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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8.“行政区边缘经济”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时间: 2017-07-09信息来源: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文献 作者:安树伟 责编:万山


专著连载八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文献

 


区域发展创新论


  主  编:罗布江村 陈达云 陈栋生
  副主编:肖金成 郑长德


“行政区边缘经济”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安树伟

摘  要:由于行政区划、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在行政区交界地带形成了“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使得行政区交界地带成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行政区边缘经济的形成主要受空间距离因素、边界因素和交易成本的影响,其主要特征是经济的欠发达性、不协调性和一定的冲突性。要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淡化行政区边缘经济,为此,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商品要素市场、重视区域经济合作、搞好跨区管理,以降低行政区交界地带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关键词:行政区边缘经济  统筹区域发展

    当前,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但是由于行政区划、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在行政区交界地带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行政区边缘经济”,使得行政区交界地带成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深入剖析行政区边缘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机理,探索淡化行政区边缘经济的途径,对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存在着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
        1.我国既存在“行政区经济”,也存在“行政区边缘经济”
        “行政区经济”是指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出现的,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一种特殊的、过渡性质的区域经济,它表现为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1]。 其实质是地方政府为追求地方经济利益强烈干预区域经济运行,地方行政壁垒高筑,企业跨区域扩展受到严重限制,全国经济被分割成许许多多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少有关联的经济单位。省区经济、市域经济、县域经济等地方经济均属于“行政区经济”范畴。
        “行政区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刘君德,2000):(1)企业在竞争中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现阶段的主体功能是发展经济,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是衡量各级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内容与标志,因而,地方政府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各自强调本辖区内的经济发展,使企业在竞争中受到辖区政府的强烈干预,产生不公平性,难以实现企业在市场竞争下的规模经济。(2)生产要素跨行政区难以自由流动。地方政府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本地市场实行保护政策,使生产要素难以自由流动。近年来,虽然工业消费的商品和农产品市场发育较快,但资金、人才和劳动力市场受行政干预仍较多,流动困难。(3)“行政区经济”呈稳定结构态势。由于以上原因,加之目前的改革尚难以从根本上打破各地区原有的自成体系的发展格局,重复建设、重复布局现象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这就使“行政区经济”呈相对稳定的态势。(4)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高度重合。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合二为一的特点,在“行政区经济”运行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使许多中心城市失去分工特色。
        “行政区边缘经济”,是指国家经济内由于行政区划、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和“边缘效应”的影响,而在行政区交界地带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具有分割性和边缘性的区域经济(安树伟,2004)。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地方政府对其辖区的经济起很强的干预作用,在行政区交界地带,生产要素流动受阻,因而是一种具有明显分割性和边缘性特征的区域经济。行政区边缘经济在各种层次的行政区(如省市县等)交界地带均有表现,但是在省区交界地带表现得最明显、最充分,因此,下文的分析主要从省区交界地带层次展开。
        2.行政区边缘经济的成因
       行政区边缘经济的形成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
