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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创新论

24. 基于FDI视角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时间: 2017-11-11信息来源: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文献 作者:王 瑛 责编:万山


专著连载二十四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文献
 

 
区域发展创新论

 
 
主  编:罗布江村 陈达云 陈栋生
  副主编:肖金成 郑长德
 


 
 
基于FDI视角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王  瑛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商学院)
 

    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我国地区间经济基础、文化背景、资源禀赋差异很大,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问题由来已久。自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不但未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大的地带范围看,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1]之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当前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的严重程度已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而且具有不断加剧的可能性。一部分地区长期处于相对贫困落后的状态,以至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象愈演愈烈,显然不符合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必将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甚至对国家统一构成威胁。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格局所发生的重大演变,还没有引发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各区域之间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关系,但其中已经潜藏着危机[2]
    1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客观性探讨
    一般而言,资源丰富且区位便利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发展优于资源缺乏和区位条件处于劣势的国家或地区。静态资源禀赋区位差异的客观存在——即静态区位稀缺——决定了区域发展起点和先决条件差异的客观性,这一观点已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同。然而,这里却存在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仅仅从资源禀赋和区位论的角度去判断某些地区应该发达、某些地区应该欠发达,那么现实情况中可能存在与之相悖的案例。例如,从国际范围看,单纯的资源禀赋和区位论就不能说明问题,资源贫乏的日本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位居荒漠地带的拉斯维加斯为什么能够成为颇负盛名的国际旅游胜地?从我国国内区域间的比较看,同样存在类似的耐人寻味的问题。
    通过观察我国六大区域自然资源的对比指标(见表1)不难发现,从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和自然资源丰度来看,东部地区处于中下水平,其中的东南沿海地区两项指标均居末位;西部地区处于中上水平,其中的西南地区均位居第一。从经济基础看,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现代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一些具有西部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在部分城市已形成一定的基础,如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军转民用工业。此外,这一区域的陆地边境线长10000多公里,与14个国家接壤,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资源交换和市场需求上以及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易于发展边贸关系。然而改革开放20余年来,发展最快的区域却是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相反,资源条件较好的西部地区的发展却相对衰弱了。
        表1         六大区域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和自然资源丰度

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长江中下游 东南沿海 东北 黄河中下游 西南 西北
综合优势度 0.60 0.12 0.28 0.76 0.76 0.48
名次 3 6 5 1 1 4
自然资源丰度 5.55 2.27 5.47 8.11 10.35 8.69
名次 4 6 5 3 1 2
资料来源:刘再兴等.中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研究.[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5年版。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资源相对贫乏、人文基础并非上乘的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发展如此之快呢?事实上,资源禀赋的区位差异并非决定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唯一决定性条件,这是因为,从动态的角度看,资源是可以按照市场法则流动的,区位软硬件环境也是可以人为创造的。区域经济差距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些因素往往交织融合在一起,发挥类似于合力的影响作用,只是在不同时期,主要影响因素不同而已。
    2  我国区域开放模式的独特性与区域开放程度的差异性
    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拉大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显现时开始的(见图1),而今日的东西差距也主要是由改革开放前的南北差异逐步转变而来的,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关注“改革开放”这个特定的时间点。由于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市场体制转型的国家,显然不具备私有产权制度这一区域开放的初始条件,因此,各大区域的经济开放不可能是区域市场发展及地区贸易繁荣的结果,而是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特定的政府区域经济政策的产物[3]

图1   东西两大区域GDP绝对差变化轨迹与利用FDI变化轨迹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施了非均衡的区域开放模式,依照中央政策,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采取了从南到北、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从建设四个经济特区到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再到沿海、沿江、沿边逐步开放的历程中,中央政府将最优惠的对外开放政策给了东部沿海地区,将发展重点进行了战略性的大转移,从而使东西部在对外开放的时间、程度、享受的优惠政策上形成了较大落差。很明显,东西两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竞争关系,东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西部地区却在观望与等待中错失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正是这种区域开放模式的独特性决定了各区域对外开放度[4]的差异性(见表2)。
    表2         区域开放程度比较(2005年)

  出口总额/GDP 进口总额/GDP FDI总额/GDP 对外开放度% 区域开放度位次
全    国 30.95% 29.16% 3.78% 19.55% -
东部地区 41.77% 39.46% 4.74% 26.27% 1
中部地区 21.11% 12.91% 3.53% 11.62% 2
西部地区 5.86% 4.22% 0.62% 3.27% 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6)》计算。

