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2015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观点综述时间: 2015-12-23信息来源:中国工业经济 2015-11-17 作者:马胜春; 黄基鑫 责编:qgy
2015年9月19日,2015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暨“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顺利召开。本届年会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和中央民族大学共同主办,中央民族大学发展规划处、北京产业经济学会、北京区域经济学会共同承办。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1〇〇多篇,1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采取主题发言和专题讨论的方式,专门设立了“一带一路”战略高峰论坛,以及区域战略与对外开放、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两个分论坛,就“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对外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坚持互利共赢,务实推进‘一带一路’”的主题演讲,他指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三大战略,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战略的拓展、深化和加强^其中,“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将新时期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加强对外合作的要求,与国内各区域板块的发展战略相对接,从而既能够更好地实现各区域板块的发展,也能够使国家总体的开放合作战略落到实处,实际上是对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从开放角度进一步地深化、扩展。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他提出坚持互利共赢是“一带一路”持续有效推进的根本,作为国际性发展战略,“一带一路”的推进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需要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打造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实现命运共同体。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范恒山作了题为“新环境下区域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应该处理好的几个重要关系”的主题演讲。他指出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区域发展战略制定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三个重大关系:一是要处理好维护市场公平性和加大支持重点地区发展的关系。既要打破各种形式的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性,也要加大对贫困、欠发达地
区和试验区、示范区这两类重点地区优惠政策的支持。二是要处理好国家跨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与缩小区域政策单元的关系。国家要重点把精力放在编制跨区域、次区域的战略规划上,同时还要缩小区域政策单元,进一步细化战略和政策的区域板块。三是要正确处理统筹区域空间布局和建立合理的区域利益平衡机制的关系。既要维护国家统筹的空间布局尤其是产业布局,也要建立包括稀缺资源、重要农产品等价格形成和补偿机制,以及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等利益平衡机制。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全球化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主题演讲。他指出当前世界已进人了全球化的3.0时代,从第二次全球化即改革开放以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单元的结构和边界,变成如今利益边界越来越不明确,中国的战略边界也在不断扩大,需要用全球思维看待国家发展。中国的区域战略正发生重大变化:一是中国的区域梯度发展向陆地扩展,原来的经济腹地、老少边穷地区成为向欧亚大陆腹地扩展的开放前沿,“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是适应了新时代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就是要拓展市场经济发展的空间;二是要有更加适应经济开放的体制,建立起全球利益共同体,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用全球化思维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创新因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肖金成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区域发展新棋局与‘一带一路’战略”的主题演讲。他介绍了四大战略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的新棋局:第一个战略是目标导向战略或问题导向战略,以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目标为导向,提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第二个战略是轴带引领战略,沿着轴线、经济产业链、经济人口发展,形成八条经济带,八条经济带构成未来中国经济的主支架,实现统筹中东西,协调南北方的目标。第三个战略是开放合作战略,注重与相邻国家开展贸易化和便利化的合作,“一带一路”战略体现的就是展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精神的贸易之路。第四个战略是群区组合战略,群是城市群,区是经济区,规划建设城市群是为了使每个城市个体竞争力转变为整体竞争力,扩大它的影响力和辐射带动力,进而带动经济区的发展,推动经济区发展为合作区。
安徽省政府参事程必定研究员发表题为“中国区域布局的战略重组与‘全国化’”的高峰演讲,他提出“全国化”是一个全新概念,与“全球化”相对应,是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而实现优化配置,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区域经济现象。“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的战略组合,会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国化”。“全国化”需要区域合作,各省区应从“全国化”视角开拓区域合作思路,包括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化解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推进省内合作与省外合作结合、将对口支援向区域合作延伸等方面,在中国区域布局战略重组中更多地融人“全国化”。
