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与智慧雄安的有效创新时间： 2017-11-07信息来源：徐振强　作者：qgy_admin　责编：

摘 要：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智慧城市试点最多、试验范围最广和总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总体上面临理论支撑不足、体制保障不顺、机制创新不够、技术应用跨界水平不强、顶层设计与规划革新力度不大、政策法规培育尚弱、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不匹配、投融资渠道狭窄等8大矛盾和问题。雄安新区作为改革创新、区域协同和千年大计的重要承载地，应将绿色智慧作为首要的发展要求。智慧雄安建设应在破除中国智慧城市8大问题的前提下，坚持从“产城融合—空间生态自组织—协同经济”理论出发，实现根本性创新，带动智慧城市行业向可持续、健康的维度深耕，为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可借鉴的模式和参考。
关键词：智慧城市；智慧雄安；雄安新区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7）04-0069-06
收稿日期：2017-05-22
作者简介：徐振强，男，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副主任（北京 100835）。


    近年来，智慧城市战略作为世界多数国家城市建设的主导方向和核心策略，已经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广泛实施。智慧城市作为中国城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成为中国协同与融合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有效载体。所以，其建设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中国城市文明的延续。

    一、中国智慧城市发展中的6大问题
    国家部委实施的智慧城市与新型智慧城市试点，有效地激发了各级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中实施智慧城市策略的主动性。截至2016年底，全国10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87%的地级以上城市，总计约500多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创建总数的一半以上），已有277个智慧城市和3个新型智慧城市试点。中国已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大国、世界智慧城市创新的主要试验场、世界规模最大的智慧城市创新空间、世界规模最大的智慧城市产能市场和总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
    综观中国智慧城市实践，智慧城市发展总体上面临着理论支撑不足、体制机制不顺、技术应用跨界水平不强、顶层设计与规划方法创新不足、政策法规培育尚弱、投融资渠道狭窄等8大矛盾和问题。
    1 .理论探索与支撑不足，制约中国特色智慧城市模式创新
    智慧城市研究作为新兴前沿交叉领域，目前缺乏多学科的集成创新支撑，尚未形成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学科方向。另外，城市作为复杂的巨系统，现代城市理论与方法基本未在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当中予以体现，而理论构建直接关系到智慧城市推进的方式和方法。中国的智慧城市与国外相比有显著差异，其推进力度和投入水平远高于国外，但实践效果总体上显著弱于国际先进水平。在中国深度城镇化时期，新城因总量较大而建设节奏趋于调整；城市新城代谢总体进入“保养”阶段，城市发展驱动力构成和力度与“十二五”显著不同，城镇化率已在平台阶段增长，超大和特大城市数量、人口快速增加；中小城市资源要素配置压力加大，乡镇在特色小镇等政策驱动下，呈现投资建设的窗口期；农村总体宜居、绿色等特点，形成特定人口的回流。
    在这种形势下，由于智慧城市建设：（1）需要在把握新阶段城市规律的同时，适应产业变化，即坚持产城融合；（2）城市作为系统论下的多主体组成，智慧化的努力就是逐步实现多主体新型时空间位置的科学组织布局，促进并加速关键要素的联系、交互、响应和反馈，即空间生态自组织体系的形成；（3）作为应用指向的城市主题创新，在形成有效组织的基础上，必须导出衍生效应的发挥，跨行业领域多主体间的协同并产生增量经济，即协同经济。因此，产城融合基础上的空间生态自组织与协同经济，能够为现阶段智慧城市理论探索提供支撑。
    2 .体制机制不顺，制约顶层设计科学性与实施效能