    分析上表可知,我国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基本特征也是“东高西低”,差异十分明显。众所周知,区域开放程度的差异与各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差异密切相关。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使得西部地区无法与东部地区一样平等的享受开放经济条件下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带来的诸多利益,从而在东西两大区域之间形成了来自于体制改革非均衡的“先发优势”和“后进弱势”的强烈反差,并引致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非均衡和区域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
    3  不同开放度下的区域经济增长: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开放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对外国资本的开放,这是自1949年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和转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及日益改善的软硬件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直接投资(FDI),众多世界著名跨国公司也纷纷来华抢滩登陆。进入20世纪90年代,FDI在利用外资增长势头中具有决定意义,其在实际利用外资额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33.89%猛增到2003年的95.31%,2006年实际利用FDI再创新高,总额达到694.68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居世界第二位,发展中国家第一位[5]。加入WTO以后,FDI将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多元化的形式涌入我国,无疑会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正如上文分析,由于我国采取了非均衡的区域开放政策,FDI的空间分布亦明显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FDI地区分布的这种高度非均衡性,给各地区资本形成、出口扩大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FDI以及由此产生的就业和出口扩张,有力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相反,在西部地区,FDI的这种影响则较为微弱。
    4  FDI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一个简单的模型分析
    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再到新经济增长理论,都肯定了资本能力的形成和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把资本看作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6]。因此,从本质上讲,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能力就是一个地区资本积累、资本集中和资本扩张的能力,是地区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为此,本文将着重从资本形成的角度来探讨FDI对区域GDP增长率差异的影响。
    4.1  模型设计
    假定各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特性,区域总产出用GDP总值来衡量,区域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两部分,其中:资本投入可以分解为国内投资和FDI两部分,FDI不仅可以被看成是经济开放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还将通过国外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的转移推动当地经济的全面发展。
如果以GDP代表区域国内生产总值,DI(Domestic Investment)代表国内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代表外商直接投资,L(Labor)代表劳动力就业人数,区域生产函数可以表达为:
GDP = f(DI,FDI,L)                        
    (1)上式也可表达为:
    GDP = A (DIα)(FDIβ)Lγ                         
   (2)两边取对数,(2)式可以写成:
           ㏑GDP = c +α㏑DI +β㏑FDI +γ㏑L+ ui                
   (3) 式中:c为方程估计的截距,ui为随机误差项,α、β、γ分别是DI、FDI、L 的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
    4.2  数据资料与模型参数估计
    DI采用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减去实际利用FDI额。实际利用FDI额则采用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进行折算。各地区劳动力人数采用全部从业人员数。除特别说明外,这里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定量分析选用1992年—2005年东部各省和西部各省的存量数据,利用所整理的有关数据资料,借助SPSS软件,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对上述(3)式进行参数估计,分别得到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计量经济模型的有关参数估计值与检验值(如表3所示)。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在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下,两个回归方程常数项和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通过t检验,说明国内投资DI、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劳动力投入L对两个地区GDP总量的影响显著;两方程的F- Stat值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回归方程的方差解释能力高达96.2251%和95.9034%,说明两个模型均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模型对真实关系式整体拟合质量较高,回归方程可信。
        表3   区域经济增长与FDI相关性的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方程①(东部地区) 方程②(西部地区)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T-Stat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T-Stat
常数项c
 
㏑DI
 
㏑FDI
 
㏑L
 
3.65976        1.81843
(2.01259)
0.621132       2.76508
(0.22463)
0.230847       1.63752
(0.14097)
0.262941       2.16314
(0.12156)
常数项c
 
㏑DI
 
㏑FDI
 
㏑L
 
2.04474         1.57138
(1.30123)
0.480767        2.35237
(0.20438)
0.045292        1.42125
(0.03187)
0.184163        2.04109
(0.09023)
R-Squared
Adjusted-R2
F- Stat
0.962551
0.952258
64.48326>F0.05 = 4.20
R-Squared
Adjusted-R2
F- Stat
0.959034
0.941171
44.5207>F0.05 = 4.20
注:圆括号内的数值为系数标准误差。