       (1)空间距离因素
       一般而言,行政区交界地带大都远离各自的经济、政治中心,受益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机会相对较少。区域发展理论认为,区域发展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发展往往是以若干个增长极为中心,逐步辐射周围地区,促进本区域的发展。我国的省区交界地带远离本省(市、区)的发达地区,如湘鄂渝黔桂交界地带,除黔东南自治州的州府凯里距贵阳稍近一些之外,其他地区与本省(市、区)距离最近的大中城市都在300km以上。如怀化距最近的大城市长沙及株洲在450km左右;恩施距最近的宜昌和武汉分别为400km和650km;黔江距重庆市区320km等。在各行政区进行社会经济布局时也大都因交界地带位置偏僻而常常很少顾及,甚至某些交界地带处于各自行政区经济发展圈以外的“真空地带”。
       (2)边界因素
       行政区之间的边界影响着不同地域的空间联系和地域空间的人文差异性,由此产生了边界效应。省区交界地带 的边界效应主要有两种:屏障效应与中介效应(汤建中,张兵,陈瑛,2002)。屏障效应是指成为阻碍空间相互作用的边界效应,由于省区交界地带的自然地理人文要素(比如行政阻隔等)障碍,使省区交界地带成为经济发展与交流的低谷地带;中介效应是指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效应,就是由于省区之间的界限是一条人为的界限,界限两侧往往具有山同脉、水同源、人同种、话同语等有利条件,可以促进边界两侧的空间互动作用。因此,在常态下,交界地带应该是两个行政区之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中介效应与屏障效应是可以转化的。
       (3)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在此处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有形的“交易成本”,即由于在各省区的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中,往往以中心城市及邻近周围地区为主体,交界地带很难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由于双方采取的不合作态度,导致交界地带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极不完备,如断头路的存在……,从而导致地区经济运行费用(Operating Cost)的相对增加。另一层含义是无形的“交易成本”,即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不发育、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秩序不规范所产生的摩擦阻力或经济体制运行成本,也就是新制度经济学通常所讲的“交易成本”。
       无可否认,我国存在着较严重的地方市场分割问题,而省区交界地带则是地方市场分割的重灾区。地方市场分割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地方市场分割导致经济运行机制扭曲、市场信号失真,使社会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地方市场分割也严重妨碍了市场体系建设,其最终结果就是要素流动过程中交易成本的增加。
       同时我国交界地带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不仅涉及到同一行政级别政府之间的协调,而且涉及到不同行政级别政府之间的协调 ,而不同行政区内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如果要进行协调,其“协调成本”(即交易成本)就出奇的高了,完全有可能导致合作效益远远小于合作成本,最终结果就是合作各方的不合作,或者先合作而后不合作。现代经济学分析表明,从社会角度看,至少一方不同意的交易比双方都同意的交易所产生的总效用要低,微观经济学中著名的埃奇沃思盒状图(Edgeworth Box)直观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任何偏离契约曲线的情形,即至少一方不同意的情形,都会带来较差的结果[3]。1996年晋陕两省共同投资3300万元在陕西佳县与山西临县之间的黄河上建设了一座黄河公路大桥(其中陕西投资3000万元、山西投资300万元),临县一方的桥头上写着“临佳黄河公路大桥”,而佳县一方则是“佳临黄河公路大桥”。更有意味的是,临县一方的桥名由原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位领导题写,而佳县一方的桥名由一位著名书法家题写(安树伟,陈南岳,2002)。而黄河小北干流段晋陕两省各自为政修筑阻水挑流工程则是典型的“以邻为壑”了(安树伟,张素娥,2004)。
       二、省区交界地带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
       我国省制的建立始于元朝,称为“行省”,至今已有近700年的历史。虽然政府机构及其政权性质几经变更,但省级政府的权力、建制机构无大的变化。我国省级行政区陆路边界线共66条,总长5.2万km,按边界两侧各15km计算,总面积约156万多km2,分布了849个县级行政区,蕴藏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省区交界地带位于省区交界区位,在空间上远离本省(市、区)的发达地区,表现出区位的边缘性。区域发展理论指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主要受市场和政府双重力量的作用。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受市场“驱利”原则的支配,各种要素一般趋向于向增长迅速的经济中心集中,这种经济中心大都处于交通便利、区位条件优越的地点,它们往往形成一个区域的增长极。同时,在经济转轨时期,各级政府在资源配置的导向上,往往存在着向首位城市和行政中心倾斜的倾向。这样,在当前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由于受行政区划、地方政府行为和“边缘效应”的影响,那些位于区域中心的首位城市和行政中心,往往能够争夺到更多的资源,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而位于各行政区边缘的交界地带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有的至今仍处于“边缘化”状态,享受不到经济全球化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所带来的好处,使之成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