    中国智慧城市的推进主要以政府为主体，《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国发〔2016〕20号）指出，“推进智慧城市，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省级主要是经济信息部门和发展改革部门牵头，市级主要由智慧城市办公室（智慧办）、经信部门、发改部门、政府办、政务信息办/电子政务办和建设部门等牵头。2016年新型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提出，使智慧城市建设牵头部门的变化产生不确定性，总体呈现出复杂性：（1）上位多头。国家多个有关部委分别就智慧城市同步推进。（2）各级交叉。国家部委与省级牵头部门、省级牵头部门与市级牵头部门存在交叉的现象。（3）三级纺锤形多元。从国家—省—市，牵头部门呈现较多—一般—丰富的特征，全国范围内，牵头智慧城市建设的主体单位至少有7类。上述复杂性造成了以下不利影响：（1）对智慧城市工作导向、依据、统筹、协调和实施等产生影响。（2）在开展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时，容易局限于局部，如将智慧城市认为只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3）智慧城市建设中涉及多个部门主体，存在统筹调度难、执行效率低下和抓手力度不够等情况。（4）智慧办自成体系和系统引领性工作比重较低，工作重心多集中在实施、检查，特色、专业化创新引领相对欠缺。
    3. 规模化基础建设与技术跨界应用的协调、同步水平不强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在基础性设施方面投入显著，云计算中心、运营中心、数据库、公共信息平台、市民网和市民卡等作为标配型软硬件被规模化应用。但是存在以下问题：（1）技术和产能驱动显著，市民沟通参与不够，部分关联性不强的建设项目也被纳入。（2）信息化设施更新年限较短、信息公开大数据沉淀逐步实施、服务于城市治理的有效技术应用单一、机械。（3）智慧城市基础建设软硬件与技术跨界应用协调互动性、同步水平不强，形成智慧城市发展困局。与城市政府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社会驱动的建设应用成效则更为显著、同步水平较高，如共享汽车、共享单车、共享货车（智慧交通）；二手房租售平台（智慧房管）；PM2.5的监测APP（智慧环保）；电子商务互联网平台（智慧网购）；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会网络服务（智慧社会）等。
    4. 顶层设计与规划方法创新不足，存在贡献有限等问题
    作为推进智慧城市的核心依据——顶层设计，在编制思想、技术路线和实施内容等方面，不能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存在与城市发展战略实质性结合不紧密、对城市的宏观政策响应不足、贡献有限等问题。智慧城市规划与信息化规划高度交织、智慧化与信息化严重交叉，甚至混淆。在规划方法上，基本以信息化为主体框架，城市空间思考和产业动态响应有限，导致规划编制时序性更新和可持续性不强。
    5. 法治化路径尚在探索阶段，行政监管与法律约束不强
    中国已有杭州、银川和济宁3个城市围绕智慧城市建设颁布条例，促进了智慧城市的法治化进程，明确了智慧城市体制、机制、规划编制、实施和财政资金安排等事项，特别是确定了智慧城市规划的直接上位规划依据、编制主体、执行效力等。与杭州、银川和济宁相比，国内其他城市智慧化建设的行政监管与法律约束尚缺乏法治依据，存在行政协调不畅通、规划编制内容重复、时序不科学和执行缺少监管等问题。
    6. 财政支持有力，但PPP缺少广泛可运营模式
    自2014年起，中国PPP全面启动并上升到立法阶段，超过22个国家部委和90%以上的省市地方均将PPP作为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区域开发、轨道交通和能源等建设的有效创新路径。截至2017年2月底，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入库项目为11784个，拟投资额近14万亿元（财政部PPP中心数据）。PPP的支持领域广泛，但尚未针对智慧城市作出政策安排，当前主要是作为信息化工程配套嵌入到母项目中。
    当前，社会资本参与地方城市建设覆盖的城市，约为智慧城市试点总量的25%，多数合作主要是传统的商业模式，社会资本参与主要是在大中城市以及主要的城镇群（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代表性智慧城市PPP项目领域，主要集中在旅游、教育、政务、医疗、园区、照明和能源等领域。
    智慧城市PPP设计存在的突出问题是：（1）智慧城市阶段性顶层设计与时序性更新完善思维吻合度不够，目标设定存在挑战。（2）数据开放共享力度、信息整合水平、标准化或接口互通等和智慧应用设计的需求不配合。（3）企业间项目博弈和现行的招投标政策，影响项目在创新、适用等维度的思考与设计，易引导为传统的商业竞争。（4）可运营属性较低。数据可获取性、城市各行政单位的协作性、基础性平台的可操作性、刚性应用端的人性化设计等均创新力度不强。（5）政企间收益测算与分配存在计量、实施的复杂性，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退出机制、监督监管等缺乏规范性引导。
   
    二、智慧雄安的创新定位
    绿色智慧是遵循城市规律、缓解城市病、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绿色智慧是当前城市建设的迫切诉求，《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城市发展的三个目标是绿色、智慧和人文。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联合国人居三议程均对绿色和智慧有重要阐述。“十三五”期间，绿色生态与智慧的融合创新，是支撑中国城市战略可持续的双引擎，该创新直接服务城镇化由速度向质量的提升，在经济新常态和区域雾霾协同治理的背景下显得更为迫切。
