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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创新论

3.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工业化区域特征分析时间: 2017-06-27信息来源: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文献 作者:陈 耀 责编:万山

 专著连载三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文献

 


区域发展创新论


  主  编:罗布江村 陈达云 陈栋生
  副主编:肖金成 郑长德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工业化区域特征分析
陈 耀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区域特征一方面表现在各个不同地区的工业所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工业的空间结构或分布状况所发生的变化。本文重点考察近30年来中国地区工业增长、工业化程度、地区差距的变动和集中化趋势,分析影响地区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和面临的挑战,探讨新时期地区工业的科学发展模式。

一、地区工业增长与差异测度
1. 工业增长速度
首先采用工业增加值指标对1978-2005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的增长状况(总增长和年均增长)进行计算和排序。结果显示(图-1),2005年全国各省区加总的工业增加值为85424亿元,是1978年的52.8倍,年平均增长为15.8%;有13个省区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增速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和河南;其余18个省区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增速排在最后5位的依次是重庆、甘肃、上海、辽宁和北京 。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图-2),在“十一五”规划开局的2006年,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16.6%,高于1978年以来的年平均水平。在全国31个省区中,工业增长速度超过20%的有15个,其中最快的内蒙古,增长率高达29.8%,这是内蒙古自治区连续4年增长率居全国第一。低于全国增长率的仅有4个省区,依次为上海、北京、新疆和黑龙江 。
 

2. 省区工业化率
工业化率是工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反映一定地理单元的工业化程度。图3是2005年全国31个省区的工业化率并按顺时针由大到小排序。从图中可见,目前全国工业化率平均为43.19%,处于全国水平之上的有12个省区,依次为山东、江苏、天津、山西、黑龙江、浙江、广东、河南、河北、上海、辽宁和福建,其中前4位的工业化率都在50%以上,这些省区的工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大。工业化率在31%-37%之间的省区有15个,均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其中内蒙古工业化率为37.94%,由此可以看出内蒙古工业增长速度高主要是过去基数小,迄今工业的基础仍很薄弱。全国工业化率最低的三个省区分别为西藏(6.96%)、海南(17.46%)和北京(24.79%)。
在考察地区工业化率时应当注意,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率的变动与经济发展阶段一般呈现出倒“U”型相关性。即经济发展初期,工业化率很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率也不断升高;当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率逐步回落并趋于稳定。北京市工业化率低并不是经济发展滞后的表现,而是后工业化时期的特征。进一步考察几个直辖市的工业化率变化趋势(图4),可以看出,近30年来北京、上海、天津的工业化率总体上在下降,但最近几年又有所回升,特别是天津上升快,这与其“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的定位得以确立有关。 
3. 地区工业差距及其变动
考虑到人口因素,将人均工业增加值作为测度地区差距的指标,分别计算出平均差、标准差、平均差系数、标准差系数(变异系数)、极差系数、极差倍数, 结果汇总于表1,为便于直观观察,把较有意义的4个相对差异指数绘制为图5。
从平均差系数和标准差系数(变异系数)看,中国省区人均工业增加值的差距总体上趋于缩小。1978-2005年,平均差系数(平均差与均值之比)由0.8440下降为0.5731,缩小了0.2709;变异系数由1.4845减少为0.7591,缩小了0.7254,期末比期初的数值缩小了近一倍,而且期间没有较多波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平稳。