四川师范大学校长丁任重教授作了题为“‘十三五’时期区域经济政策的趋向”的高峰演讲,他指出“十二五”期间,中国出台国家级规划总量接近500个,出现规划区域数量剧增、种类繁多、规划目标功能强化和更加多样化、区域经济政策也更加注重地区特色优势的特点。其好处在于注重区域优势的发挥,针对不同区域推动不同的政策,但不足之处在于区域发展政策碎片化、普惠化及区域政策推动力不足。当前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及长江经济带就是大区域协调,这是碎片化后反过来重视区域协调,区域合作以及全国均衡发展,回归到了区域经济政策的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研究员发表了题为“‘一带一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双向效应”的高峰演讲。他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国家从过去的FDI到现在的ODI,从过去的资本输人为主,到现在开始走出去;二是出口结构的变化,前三十年中国出口的多是廉价的、低附加值的产品,而未来会有高铁、核电等一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三是未来“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卖产品,更多的是实现产能的转移。“一带一路”空间指向的重点就是开放,是从过去的沿海开放为重点,转变为沿边和内陆为重点,但是现在“走出去”是“一带一路”的核心,是资本走出去,产能走出去,如何在中国走出去的同时关照中西部的发展,这还需要深人研究。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继瑞教授作了题为“中欧班列: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动脉”的高峰演讲,他提出要真正把中欧货运班列建设成为“一带一路”真正的桥梁和纽带。中欧货运班列市场潜力巨大,但也同时面临着运费成本远高于海运成本,各国铁路标准不一容易引起摩擦,税收变化问题容易导致盲目竞争等系列难题。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各地区的行动与发展构想
南通大学党委书记成长春教授在高峰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协调性均衡发展—‘一带一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发展格局构想”的高峰演讲。他提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应在充分考虑各地区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各异、能量等级有别的基础上,从全国乃至全球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谋略,将现行梯度式推进色彩较为浓厚的“调整中趋衡”发展格局加快转向双向开放的协同性特征更为明显的
“协调性均衡”发展格局。
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汤正仁教授发表题为“推进西南地区构建中国‘一带一路’核心枢纽的思考”的主题演讲,他提出构建国内区域的核心枢纽,联结并整合各方面优势,关乎“一带一路”战略的成败,并指出西南地区因其空间区位、历史积淀、资源人口市场、长期对外开放基础而成为构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核心枢纽的首选区域。为了突破西南地区构建“一带一路”核心枢纽中的“瓶颈”应在明晰省区枢纽定位、推进城市集群战略、构建综合交通网络、打造对外开放高地、创新体制政策机制等方面实施战略新举措。
江西省教育厅巡视员周金堂教授发表了题为“江西省融人‘一带一路’战略思考”的高峰演讲,他表示适应经济新常态,立足经济实际,着力打造经济转型新发展是江西的前进战略。他认为江西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一是靠打“四张牌”,包括市场牌、文化牌、生态牌和区位牌;二是“木材”,江西木材通过西北、西南、东南方向远销全球各地;三是“区域优势”,江西的区域优势决定了其与三个市场的合作,包括东盟、中东及欧盟。
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黄端研究员作了题为“福建省建设‘海丝’核心区的进展与前瞻”的高峰演讲,他指出福建成为“海丝”核心区的原因有:一是福建贸易是从以明代为标志的世界大航海时代开始的;二是闽商在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三是自古以来福建形成的文化相通;四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规划里增加了一条福建独有的南太平洋线。他认为福建要建设成为“海丝”核心区,重点在于引进来、走出去,深化海洋合作,实现贸易便利化和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海洋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行动与展望”专题论坛上,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夏永祥教授发表了题为“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江苏省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思路”的专题演讲,指出了江苏省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将面临的优势和劣势;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郭俊华教授发表了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关中城市群发展路径研究”的专题演讲,他认为处于欧亚大陆桥重要支点的关中城市群是西北地区经济和人口的重要集聚地,是西北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增长极;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顾延生副研究员指出“一带一路”战略下,青海应着力发展新兴服务业,以构建“四区两带一线”中心城市为目标;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孙浩进副研究员则指出黑龙江省构建“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对国家战略的延伸、支持和补充。
三、长江经济带建设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胡艳教授和江南大学商学院谢守红教授分别对“长三角城市群联动发展”以及“长三角城市群物流联系与物流网络优化”进行了研究,胡艳教授指出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对打造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具有支撑作用,可以为长江经济带提供硬件基础、市场条件、产业支撑、动力源泉、创新驱动、打造生态廊道等,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武汉城市圈、环长中南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三大板块。谢守红教授则利用数学模型测度了城市之间的物流联系度,并以此构建长三角轴一辐式物流网络,并借助0—1整数模型规划了上海物流圈、南京物流圈、杭州物流圈、宁波物流圈和苏中物流圈等五个各具特色的物流圈。
南通大学商学院杨春蕾博士指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将中国分散的开放节点串联起来,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网络,为江苏东西双向开放提供了良好的战略机遇。在“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战略机遇面前,江苏应与国内沿线省市及国外沿线国家探索共建合作园区;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发展,推动本省产业转型升级;对接国际标准,在更广范围内开展经贸互动与合作;搭建立足江苏的国际交流平台,打造人文合作品牌;发挥口岸优势,提升载体功能,拓展陆海合作空间。