    雄安新区将绿色智慧作为首要规划建设的目标，从创新定位出发，应成为中国绿色智慧新城建设的标杆，打造幸福人居活动圈。雄安新区作为改革创新、区域协同和千年大计的重要承载地，将绿色智慧作为首个发展目标，这与对北京市副中心通州的要求一脉相承，并强调要建设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智慧雄安建设应在避免中国智慧城市发展6大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坚持从实践出发，实现根本性创新，带动智慧城市行业向可持续、健康、有战略和情怀的维度深耕，为中国500多座创建中的智慧城市，尤其是新城、城市更新中的智慧化建设提供模式参考。
    1 .坚持严格有效的工作流程
    首先要强化战略定位，不能沿袭常规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必须坚持从理论、策略、战略、规划、设计、计划、实施和项目的路径开展工作，切忌项目整合后代替战略/规划，务必站在决策者和市民的切身诉求的高度、立场来考虑智慧城市，在充分把握智慧城市内涵的基础上，考虑如何为雄安提供独特的支撑与服务，而不是先入为主优先考虑基础性信息化的集成；其次应切实考虑雄安新区设立的主要动因，如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支撑并服务于这些动因，才可能让智慧雄安建设形成特色、体现高度、饱含亮点和回应城市治理，考虑用智慧城市相关的的技术方法精准识别、确定和估算非首都功能，以及雄安在京津冀协同中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扮演，要精准预判当地资源环境可承载人口数量、经济规模和新区生态脆弱性等；最后是当前行业强调较多的智慧城市项目落地，策略上建议“庖丁解牛”，而不是“外科手术”式的“宏大”动作。
    2. 坚持创新理论支撑
    智慧新城规划建设需要创新理论，将产能驱动通过在园区尺度空间生态自组织，并提升为产城融合，是催生智慧城市新动能的关键路径。必须从产能驱动到产城协同，通过产城融合来构建新型经济引擎，形成智慧经济。扭转产能驱动并调整项目、产能驱动的粗放思维，精准针对城市问题和服务城市决策治理，逐步实现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科学、严谨程度来提升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和规划实施的质量与权重。　
    以园区和模块化建设为突破口，基于大数据反演绿色智慧新城机理，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绿色智慧新城建设，可从城市开发和运营模式中考虑协同创新，以此来维持自我纠错、不断自主完善的持续性状态。包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等全流程的政策、方法、方案和实施。空间生态的自组织是实现智慧城市的理想静态架构。协同经济是构建智慧城市动态运行的要素作用形式。

    三、智慧雄安建设中应注重的问题
    雄安新区作为继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第三个高规格新区，在京津冀特殊的区域背景下，智慧新城建设应按照中央定位来统筹建设。
    1. 突出重视协同性
    将绿色化、信息化与智慧化进行有机衔接和有效协同，从人口科学合理流动、首都功能有效合理承接和综合承载力精准合理安排的角度，贯穿战略研究、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等全过程。从理念融合与协同推进出发，构建推进智慧城市的长效机制，深刻把握与人口、城镇化和宏观经济相匹配的城市新常态，理性策划项目；强健城市信息基础能力建设，带动知识学习和再次创新，加快布局四个先导，合理实施“智慧城市+”，从技术集到大脑思维，促进新时期智慧城市政策规范、实施准则、建设模式、能力建设、产业孵化、第三方评估和国际合作等取得实质性进展。避免生搬各类指标体系、避免技术主导、避免信息化项目的机械堆积、避免项目运营困难、避免投入与产出严重不对等。
    2. 善于运用新兴技术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以生态为突出表现的城市体系的常见脆弱性快速显现，有的隐性脆弱性也通过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和交叉技术等陆续被揭示。城市巨系统的脆弱性链条、斑块和覆盖面都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局部和系统性风险、空间功能和结构性不足、跨界脆弱性叠加耦合不确定性等，正在通过城市内涝、交通拥堵、雾霾和高房价等典型现象表现出来。要通过新兴技术，超前认知城市系统的脆弱性，并辅助决策、贯彻到城市建设运营之中。与此同时，以地热、风光互补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海绵城市、非传统水源利用、以PM2.5、黑臭水体为代表的天地空关键环境要素高分辨率实景表征与智慧管控技术、三维实景城市精细化管理、装配式建筑、地下空间开发、绿色建材、绿色建筑、立体绿化、智慧照明、城市大脑和智慧平台等绿色智慧建造方式，应在新城建设中因地制宜得到有效应用。
    3. 强可预见与适应性