表1        中国人均工业增加值地区差异及其变动趋势
 均值(元) 平均差 标准差 极差系数(Ⅰ) 极差系数(Ⅱ) 平均差系数 标准差系数(变异系数) 极差倍数(Ⅰ) 极差倍数(Ⅱ)
1978 239.2  201.9  355.1  27.69 3.06  0.8440  1.4845  58.04  13.42
1980 275.6  226.8  386.8  29.40 2.95  0.8230  1.4035  46.55  12.11
1985 420.8  301.7  495.6  37.23 2.72  0.7170  1.1777  41.36  13.13
1986 446.8  311.0  503.3  37.88 2.75  0.6959  1.1264  51.75  17.50
1987 505.8  339.7  528.4  39.42 2.67  0.6717  1.0447  51.40  18.98
1988 615.1  393.7  615.5  46.34 2.52  0.6401  1.0006  52.42  19.24
1989 686.3  425.6  661.2  49.53 2.42  0.6201  0.9634  46.36  17.37
1990 708.4  428.8  670.1  50.68 2.23  0.6054  0.9460  40.26  14.25
1991 794.4  482.9  742.8  55.92 2.10  0.6080  0.9350  38.30  13.15
1992 974.5  598.0  900.5  68.98 2.12  0.6136  0.9241  42.16  14.66
1993 1322.2  781.6  1162.3  91.25 2.10  0.5911  0.8790  42.35  15.40
1994 1702.2  1029.9  1475.0  115.53 2.07  0.6050  0.8665  54.26  19.82
1995 2050.2  1243.7  1744.8  134.47 2.24  0.6066  0.8510  53.87  22.18
1996 2382.8  1381.2  1927.6  148.69 2.28  0.5796  0.8090  56.50  25.18
1997 2616.5  1491.2  2056.7  156.98 2.22  0.5699  0.7860  33.08  15.51
1998 2729.5  1575.8  2145.5  162.54 2.28  0.5773  0.7860  31.42  15.33
1999 2861.0  1703.6  2301.4  172.27 2.34  0.5955  0.8044  30.64  15.09
2000 3120.7  1869.9  2406.7  172.10 2.26  0.5992  0.7712  30.37  15.98
2001 3377.0  2038.1  2640.8  190.00 2.26  0.6035  0.7820  31.89  16.34
2002 3713.7  2234.3  2885.3  205.93 2.35  0.6016  0.7769  32.73  17.72
2003 4394.7  2690.9  3466.4  242.38 2.42  0.6123  0.7888  32.84  18.36
2004 5413.3  3252.0  4193.7  290.86 2.40  0.6008  0.7747  35.61  20.25
2005 6526.9  3740.4  4954.7  337.23 2.28  0.5731  0.7591  36.80  20.54
注:以人均工业增加值为地理要素;数值Ⅰ包含31省区,数值Ⅱ剔除了直辖市。
资料来源:1986-2005年数据取自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2006年11月3日);1978-1985年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从极差系数(极差值与均值之比)看,数值Ⅰ和数值Ⅱ呈现显著不同的趋势。1978-2005年,没有剔除直辖市的极差系数Ⅰ一直在扩大,由27.69扩大到337.213,而剔除了直辖市的极差系数Ⅱ反而有所缩小,由3.06缩小为2.28。这与极差倍数(即人均工业增加值最大与最小的倍数)的情形又略有不同。同期,极差倍数Ⅰ由58.04缩小为36.8,而极差倍数Ⅱ则由13.42扩大到20.54;但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都趋于扩大。
另外,要注意的是,中国人均工业增加值的极差要远远大于人均GDP的极差。以2005年为例,在包含直辖市的极差Ⅰ情形中,人均工业增加值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西藏的36.8倍,而人均GDP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贵州的10.19倍;在剔除直辖市的极差Ⅱ情形中,人均工业增加值最高的浙江是最低的西藏的20.54倍,而人均GDP最高的浙江是最低的贵州的5.48倍。
由于直辖市与省、自治区的经济社会结构不同,无论极差系数还是极差倍数,Ⅰ和Ⅱ的数值大小相差很大,因而,对我国地区极差要分别测度,不包含直辖市较有可比性。

4. 小结
分析发现,近30年来中国各地区工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增长较快的有两类地区,一类是东南沿海新兴工业省区(如广东、浙江),另一类是少数中西部资源省区(如内蒙古);增长相对慢的也有两类,一类是中西部不发达省区(如甘肃、西藏),另一类是进入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后工业化阶段的直辖市(如北京、上海)。总体上看,人均工业增加值的省区差距趋于缩小,但极差仍比较大。

