方的搜寻成本、流动成本都大大降低，从而获得递增报酬；不同行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后向联系效应与前向联系效应，即先前集中在某一区域的某行业为另一个行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以及先前集中在某一区域的某行业的企业能够为另外的行业提供更好的生产投入品和消费品。这两种关联效应分别对应于赫希曼的产业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正是由于前向联系效应和后向联系效应的存在，激励着企业在原料产地或其消费市场或其产业市场附近聚集。
    3.基于制造业集聚的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经验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可以提炼出以下理论假说：初始人口密度越高、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容易产生制造业的集聚，这一制造业集聚的初始优势又会被地区对外开放政策等历史偶然事件所强化，引起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区域集聚以及区域土地要素的集约利用程度提高，形成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地方化经济效应与城市化经济效应，使得区域要素供给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改善以及要素配置效应的提高，最终使得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保持持久的优势，形成不断自我循环的制造业中心格局，而其它地区则沦为其农业外围地区，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距日趋扩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研究的产业集聚主要是指制造业集聚，且由于制造业集聚带来的外来劳动力增加的动态数据、制造业集聚引起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的数据以及土地利用数据的动态数据难以取得，本文实际是就以下几个具体假说进行不完全实证检验。具体的假说是：
    假说一：各地区初始人口密度、人力资本状况、初始经济条件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不同，直接影响区域制造业的聚集程度，初始优势越明显的地区，其制造业集聚经济效应越显著，其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初始条件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累积自我循环作用。
    假说二：制造业集聚通过其集聚经济效应产生区域劳动力和资本的集聚，使得区域劳动力数量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地方生产要素的供给，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
    假说三：制造业集聚通过其集聚经济效应，促进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导致区域产业结构变动，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
    3.1计量经济模型的构建
    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以下的经验检验模型：
Y＝f(初始GDP，初始人力资本，人口密度，政策倾斜，劳动力，投资，产业结构变动值）
    被解释变量Y，为1979－2002年各省GDP增长率(GGDP)，表示经济增长速度；
    初始GD，P选用1978年各省人均GDP，即RJGDP来反映各省期初的经济发展水平；
初始人力资本，用期初各省人均受教育年限（HK）指标，表示各省期初的人力资本状况，该指标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
    人口密度（DPOP），用1979-2002年各省总人口与国土面积之比，表明各省人口资源禀赋及市场规模大小的不同；
    政策倾斜（POL），采用虚拟变量形式[6]，用各省1979－2002年的对外开放政策综合权数表示，反映各省享受的政府政策优惠的不同。政策倾斜变量代表各地有利产业集聚的偶然历史事件发生的早晚。其权数的赋值方法是根据各省享受对外开放政策实施年限及对外开放政策的类型，即根据各省设立的经济特区及各类型的开发区、开放城市的时间及类型赋值构成。
    劳动参与率（LAB），是各省就业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反映的是各省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该比率越高意味着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越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
    投资，分别用各省资本投入(INV)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来反映。本地资本投入采用投资率指标，即固定资本形成额占当年GDP的比例；海外资本投入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对值，即各省各年的FDI与各省当年GDP的比值来表示。
    产业结构变动值(M)，产业结构变动的本质是劳动和资本等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是制造业集聚经济效应的一个重要表现。本文采取直接测度产业结构变化的方法来验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7]，直接借鉴刘志彪的测算产业结构的Moore结构变动值方法[8]，测算出各省产业结构变动率M，代表制造业集聚效应中通过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以上变量的定义，上述模型可进一步具体为以下形式：

（其中，为常数项，……为各项变量的系数，为随机扰动项。）
    3.2数据来源与数据范围
    除各省的优惠政策指数（pol）自己赋值外，其余数据都是在原始数据基础上，经作者整理计算而来，其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年到200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各省初始GDP用1978年各省GDP值，初始人力资本用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的各省人均受教育年限数值。
    模型所涉及的时间范围为1979－2002年，所涉及的省级区域为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除北京、天津、上海、西藏、海南、重庆的25个省、自治区。这样选择的原因：其一、由于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辖市城市化水平较高，产业结构相对特殊；其二、由于海南和西藏地理位置特殊，产业结构也较为特殊，海南的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比重较高，西藏的第三产业由于其特殊的地域特色而呈现较快的增长，第二产业较为不发达。其三、由于重庆独立设市时间不长，考虑数据的连续性，仍将重庆纳入到四川省之中。
    3.3模型估计的结果
    运用GLS方法对1979年至2002年中国25个省、自治区的截面时间混合数据进行回归。表1列出了基于制造业集聚的各省经济增长模型的回归结果。
表1   基于制造业集聚的各省经济增长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预期符号	估计值(GLS)
C   LnRJGDP   LnHK   LnDPOP   POL   LAB   INV   FDI   M	+/-   +   +   +   +   +   +   +   +	4.42*** (2.58) -5.07*** (-2.82) 17.24*** (2.69) 0.29†† (1.58) 0.28† (1.37) 3.80 (1.09) 3.27* (1.66) 42.74*** (5.29) 7.17†† (1.41)
调整后的R2		0.26
F统计量		26.12
D．W		1.47
观察值数量		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