重庆社会科学院何佳晓博士对“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重庆推进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建设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国家对重庆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提出了要求,但是重庆金融竞争实力总体来讲还不强,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有限,实体经济仍显薄弱,金融人才严重缺乏。因此,建议明确金融业在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金融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夯实金融发展的基础,围绕自身的特点和产业优势,形成具有差异性的区域金融中心,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引进和培养金融人才的激励机制,吸引高端金融人才。
四、自由贸易区与开放型经济发展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罗清和教授指出,“一带一路”应以自由贸易区为载体,充分发挥中国在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区域合作等方面已有的优势,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除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等原有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整合外,构建新型跨国(区域)自由贸易区已上升到更重要位置,为双边、多边跨境贸易交流合作提供新平台。
上海开放大学课程资源中心王冠凤副教授研究了应对经济新常态上海自由贸易区现代服务业的协同创新发展。他提出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创新发展现代服务业应该推进政府管理服务创新,加速产业政策的转型,发展高技术服务业,构建智慧自由贸易区的区域企业集群式创新平台,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带动投资、金融、贸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形成中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
中央民族大学发展规划处李曦辉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叶振宇副研究员分别对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模式和政府主体进行了研究。李曦辉指出中国与周边国家要互联互通,但互联互通不应该是完全的政府行为,但其实现过程又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参与;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实施模式应考虑双边政府主导模式、企业推动模式、区域性组织整合模式和当事国公民促成模式。叶振宇指出政府主体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战略中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战略的倡议者、设计者,战略实施的组织协调者和落实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刘佳骏博士研究了“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能源合作新格局。他指出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能源消费增长重心将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世界能源贸易重心将从大西洋盆地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在沿线国家形成以油气管线网络为基本依托的多条经济走廊,涵盖能源上中下游领域的不同产业中心,形成能源供给短距离化关联区。
五、区域经济的实证研究
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穆献中教授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和金融环境四个方面建立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中国与中亚五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中国的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最高,哈国次之,其他四国发展水平均较低。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罗芳教授对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一东盟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运用1978—2014年东盟十国的面板数据,将消费、投资和贸易分别细化拆分成为6个因子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东盟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率最大,贸易次之。在贸易中,对华贸易对东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因此得出结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将有力推动东盟共同体的经济发展,并且,由于东盟内部不同的结构层次,长期看,东盟具有与中国贸易合作的巨大潜力。
浙江理工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陆根尧教授和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刘友金教授则分别就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做了实证分析。陆根尧以浙江产业集群为例,运用层次分析和典型相关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产业集群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集群升级或创新能力的提升与集群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他提出为了促进产业集群升级,产业集群地的政府、企业及相关机构应努力提高整个产业集群的人力资本水平;刘友金则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考察了中国工业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地理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工业在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的集聚趋势进一步增强,集聚范围进一步扩大,工业向中西部跨省区转移的同时,还呈现出明显的省内转移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