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专题聚焦 > 城镇化
城镇化

振兴乡村,应以县为战略主体时间: 2018-09-03信息来源: 罗天昊国与城微信号 2018-8-25 作者:罗天昊  责编:

乡村振兴,举国所望。

 

年初,国家发下了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成为十九大之后强国富民的重要战略抓手。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

 

理想很丰满,落地流血汗。

乡村振兴,国家出政策,地方谋落实,而在地方体系中,县(区)又是最重要的战略主体。

 

1)振兴乡村的主战场在县区

 

以北京市为例,2017年,北京城镇化率为86.5%

 

但是,其内部极度不平衡,中心城区城镇化率100%,远郊区城镇化率,普遍在60%以下。2015年北京告别县治时代,最后并区的是密云和延庆,以密云为例。2015年,密云县城镇化率为55.5%,此后县改区,城镇化提速。2017年,密云城镇化率为58.2%,仍与北京平均水平相差28个百分点,与东城和西城相差40个以上的百分点。

 

纵使在城镇化程度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首都北京,其远郊区密云还有41.8%的人口生活在乡村。

 

目前东部发达城市多数已经步入了无县时代,但是,远郊区很多就是以前县的底子,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战略主体。就是原来的县,现在的远郊区。

 

在中部和西部城市中,县则广泛存在。只有武汉是个特例,已全部撤县设区。

 

中部城市,以长沙为例。除六个市区之外,设有浏阳市,宁乡市,以及长沙县。

 

2017年,长沙城镇化率为77.59%。县级浏阳市的城镇化率为47.6%,比长沙市低30个点,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长沙县城镇化率为65.2%,比市低12个点。县级市和县,也成为农村人口的主要载体。

 

这还是省会,如果看中部一般城市,情况更是如此。

 

以湖北黄冈为例。2017年城镇化率45.9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心城区黄州区城镇化率达到75%以上。但是下面的县城镇化率比较低。以红安县为例,城镇化率不到42%58%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超过一半。

 

西部城镇化率更低。

 

总体而言,城镇化率随着城市级别逐步下降。直辖市(除重庆外)都超过80%。省会和计划单列市,基本都超过70%以上,一般城市在50%左右,到县一级,除少数东部发达县之外,中西部县级城市,城镇化率普遍不足50%

 

乡村振兴计划,庙堂议定,各地落实,虽然战略制定在中央,省和市一级,但是,实施主体应该是县级。具体三类:县,县级市,以及城市远郊区。

 

与此相对,未来要实现城乡一体化,也必须以县,县级市或者远郊区为战略主体。

 

 

2  县区是多数地方乡村振兴的战略基石

 

发展阶段,至关重要。

 

当下,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发展产业的最佳载体,各自不同。

 

产业小镇,东部争先。

最典型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珠三角的东莞、顺德和中山产业小镇闻名天下,东莞市没有县级建制,市下面直接管理镇,拥有众多经济强镇。比如虎门的纺织和服装,樟木头的塑胶产业等。顺德是全国最典型的一镇一业的代表。陈村的花卉,北滘的家电,伦教的木工,龙江的家具等。不少镇的产值超过1000亿。中山小橄镇的菊花,古镇的灯饰产业雄霸国内。

长三角的产业小镇也很发达。诸暨大唐镇的袜子占全国65%的市场。浙江东部和中部发达城市,几乎所有的小镇,都是搞制造业起家,产值客观。苏南的镇经经济,也很厉害。

 

但是,以镇为基本战略主体,只适合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一个县上百亿甚至过千亿的产值。

 

在大陆腹地,中国战略腹地最广阔的地区,包括中南,西南,北京以南的北方,天水以东的西部,几乎中国经济地理版图(约300万平方公里)中的70%以上的区域,镇级单位都能量不足。产值多数在几个亿至几十亿之间,必须以县为战略主体。

 

而在胡焕庸线以西,连县都无法成为独立战略主体,地级市以上才合适成为战略主体。

 

多余多数地方,对于多数城市,对于中国最广阔腹地,最有代表意义的地区,以县为基本战略主体,最合适,也最有广泛的代表意义。

 

事实上,在中国中部大陆腹地,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出政策和战略,省市定点,具体落实,还是在县区一级。

 

2018-年,成都的乡村振兴项目开工128个,全部落地到县区。都江堰、郫都区、崇州市,彭州市落实精华罐区修复工程。

 

在乡村振兴十大重点工程中,彭州投资185亿,落实成都菜粮基地建设以及物流产业园建设。

 

作为中部的国家中心城市,武汉的乡村振兴计划,也主要落实在江夏,蔡甸,黄陂等区县。上百个项目,每个项目分开都不会大,但是在一个县区内,聚合就可达到上百亿了。

 

非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以及大西北区域后发城市这两大特例之外,对于绝大多数大陆腹地城市而言,以县(区,县级市)作为战略主体,最为合适。

 

 

3)打破城市霸权,实现城乡共荣,以县为基本战略单位

 

城乡一体,谁是主角?