    4.3  结论
    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表明:①无论在东部地区,还是在西部地区,FDI对GDP增长的影响均小于国内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然而,如果对两个地区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FDI对两个地区GDP增长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异:东部地区FDI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GDP将增长0.23084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FDI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GDP仅增长0.045292个百分点,FDI对西部地区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仅为东部地区的1/5,这说明FDI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远远大于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FDI区域分布差异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②东部地区各要素投入对GDP增长的作用程度差距不明显,而在西部地区,FDI对GDP增长的作用程度远低于国内投资和劳动力投入,国内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GDP将增长0.480767个百分点,劳动力投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GDP将增长0.184163个百分点,分别是FDI对GDP增长的作用的10.61倍和4.07倍,显然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国内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的依赖性更强,属于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③东部地区常数项c的估计系数为3.65976,大于西部地区的2.04474,而c是体制、技术、管理、经济结构、人力资本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因此,可以认为东部地区拥有更利于经济增长的软环境。
    由此可见,FDI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投资,而是具有一揽子性质的投资,FDI地区分布上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外资西进”将对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5  加快西部地区利用FDI的思路与对策
    各国在引资初期普遍都利用了政策倾斜式的引资手段,即对在一部分特定地区投资的外商实行更为优惠的政策,我国也不例外。政策倾斜有力地带动了我国东部地区的引资工作,提高了东部经济的外向化程度,推动了东部经济的强劲增长,使之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中最具活力和实力的高速增长地区。但是,长期维持倾斜政策,存在一定弊端。除了选择向国家“要政策”外,西部地区还有没有新的引资对策可寻?
 创造有利于外商投资的综合环境。首先,西部地区应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资本西进营造良好的投资硬环境。具体而言:一要加大国家对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力度,除加强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外,还应着力改变邮政、电信的落后状况;二要积极实现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可以考虑放宽外资的准入条件,采取优惠政策,采取BOT和TOT等形式引导FDI于基础设施建设,一举两得地引进外资;三要合理运用经济杠杆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合理调整赢利性基础设施的收费标准,鼓励地方与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四要进一步完善价格运行机制,采用支持性价格政策筹集建设资金,如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扩大以收费权为核心的经营权质押政策的实施范围,鼓励外资和社会资金投向西部地区。其次,在软环境建设方面,西部地区一要完善和透明各项优惠政策,特别是保证这些政策的相对稳定和不折不扣地被执行;二要通过多种手段,加强政府的服务意识,培育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建立诚信交易、规范运作的现代工业文化;三要引入充分维护投资者利益、客观公正的国际准则和惯例,进一步健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地方性法规,特别是要通过法律手段保护投资者的知识产权,避免因相关法律不健全对FDI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四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为外资企业的筹融资提供“一条龙”式的金融服务,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广泛开展外币业务和国际结算业务,有效促进金融服务的国际化、规范化。
     选择重点产业和区域,集中吸引FDI。随着我国加入WTO,产业开放将替代税费优惠成为对外开放政策的主流。西部地区要以产业开放推动产业升级,大力发展产业比较优势。为此,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针对基础设施和优势产业放开外资股权限制,降低准入门槛,构造开放政策新优势,有意识地引导FDI投向具有相对优势且规模较大、有发展潜力的产业,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加入WTO的过渡期将西部地区一些长期保护、高度垄断、已形成既得利益的部门优先开放,例如:优先开放金融、保险、电信、石油勘探开发、电力生产等部门;开放高等教育以及高等职业教育业、文化传播业;开放交通运输业,包括港口建设、空运、内河航运、管道运输、公路运输等;开放建筑业,包括公共建设项目。此外,还应鼓励FDI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并在西部地区具有优势的旅游产业、特色农业和高新农业上做足文章。
    在区域选择上,结合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南贵昆经济区等),选择和培育FDI的增长极,如:可将重庆、成都、西安等条件相对较好的西部大中型城市作为吸引跨国公司建立地区总部、直接配送中心和人员培训中心的重点区域,通过相关环境营造和集聚效应的获得,吸引大型FDI项目,以此带动西部地区FDI的总体增长。
    大型跨国公司与中小外商同时兼顾。大型跨国公司是全球知识创新的主导者。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将是西部地区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一条重要途径。根据对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分析,跨国公司公司间竞争、与关联企业的联系、市场是其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占领市场”,是跨国公司在其投资决策时的首选因子[4]。因此,这些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时,一般会首选在全国市场中起控制作用的大都市区,之后按等级规模依次向低一级市场扩延。按照这种一般规则,结合考虑大型跨国公司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才进入我国市场的事实,西部地区应采取积极态度,创造环境,迎合可能出现的大型跨国公司向较低层次市场中心的投资扩散。考虑到目前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比重过大,经济改革与发展遇到的障碍十分突出,可以将那些经营状况不好的、非事关国计民生的国企的大门打开,鼓励FDI企业进行兼并和资产重组。
    引“大”也不可轻“小”,西部地区还应抓紧提升对那些与跨国公司在东部地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小外商企业,尤其是来自周边国家的中小企业投资的吸引力度,在大型跨国公司还未进入西部地区时,它们先行进入的可能性较大。须强调的是,在吸引此类FDI时,优惠政策的作用十分重要。
    通过与东部FDI企业建立多种联系,间接利用外资。在暂时还难以引进FDI的区域,可鼓励当地企业与东部大型FDI企业在产品、信息、技术等方面建立多种联系,从而带动当地企业的发展。以生产联系为例,贵州、四川曾有10多家企业为上海大众供应零部件。由于上海大众对产品零部件要求较高,通过供货联系,相关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和营销策略都得到很大提高和改进。由此带动它们的产品不仅供应上海大众,还销往其他汽车制造商。更为重要的是,在与大型FDI企业的联系中,一些供货企业还有机会接触到跨国公司的原购货商,并通过相互接触与了解,实现了与原购货商的直接交流。时机成熟后,就可创造有利条件鼓励原购货商直接到西部地区投资和原东部FDI企业到西部地区进行再投资,此举不但可以引来FDI,还可促进产业在我国内部东西两大区域之间梯度转移的实现。
    优先在西部推行投资自由化政策
    所谓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和制度化。具体而言,就是在一系列促进投资自由化政策的制定中,要减少或消除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非国民待遇”歧视性措施,取消对FDI企业在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严禁对FDI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机制来吸引FDI,逐步取消政策上的市场准入限制,减少市场扭曲,增强市场的竞争性。
    发展职业教育和专业化教育。西部地区要吸引外商在本地投资,必须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本土人才。根据人才流动理论,处于金字塔塔尖的高级管理人才由于其完善的知识结构,流动性较好,而处于金字塔塔基的初级技术型人才,由于专业性较强,在一定地区内将保持动态的稳定。西部地区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专业化教育,在改变劳动力“多而不精”现状的同时,解决企业对初级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推动西部地区教育产业更好的为其经济发展服务。
    推进西部城市化进程。西部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才是FDI企业产品相对较大的消费市场,只有不断推进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才能形成集中的市场规模,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从市场规模角度吸引FDI[5]。这实为一石两鸟之举,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还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外商提供更好的投资硬环境。在推进西部城市化进程中,要特别注重发展中心城市和城市经济圈。就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现状来看,可以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城市,向周边辐射形成中心城市圈,比如乌鲁木齐经济圈、西安经济圈、重庆经济圈、成都经济圈、昆明经济圈等,在这些城市经济圈内部又可建立一些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在小规模内形成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FDI介入;在相邻经济圈之间建立便捷的高速公路,形成多城市经济圈,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而城市间临近高速公路的土地也会因其相对较低的地价和相对便利的交通,成为吸引FDI的新亮点,使这些地段成为西部地区的“东部”。
    培育企业作为招商主体,采取多种方式吸引FDI。投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获取预期收益的市场行为。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无疑应成为招商引资的主体。在当前西部利用外资政府主导型特征较为明显的情况下,应该重新界定政府、企业和社会在招商引资中的职能和作用——政府应确定引进外资的基本原则、指导政策和法规,并着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企业应作为引资的主体,依据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选择引资的具体形式,例如:同行业的企业组成招商协会,自行编制招商计划并实施;将短期集中的、大型的、综合性的招商引资贸易洽谈会变成经常的、小型的、专业性的多种招商会,针对具体的引资项目和引资领域开展招商,有针对性地邀请国外同行,经过广泛接触和反复磋商,提高引资效果;积极开展网上招商,降低引资成本,扩大引资信息发布范围;还可通过多种媒介渠道,大力宣传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与前景。
 