       1.行政区边缘经济在省区交界地带表现得最为典型
       在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系统中,省级政府是最高级别的地方政府,是地方利益的最高表现形式。省区政府拥有相对独立的中央政府赋予辖区内地方政府经济宏观决策调控能力、投资权限和财税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央政府职能的转变,省区政府的经济职能亦相应发生变革,尤其是省区政府作为省区利益的总代表和中央对省区地方事务的总代理角色的认定,省区政府在调控、组织与参与省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通常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地方”主要指“省区”这一层次,省区政府是地方政府的集中代表。省区还拥有相对独立的具有竞争实力的产业体系。我国省区经济区基本上是一级完整的经济区,各省都有较大的经济中心(一般也都是行政中心),工、农、商业通过交通运输与流通渠道组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网络,构成省级行政-经济区,具有强大的“传递”和“发动”双重功能[4]。因此,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在省区交界地带表现得最明显、最充分。
       2.省区交界地带经济活动的特殊性使其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
       由于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的存在,使得省区交界地带经济活动呈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1)经济的欠发达性
       由于远离本省(市、区)经济核心地区,每个行政区的主管政府都客观地选择了加强区域内部生产一体化和综合化的发展策略,那么在各省的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中,往往以中心城市及邻近周围地区为主体,交界地带很难得到应有的重视。使省区交界地带接受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较小,从而表现为经济的欠发达性(表1)。
       表1                   湘鄂渝黔桂交界地带经济发展水平比较(1998年)
人均GDP(元) 湖   南   湖   北   重   庆   贵   州
湘鄂渝黔桂
交界地带 怀  化  市:4238   
张家界市:3349
湘西自治州:2305 
恩施自治州:3201 
黔江区:2290 
铜仁地区:1563
黔东南自治州:1618
各省(市、区) 4953 6300 4684 2342
全     国 6392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仲伯,杜平,薛忠勇,《湘鄂渝黔桂省际边境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6页。

       有关研究对2001年我国大陆22个省各省会城市所在地与该省人均GDP最低的地区进行对比,二者的平均差距为3.45倍。其中,超过4倍以上的有7个省(广东、山东、辽宁、湖北、云南、四川、甘肃),人均GDP差距最大的是甘肃省(6.38倍),兰州人均GDP为11828元,临夏仅有1603元。相差3-4倍的有5个省(江苏、湖南、山西、贵州、陕西),相差2-3倍的有6个省(浙江、海南、河南、安徽、江西、吉林),相差1-2倍的有4个省(福建、河北、黑龙江、青海),差距最小的是青海省(1.01倍)(肖金成,2004)。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差距并不是东西部之间的差距(2002年是1.59倍)和城乡之间的差距(2002年是2.11倍),而是省域范围内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差距。值得重视的是,一些经济发达省区的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差距也很大,如广东为4.97倍,浙江2.90倍,江苏3.26倍,山东6.11倍。从大陆22个省的总体情况来看,除马鞍山、铜陵高于合肥,大庆高于哈尔滨,嘉峪关高于兰州,海西州高于西宁,深圳、珠海高于广州,唐山高于石家庄,大连、鞍山、盘锦高于沈阳之外,其余省份的省会所在地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并出现了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以省会为中心,由近及远,经济发展水平随距离而递减,经济发展差距随距离而递增,从而使省区交界地带绝大部分为欠发达地区。
      (2)区域经济行政分割现象明显
       在行政区交界地带,由于不同的开发主体利益不同,或者项目雷同,或者过度开发;更重要的是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从而严重影响了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区域整体效益的发挥。有些省区之间资源互补性很好,但是由于行政界线的分割,使产业聚集与扩散受阻。如长江三角洲地区虽然同属于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但其内部的差异仍较大。上海市和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经济实力较强,杭(州)嘉(兴)湖(州)、宁(南京)镇(江)扬(州)、宁(波)绍(兴)地区次之,(南)通泰(州)和舟山地区较差,三类地区形成明显的经济梯度。这种经济梯度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心城市的产业集聚和扩散提供了动力条件,有利于区域内资源的合理配置。然而受行政区划体制的约束,苏沪浙三省市之间以及各省市内部之间的产业传递十分困难。尽管口头上都认识到要拆围墙、求联合,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进展(刘君德,2000)。