 

当下的乡村振兴主要是上位发力,层层推进。本质上的逻辑,是先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发展充足了,再以反哺的形式,单向进行乡村振兴战略。从国家到省市,一大堆的规划。、

 

但是,这种模式,本质上还是推行的“城市霸权”。城乡之间,不是城市主导乡村,而是城乡互动。

 

在战略主导上,城市必须对乡村保持足够的敬畏,国家和省市也必须发挥县镇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战略大师波特看来,国家的动力机制与企业的动力机制,非常类似。中国著名的企业华为,长期以来保持高速和强势的增长,华为的理念之一,就是推崇班组长竞争,将班组作为基本战略单元。

 

中国虽是大国,也需要分解战略,将县作为基本的战略单元。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不稳,国家也难以安定。

县是连接村、乡最近的地方,也是乡村振兴的最近载体。

 

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接近58%。但是,算上两代,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口仍然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乡村的存在,意味着很多人的故乡和精神家园。

 

乡村振兴,绝对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共存。

 

辅助乡村,就是城市的自救。

 

当下大城市被高房价压制消费,全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仅为43.1%,北京上海更低,深圳甚至不到30%。县乡村消费,成为中国消费保底的基石。当下,县级消费占比普遍在50%以上。特别在当下中国内需不振的情况下,要造就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必须提升社会底层的消费能力。几十年的剪刀差,使大量的农村财富,变相流入了城市。中国城市崛起,乡村塌陷的怪状,制约了乡村消费能力的提升。乡村的成长,就是国家的成长。

 

未来中国的乡村应该有三个特点:在经济上,农业纳入现代产业体系,在社会领域,实现农村的福利与城市接轨,同时,消除中国隐形的身份等级分野,使农民真正成为中国的独立公民。

 

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个半吊子改革,只有承包,根本没有联产。机械化亦无法实现,农业成本高,效益低。未来须实现土地自由流转,以及集中使用。

 

农村本身的现代化,比农民转移到城市更为重要。当下中美商战,美国农产品被禁入,正好可以新重视自己的农业,将农业融入现代产业体系,造就大批的农副产品基地,食品工业基地,旅游产业基地。

 

建设新农村,亦需在社会管理和服务领域,缩小城乡差距。因为中国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在未来,农村的医疗如何解决?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谁负责?这些都是构建新农村的重要课题。

 

此外,中国的农民,普遍需要解决一个身份认同问题。

  新兴的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农民后代,他们强烈要求改变社会地位,他们已经开眼看世界,种田还是打工,不仅是个收入问题,还存在身份认同。中国急需改革现行户籍限制,真正消除身份等级的隐性分裂,从文化上真正实践人人平等的信仰,长久必影响社会稳定。新一代的年轻农民,视务农为畏途,视农业为贱业,振兴农业无从谈起。而数亿农民,也无法找到未来。农村一旦衰败,则城市失去了后方阵地,整个国家沦为溃败的国家。

 

共存互惠,乡村振兴的要义,不是单方城市化,而是城乡共荣。县作为国家、省市与乡村之间的介体,最合适成为战略节点。

 

4)县级以上建制才有初步财政能力

 

中国推行分税制之后,地方的财政自主权下降。尤其是营改增之后,地方的本土企业,其税收又又部分被收走。

 

在中国的城市体系中,行政级别越低,财政收入的独立性就越差。

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取样为2013年),中国东中西以及东北的县级财政收入,分别是东部东部(182.2亿元)、东北(108.9亿元)、中部(90.3亿元)、西部(54.7亿元),东部分别是西部的3.3倍、中部的2倍、东北地区的1.7倍,地区之间财力差距较大。

 

农村要钱没钱,在直辖市,省会、地级市,县(县级市)中,县距离农村最近。把钱和资源截留。

 

中国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与权力,交替决定资源配置。

 

中国城市的公共资源安排,是按照政治地位排队。在这种体系中,直辖市处于第一梯队、省会处于第二梯队,计划单列市处于第三梯队,其它常委兼任书记的地级市属第四梯队,一般城市处于第五梯队。县级市处于第六梯队。镇处于第七梯队。

 

在文教领域,中国最顶级的高校,包括北大与清华,均设立在北京。在医疗资源方面,2016年中国十大医院中,北京独占其四,在经济领域,110多家央企中有超过80家以上的总部驻跸北京,超过其它所有城市总和。至于中央机构,则更是全部集中于北京。北京世界500强总部已是世界第一。它是中央银行所在地,也是三会所在地,是政策的策源地。2016年,北京的本外币存款余额138408.9亿元,冠绝全国。北京对于资金的吸附作用,远远超过其它城市。

 

北京在全国的地位,正如省会、首府在各个省和自治区的地位。

 

在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中,三产都比较发达。很多落后地区的省会,三产也能够比发达地区的一般城市厉害。无它,全省的资源都集中在它手中。

 

比如经济发达的苏州,其本外币存款与GDP的比值不过1.3,但是,经济不发达的甘肃省会兰州,其存款余额与GDP的比重,竟然可达2.8,吸金能力强过经济发达的苏州。

 

在一省之内也是如此。苏州经济比南京更强势,但是吸金能力就不如南京。南京的本外币存款与GDP比值达到2.7。吸纳资金的能力强过苏州。

 

除东部沿海的广东和江浙、福建有大镇小县之外,中国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大县(区)小镇。镇一级单位,离权力资源,经济资源都很远,而且财政处于末梢,几乎无独立财政能力。

 

乡村振兴,第一要钱。而县级财政,是最基本独立财政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