 



[1]由于数据统计口径的差异,本文对数据和指标体系进行了界定:将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直辖市作为整体界定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将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12个省、区、市作为整体界定为欠发达的西部地区。
[2]陈秀山等.中国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4,(5).
[3]刘乃全等.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政策演变及整体效应研究.[J]财经研究,2005,(1).
[4]区域开放度可用区域出口比率(区域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区域进口比率(区域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区域FDI比率(区域FDI总额占GDP的比重)等指标来衡量。为了从总体上衡量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度,根据出口比率(y1)、进口比率(y2)、和FDI比率(y3)在反映地区经济融入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分别决定其权数为0.3、0.3、0.4,它们的加权平均数则为对外开放比率k,其计算公式为k=0.3 y1+0.3 y2+0.4 y3。该比率综合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其值越高,开放程度越高。
[5]数据来源:http://www.kiiik.com/data/macro/macro.do?method=foreign_investment
[6]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著名的哈罗得—多马模型y=sσ(y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资本形成率,σ表示投资效率)显示资本的增加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建立的模型gY=λ+αgK+βgL(gY、gK和gL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λ代表技术进步率,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认为,当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相对影响不变时,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三个因素。
[4] 孙 俊.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2,(3).
[5] 李小建.外商投资区域变化与中西部地区引资困境.[J]经济地理,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