       加快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关系21世纪上海及长江三角洲、乃至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增强国际海运竞争力的重大决策,苏沪浙三省市理应相互支持,合力共建。但出于各自的利益、目的,港口规划不统一,建设不同步,管理不协调。一百年来,上海一直在追寻着建造一个深水港。由于上海长江口有难以解决的铜沙问题,使上海港口成为上海的天然缺陷,制约着上海成为长江流域的真正龙头。上海为弥补天然深水港条件的缺陷,尽力论证大、小洋山建设深水港的可行性。浙江宁波以能吸引湖南、江西货源为由,引得国家投资于天然深水良港北仑港,结果却发现,湖南、江西货源并没有被吸引过来,腹地不足使北仑港运力只用了10%的潜力。而江苏沿江各市为了将市区面积扩大到江,重复投资了大量集装箱码头,从江阴到南通60km岸段建了68个万t级泊位,有的港口利用率仅50%。如果整个长江三角洲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域,那么上海便可以选择张家港,或太仓港,或北仑港,但目前上海为了拥有自己的国际深水港,选择了大小洋山港,并计划为1300万标箱,规模超过香港。因此宁波北仑港无疑也受到影响,浙江省于是兴建跨海大桥吸引上海货源。这样上海到宁波小汽车运费可以减少80元,大卡车可以节省353元;宁波港到苏州与大小洋山港到苏州的时间将是一样的。浙江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第一方案是桥头建在金山卫,但浙江与上海没有谈成,只好建在嘉兴。如果浙江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单从成本考虑,大小洋山港的市场前景比较模糊(唐晓腾,2003)。
       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上海从城市本身功能转换的角度来设定其发展战略,而江浙两省也是从自身的利益来考虑其发展战略。
       (3)经济活动表现为一定的冲突性
       由于特殊的区位条件以及历史上形成密切的地域关系,省区交界地带具有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优越条件,是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区域之一,区域经济合作也取得了相当成效。但是合作中的冲突比比皆是。如淀山湖畔大量兴建旅游度假设施和上海水源、水质的矛盾,苏南工业污水排放和浙江湖州市鱼塘养殖的纠纷,……,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河壶口瀑布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说,黄河壶口瀑布之所以走向世界,是与晋陕两省从县(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到市(山西临汾市和陕西延安市)到省的全方位合作所分不开的,即使是在双方成功合作开发过程中,也有许多不和谐音符:一是对外宣传口径上的差异。吉县与宜川分居壶口两岸,壶口瀑布是共有资源,双方享有平等的开发权力。吉县一方的宣传是“中国•吉县•壶口”;而宜川一方的宣传则是“千里黄河一壶收,黄河壶口在延安” 。二是双方竞相降低票价,争夺客源。三是双方旅游规划的各自为政。为了开发壶口旅游资源,宜川县在1989年由西安冶金学院编制了《壶口瀑布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同年吉县由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黄河壶口瀑布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同一风景名胜区由两个不同的规划方案指导开发,不难想象是一种什么结果(安树伟等,2002)。双方之间诸如此类的内耗性竞争,人为地割裂了壶口作为一个风景名胜区的完整性。
行政区交界地带经济活动的欠发达性、不协调性和不可持续性,就使这些区域(尤其是省区交界地带)成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淡化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
       三、淡化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1.逐步建立和完善商品要素市场
       (1)建设和繁荣区域市场体系
要建设市场流通网络,采取多种形式,发展区域市场。在继续建立区域内各地市县和公司的销售联合体,建立区域内的各种联营公司,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着力发展能体现区域中心城市功能的商贸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房地产市场,尽快使各级中心城市形成能沟通区内外市场要素流通的市场体系。
       (2)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分税制
       要进一步合理界定政府事权,划清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并以此为基础划分税种。建立规范化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补偿落后地区在市场开发中的损失。因为在开放市场的过程中落后地区容易受到比发达地区更大的冲击,损失将是巨大的,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建立是对落后地区必要的资本补偿。调整税费关系,规范政府收入,同时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
       (3)加大企业改革力度,实现政企分开,消除地方市场分割的微观基础
       只要产权明晰、政企分开,地方政府就很难通过企业实施市场分割措施,以干扰资源的合理配置;企业也会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约束下,主动脱离或避开地方政府干扰,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要积极推动地方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推进非国有化;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改制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4)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政绩考核制度