    雄安新区起步面积100平方公里，中期是200平方公里，远期是2000平方公里，伴随区域面积和人口规模的改变，智慧城市建设应从理念融合与协同推进出发，构建推进智慧城市的长效机制，深刻把握与人口、城镇化和宏观经济相匹配的城市新常态，理性策划，协同推进。从城市空间节约和城市实践出发，1平方公里应至少容纳1万人，雄安新区远期将承载200万—250万人，应从人口科学合理流动、首都功能有效合理承接和综合承载力精准合理安排的角度，将智慧城市建设贯穿到战略研究、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等全过程。
    4. 强化理论性、系统性思维
    国内有超过500个城市在搞智慧城市试点，绝大多数创建中的智慧城市，缺乏系统论思维，技术和产能驱动显著，信息技术（ICT）行业对智慧城市努力全面支撑，但对于城市空间组织、治理结构、产业组织、管理科学和需求应用等需要深耕。不是架构N个智能设备城市就变智慧了，而是整个区域在全生命周期按照智能化的要求，从小尺度和垂直应用出发，高强度实施，逐步实现城市系统的智慧化。要将智慧城市作为专章/专题研究，纳入城市空间总体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从城市经济角度出发，将其作为开发模式应用到城市重点地区的规划建设之中，强调智慧城市的经济属性。将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建设和解决发展新引擎的目标，注重服务于经济转型、城镇化矛盾预警防控、城市韧性增强、生态文明制度表征、城市规划建设运营模式创新和市民服务的改善等。从原来的产能驱动转向产城协同，精准针对城市问题、服务城市决策治理。
总之，绿色智慧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新常态，雄安新区的绿色智慧建设应优先着眼服务中国经济转型、城镇化矛盾预警防控、城市韧性增强、生态文明制度表征、城市规划建设运营模式创新和市民服务的改善等。

    四、智慧雄安的建设愿景
    1. 实现理论创新
    在雄安建设智慧新城，符合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需要。这不仅是要努力实现新区自身生态环境和城市功能的绿色、智慧，更是在尝试建立由智慧城市理论牵引的新经济和社会新模式。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智慧城市的理论并将其与实践有机结合，是智慧城市成功的关键。雄安新区的智慧新城宜在此方面有根本性创新，构建起基于产城融合的空间生态自组织与协同经济和社会模式，基于政策高地和赋予的使命，强调四个“强”：强可运营（市场化）、强可感知（市民化）、强广泛参与（社会化）和强创新（能扩散）。既面向智慧城市总体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去求解，同时为整个行业发展提供新的参考。如在核心区因地制宜地考虑全面打造低碳、零碳和产能城市，缓解因能源次生的雾霾等环境问题，利用分布式等逐步实现区域内部能源输入和输出的绿色智慧平衡；打造绿色智慧建筑，充分应用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材，提高建筑智能化水平，强制性提高重点区域中水回用比例；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与要素组织，坚持组团式发展、小街区尺度、混合功能和出行可达等，打造小时间间距的精细化幸福人居活动圈，如一刻钟，以此促进雄安将来承载的人口能够在各自功能组团有幸福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实现高度产城融合、高度自主创新。
    2.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短距离的人居活动圈
    截至2016年底，中国的新城数量超过900座，多数都在考虑提高新城的宜居宜业水平，在新城规划设计中应坚持理想情怀，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小时间间距的活动圈，在上海等城市的中长期规划中已经在考虑并得到部分实现。一刻钟活动圈，可以做个初步的判断，按照轨道交通平均1站间距1公里，2分钟的车程计算，15分钟可行驶约7站，即7公里路程。将7×7公里作为网格，就是49平方公里，雄安新区起步区100平方公里，粗略估算2个交通组团总体可实现全覆盖，基于TOD开发可导出覆盖全面的衣食住行空间功能布局。实际上的规划会更为科学翔实，考虑多方因素，但空间组织和要素安排的思维是相同的，并且基于智慧城市技术维度的应用，如人口、空间、产业大数据、VR/AR和决策支持等，无疑有助于促进小时间间距、精细化幸福人居活动圈的实现。在小空间尺度努力实现幸福宜居，是对城市治理者智慧的期待，是对规划师专业的要求，是自下至上实现绿色智慧的空间状态。当前的大城市病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市民生活和工作场所总体上高度分离，导致通勤时间太长（平均在两个小时以上）。起步区产城融合的精细化打造，将有助于为后续片区开发提供参考。
    3. 打造智慧化建设的优先领域
    从领域重要性、脆弱性出发，市政、交通和城市水生态等应根据节奏展开，当前最重要的是先考虑建立人口、功能、产业和规划建设的统筹机制，精准协同功能疏解、产业导入和规划支撑的关系，并以此构建相应的新型智慧运营平台。新型智慧运营平台可基于海量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构建城市模型，对编制的规划进行情景分析和预评估，使规划趋近科学理想化。最后才是具体的项目落地。根据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要求，不能像北京、上海一样，建设超大城市，人口的流动应考虑有序、有效，充分进行引导，产业也需要坚持这样的思维，要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和京津冀协同的背景下考虑产业规划。