二、工业空间结构与集中化趋势
1. 四大区域板块
按照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区域板块,以工业增加值总量作为主要指标,计算出1978-2005年中国工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特征。图6显示,东部地区是中国工业产出最大的区域,而且份额呈现上升趋势,2006年东部工业份额为61.27%,比1978年上升12.41个百分点;东北地区是中国工业份额下降最多的区域,2006年东北工业份额仅为9.14%,比1978年下降了9.18个百分点,减少了一半还多;中部地区的工业份额是先升后降,总体上略有下降,2006年中部工业份额为15.63%,比1978年降低了1.12个百分点;西部工业份额也处于下降态势,2006年为13.97%,比1978年降低了2.10个百分点。 
2. 三大城市经济圈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经济圈是中国工业产出最集中的区域。2006年三大经济圈工业占全国的45%,其中长三角工业份额最多,近30年也比较稳定,约在23%上下波动;珠三角工业份额上升幅度最大,由1978年的4.7%升至2006年的12.4%,提高了7.7个百分点;京津冀工业份额则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降至2006年9.2%,减少了3.7个百分点(图7)。 
3. 工业集中指数
集中指数是衡量一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程度的尺度,通常以人口的地域分布作为对比的基础。其计算公式为:C=100-(H/P×100)。 这里C为工业集中指数;P为总人口;H为工业产值之半数所在省区的人口数。C值越高,表明工业的空间集中程度越大,反之,则说明工业的地理分布越均匀。图8为中国工业1952-2005年间10个年份的集中指数。由图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主要集中在少数地区,集中指数较高,到改革开放之前,工业布局已基本展开,集中指数有明显下降。1980年以来,工业集中指数在波动中降低,由77.3降为2005年的73.2,表明这一时期,以省区为地理单元的、考虑人口权重的工业分布,总体上趋向均衡化,这与图5中平均差系数和变异系数揭示的趋势相吻合。 
4. 省区集中度
计算工业增加值总量居全国前5位(CR5)和前8位(CR8)的省区合计的工业份额,结果显示(图9),1978-2006年,CR5由42.6%上升至48.7%,总体上升6.1个百分点;而 CR8由61.8%上升至65.7%,总体上升3.9个百分点。这表明工业大省的集中度提高,特别是总量居前5位的省区(2006年依次为山东、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 
5. 小结
分析表明,按总量份额考察,中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且集中程度在提高,东北、中部、西部的工业份额都有或多或少地下降,其中东北工业相对衰落值得关注;长三角是中国工业最集中的区域,珠三角与京津冀的工业份额一升一降也值得思考。若加入人口权重因素,工业布局从省区单元看总体上呈现均衡化趋势。

三、影响地区工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般地,地区工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有两大类,一类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指自然环境、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另一类是人文因素。涵盖面很广,主要包括技术、资本、管理、体制、政策等。对于中国近30年来地区工业的发展而言,体制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影响显然是最重要的。因而,这里重点分析省区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与地区工业发展的相关性。
1.市场化程度
测度经济市场化程度有很多指标和方法,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从所有制结构看,国有企业在地区工业中的比重大小;再一个是从投资来源看,来自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所占的比重大小。采用2005年省区人均工业增加值,分别计算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个数所占比重、非国有经济投资所占比重的相关性(截面回归), 产出结果见图10和图11。
由图10可见,省区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比重与其工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负相关性。国有企业数量少的地区往往人均工业产出较多,如浙江和江苏两省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分别仅占到全省工业企业总数的2%和3%,而两省的人均工业增加值则居全国前列,分别排在全国的第三和第四位。反之,国企比重高的地区,人均工业产出则较低。
通常,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来自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比重大,其人均工业产出也比较大。图11显示,沿海几个工业大省的非国有投资比重很高,如2005年山东为75%、浙江为74%、广东为71%、江苏为69%,上海和北京也都在70%以上。而人均工业产出很少的西藏、甘肃、贵州,非国有投资比重也最低,分别为16%、39%和42%。
 

2. 对外开放程度
利用外资和进出口贸易是衡量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主要指标。采用人均工业增加值分别计算与人均实际FDI(外商直接投资)、人均进出口总额的相关性;然后,分别考察地区人均工业增加值与外资、外贸的Pearson相关系数及其变化。
图12显示,地区工业发展与利用外资呈现较高的正相关性。人均工业增加值高的省区基本上都是人均实际FDI较多的省区,拟合度较高,如三个直辖市和浙江、江苏、广东,(三省人均实际FDI大致相同,约为120美元,三省人均工业增加值大约都在1.2万元左右)。而人均工业增加值在5000元左右的中西部省区,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一般不超过50美元。 
 