       一是设计一套科学、规范、可量化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不仅要考核领导干部对本地区内的业绩贡献,还要综合考虑由于本地区发展而对相邻地区带来的外部性(比如不能让一些地区只管本地发展而对相邻地区进行市场封锁,或设置障碍,或转嫁污染等),这是从制度上考虑的重要安排;二是要建立规范的考核机制;三是要有激励机制和明确的奖罚措施,严格按考核结果兑现。
       (5)加强法制体系建设,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程序,形成有利于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
       2.重视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
       区域经济合作实质上是生产要素更有效率的配置,而生产要素的流动又是一种交易行为,必然涉及到交易费用问题。流动越不稳定或越不确定,交易费用就越大。为了降低要素流动的交易费用,就需要进行区域经济合作。
       对于区域而言,区域首先是单个的区域,区域的经济发展与外部环境是联系在一起的。区域利益的存在,区域和外部环境以及区域彼此之间的自然差别,单个区域的无力,是区域之间共同活动或合作的动因。如在流域型省区交界地带,如果其中一方拟在界河上建设一座桥梁,必然要得到对方的支持;省区交界地带断头路的沟通;共有资源的开发;生态环境的保护……合作对区域来说是必然的,某个区域只有在与其他区域的合作过程中才能得到发展。
       市场、企业、政府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眼里都分别是一种组织。对于区域而言,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是区域制度(区域利益获得机制与规则)变迁的产物,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克服因区域分工范围扩大而造成的区域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区域市场发育过程中,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起着促进区域市场发育、降低区域交易费用的作用;在区域市场完善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则扮演着区域市场替代者的角色以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维护区域分工的内洽性。
       区域市场的发育与形成可以分为地方市场和区域市场前后相连的两个阶段。在地方市场阶段,由于各地区间封闭程度比较高,地区间交易费用也比较高,由此,在这一阶段克服交易费用障碍就成了组织效率高的国家和地方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这一任务包括不断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以提供良好的区际通达条件,界定产权和制定区际经济活动规则以降低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将有利于提供激励效率的传统、习俗、思想意识等法律化以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制定打击封锁与限制封闭的政策法规以鼓励区际开放等。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政府需要一定的既非市场又非政府与企业的组织来配合,这一组织起初就是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由于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特殊性(张可云,2001),该组织将最终过渡到企业主导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与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相比,这一类型区域合作组织的特点是在制度规范与区域市场完善的前提下,实现跨区域企业组织对区域市场的替代以节省交易费用。
       区域经济合作必然要求有一定制度——区域经济的行为规则 ,这种行为规则要满足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为合作行为提供充分的激励;二是对违反“游戏规则”者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者予以足够的惩罚,以使违规者望而生畏。从而使省区交界地带经济联系逐步地契约化,形成交界地带长期稳定的市场环境,实现省区交界地带经济运行空间的有序化。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要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1)政府本身要认识到区域经济合作所产生的巨大效益
统一的经济运行与管理体制是省区交界地带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国际上行政界区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事例也很多。在我国由于传统行政区界往往又与自然条件相连,江河也往往成为行政区的界限,因而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重壁垒——行政壁垒与自然条件壁垒,从而使得省区交界地带的“交易成本”出奇地高。这就要求要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行政协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就是本身首先要认识到区域经济合作所产生的巨大效益,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均可以认识到这一点的。
       (2)协调关系,化解合作过程中主体间发生的矛盾