    五、结语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依托国家大数据战略，将在基础性和决策支撑上得到强化，从对新兴技术的认知，到结合城市空间、产业特征与趋势，从决策科学出发，填补应用型理论短板，在体制机制建设中充分培育智慧城市行政抓手和有效协作方式，实现基础性建设与应用性实施的同步设计、有机联动，参考标准体系，并坚持制定有效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与与规划，提高智慧城市推进的行政效率与轨迹的延续性、系统性，以研究型学生的培养为入口，实现智慧城市事业化人才的持续供给，从强可运营（市场化）、强可感知（市民化）、强广泛参与（社会化）和强创新（能扩散）出发，设计智慧城市PPP。
    雄安新区将规划建设绿色智慧新城作为首要目标，或将成为中国智慧城市事业化的创新标杆。结合智慧城市基本面上存在的关键问题，智慧雄安建设，宜尝试在理论指导下，根据疏解非首都功能、带动河北以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坚持“产城融合—空间生态自组织—协同经济”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全面统筹规划建设与运营，为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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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Wisdom C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Effective Innovation of Wisdom Xiong’an
Xu Zhenqiang
Abstract：At present，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pilot city of wisdom， the most extensive scope of the trial and the largest total investment in the country， the overall lack of theoretical support， institutional security is not smooth， the mechanism is not enough innovation， cross-level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is not strong， the top design and planning innovation is not strong，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cultivate is still weak，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does not match，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channels narrow and other 8 major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As an important bearing 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millennium plan， Xiong’an New District should regard green wisdom as the primary development requirement. On the basis of breaking the eight major problems of China’s wisdom city development， “urban finance - spatial ecological self organization - cooperative economy”theories， to achieve fundamental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wisdom of the city industry to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imensions of deep plowing for China’s wisdom city construction can learn from the model and reference.
Key Words：Ｗisdom City； Ｗisdom Xiong’an； Innovation； Ｍodel（责任编辑：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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