与外资相似,图13显示了地区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也呈现较高相关性。人均外贸额超过2000美元的有6个省区(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和浙江),其人均工业增加值也正好排在全国前6位。除了居全国第7位的辽宁之外,其余24个省区的人均外贸额低于500美元,其人均工业增加值大多在7000元以下。
通过时间序列观察(图14),地区人均工业增加值与FDI及外贸的Pearson相关系数,在上个世纪90年中期以前波动较大,90年代中期以来均呈现平稳上升态势。这表明地区工业发展中,实际利用外资和外贸的影响越来越大。
3. 小结
 根据上述分析,近30年来中国各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动。尤其是近10年,利用外资和扩大进出口贸易对地区工业发展,产生了日益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探索新时期地区工业的科学发展模式
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地方分权,增强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并形成了一种各地区大致相仿的发展模式。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把发展工业作为地区主导战略,如提出“工业立省(市县)”、“工业强省(市县)”。其经验依据是“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工业可以快速增加地区生产总值,并带来地方财政收入和就业增长。其次是设立开发区,提供土地和税收等优惠,扩大招商引资,以此作为地区工业发展的主要策略。
传统发展模式的确加速了地区工业化进程,但同时也产生诸多问题。一是忽视地区自然条件和环境承载力,盲目上马工业项目,导致当地资源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二是大量占用耕地,土地粗放利用;三是对投资商竞相优惠让利,使国家和居民(尤其是失地农民)利益受损。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要求,这种传统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工业用地实行“招拍挂”,并提高出让最低价标准
国家实施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取消了长期实行的工业用地协议出让方式,出台了《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该标准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针对一些地区在招商引资中竞相压低地价,甚至以零地价、低于成本出让工业用地的问题,《标准》规定“全国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其出让底价和成交价格均不得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的最低标准价。” “低于最低标准价出让工业用地,或以各种形式给予补贴或返还的,属于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由于最低价标准是按照不低于成本的要求确定的,与现在各地区工业用地的实际出让价格相比,将有大幅度提高。虽然这将会有效抑制工业用地的过度扩张,提高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程度,但最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地方政府对当地工业用地出让的随意性,提高了投资商的土地成本,因而增加了地方发展工业的难度,尤其是那些投资商较少的中西部边远地区。
第二,对地方政府提出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约束性指标
“十一五”时期国家提出了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各地区规定了相应的任务,并定期公布各地区指标完成情况。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完善并严格执行能耗和环保标准。新上项目必须进行能源消耗审核和环境影响评价,不符合节能环保标准的不准开工建设,现有企业经整改仍达不到标准的必须依法停产关闭。”   因而,严格的环境约束及其责任制,将对今后各地区的工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那些能耗高和污染企业比重大的地区和资源型地区,不仅现有企业降耗减排压力大,而且新上项目和产业转移项目都要首先过“环评”关。
第三,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机制
为了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近些年开始对一些矿产资源的采矿权实行市场化改革,改变过去无偿使用资源并提高资源税率,开征部分煤炭企业的生态补偿基金。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化重要资源性产品价格和排污收费改革,完善资源税制度,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快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这些改革政策对于资源型地区而言,一方面可以将资源开发的一部分利益留给当地,增加地方税收和环境治理的投入,但另一方面也会使资源开采企业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资源地区的天然禀赋优势。对于加工型地区而言,随着原材料成本和价格的上升,必然带来下游加工企业的成本增加,从而可能增大对此类地区制造业发展的约束,当然这也会激励加工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节省资源,提高综合利用水平。
第四,“两税合并”和规范招商引资行为
2007年3月16日通过新的《企业所得税法》(2008年起施行),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同时,国家要求各地区“优化投资环境,规范招商引资行为,纠正一些地方违法违规变相给予优惠政策和层层下达分解指标的做法”。 这些政策调整也会对那些习惯于依靠政策优惠发展地方经济的做法带来挑战。企业税负增加10%,相当于盈利水平要降低10%,这对于吸引外资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区位条件不好的地区,会出现吸引外资更加困难的局面,已有外资较多的地区在5年过渡期结束后也会减弱吸引力。但是,一个地区的投资吸引力并不只取决于税率的高低和其他优惠政策,着力创建良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重要。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的地区发展模式应当也必须转型,新的地区发展模式是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模式,其内涵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按照主体功能区划,合理确定工业定位。重点开发地区可以优先考虑工业布局,优化开发地区要着力于提升工业层次,限制开发地区要慎重适当布局工业,禁止开发地区不能建设工业项目。对于限制和禁止工业开发的地区要有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补偿机制。
2. 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单位面积工业用地的产出率。严格按照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并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工业用地;遵循工业适当集中的原则,引导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平面标准厂房根据制造业性质尽可能向多层发展。
3. 强化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硬约束。制定节能降耗减排的目标和标准,将其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财政收入和就业增长等目标,同时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
4. 以“服务竞争”取代“让利竞争”,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和发展环境。地区之间吸引要素资源(资金和人才)主要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法规制度、规范市场行为等方式,而不是以竞相优惠让利来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