地方政府不仅在区域合作行为发生前和发生过程中起作用,而且在合作体建成运作后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合作主体之所以要进行合作总是期望通过合作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极大化。当合作体运作达到或超过合作各方预期收益,合作主体间利益分配公平或基本合理,则主体间就不会发生矛盾,合作可望继续进行。但当合作过程中由于客观或人为原因产生困难,运行目标难以实现,或在主体间利益分配出现明显不公正,则主体间就会产生矛盾,此时化解矛盾、消除分歧将是合作体继续运作的关键。否则,合作体就有可能最终解体。如何化解矛盾,当然应视具体情况灵活解决,如果能够通过合作各方内部彼此协商解决最为理想。但当某些矛盾在内部难以化解时,例如涉及省(区、市、县)之间的地方利益时,则应由各方地方政府通过协商加以解决,彼此在遵守国家政策法规的基础上,从合作的整体利益出发,消除分歧,化解矛盾,确保省区交界地带区域经济合作健康顺利地进行。
       (3)为企业之间的合作提供服务
       我国交界地带有关政府部门可借鉴香港促进贸易的做法,成立“企业集团发展局”,作为企业集团的管理机构。由发展局代表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信息,负责向企业集团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信用咨询、投资咨询、代发产地证明或许可证等,还可以组织有意联合的企业进行谈判。作为管理机构,主要职能是服务,而不能借口干涉企业正常经营活动。还可由政府出资成立半官方机构,从事研究、咨询工作,为企业集团发展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对于各种民间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政府可以授权代理一些业务,促使他们通过自己的渠道向企业集团提供信息及其他服务(罗必良,2001)。
       总之,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就是,不断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以提供良好的区际通达条件,界定产权和制定区际经济活动规则以降低外部性和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将有利于提高激励效率的传统、习俗、思想意识等法律化以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制定打击地区封锁与限制封锁的政策法规以鼓励区际开放等(张可云,2001)。
       3.搞好跨区管理
       跨区管理是指“跨越地方政府所辖的行政区域(行政区划)或跨越某一专业职能部门所辖地域(非行政区划)的组织与管理,它是解决区域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5]。根据省区交界地带的开放程度,可以把省区交界地带划分为三种类型:半封闭型交界地带、开放型交界地带和一体化型交界地带。其转化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省区交界地带边界效应的转化
       降低省区交界地带的“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跨区管理,建立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组织,通过一个组织(区域管理)的运作来降低“交易成本”。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区域管理方式存在的依据,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之外不可能获得的额外收益,或者降低“交易成本”。这种组织(区域管理)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参与合作的各方能否就有关合作的区域管理方式经由谈判达成一致,以及能否最终形成一个超行政区域的调节机构或机制(丁斗,2001)。

参考文献:
[1]  刘君德,《长江三角洲地区空间经济的制度性矛盾与整合研究——中国“行政区经济”的案例分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15-19页。
[2]  参见陈东琪,银温泉主编,《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第215-225页。
[3]  关于埃奇沃思盒状图(Edgeworth Box)的内容,可参见Hal R. Varian,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London, 1990
[4]  刘君德,《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3页。
[5]  刘君德,《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领域——跨界组织与管理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44-46页。
[6]  安树伟.行政区边缘经济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399.
[7]  汤建中,张兵,陈瑛.边界效应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地域模式——以东亚地区为例[J].人文地理,2002,17(1):8-12.
[8]  安树伟,陈南岳.晋陕峡谷反贫困一瞥[N].经济学消息报,200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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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树伟等.中国省区交界地带经济发展研究——对蒙晋陕豫交界地带的实证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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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安树伟,山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区域管理与发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