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新区发展模式演变与雄安新区建设研究时间： 2017-11-25信息来源：王 磊 李成丽　作者：qgy_admin　责编：

摘 要：新城作为解决城市病和探索城市发展模式的有效手段和措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西方国家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践。国内外经验表明：规划建设新城新区能够疏解大城市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促进都市圈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布局转变，提升城市群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总结国内外新城新区的演化历程和建设经验，探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时代背景和战略意义，同时结合雄安新区的自身优势，对其如何更好贯彻新发展理念，有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城市发展新标杆进行建设思路分析。
关键词：新城新区；雄安新区；新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7）05-0044-09 收稿日期：2017-08-11
作者简介：王磊，男，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武汉 430072）。
李成丽，女，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硕士生（武汉 430072）。



   新城新区，不是原有城市的再开发，它一方面承担着疏导旧城功能，解决城镇化发展问题和修复旧城发展缺陷的职能；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新产业和新动力，与旧城共同构成城市综合体，成为提升区域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空间单元。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城市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诸多城市病问题，为分担原有城市功能和缓解城市发展压力，西方国家中许多大城市均选择扩展城市空间，在核心城市周围建立新城或城市新区以辅助其发展。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城市化增速放缓，原有依靠城市的内涵式增长，以单一城市极化效应带动城市发展的区域发展模式不再具有优势，而呈多中心、网络状分布的城市空间结构以合理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优势，更具发展潜力。这种情况下，新城新区不再是仅具有单一功能的服务于主城发展的边缘城市，而是具有综合性功能的复合型独立城市。

    一、新城新区产生和演化的一般路径
    从国外城市发展历程来看，新城建设主要是为了应对大城市无序蔓延所采取的规划措施。新城早期称为卫星城，是指在大城市辖区内设置的城镇，与中心城有一定距离，在生产、生活等方面与中心城密切相关，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根据西方城市规划相关理论，新城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第一代卧城卫星城——第二代半独立式卫星城——第三代独立式卫星城——第四代多中心开放式城市的卫星城。后两个阶段的卫星城又称为新城，更强调居民居住、就近就业、商业服务三方面职能活动的综合平衡，注重培育相对独立的综合功能，为现代化大城市系统的内部功能区域，是城市区域开发的节点和城市集聚人口的分流点。
    第一代卧城卫星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经过200余年的发展，城市的密集程度已达到难以控制的地步。在霍华德（1898）等人的倡导下，伦敦郊区率先建设了基于其田园城市理念的莱切沃斯和韦林两座新城。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开始，英国、法国等国家为疏散大城市人口，继续依照田园城市的规划思想，在大城市外围建设新城。新城的特点是与中心城距离较近，距主城的距离为20—30公里，规划规模较小，建筑密度较低，功能比较单一，只承担大城市的居住功能，无工业和其他功能，是附属于中心城的居住区，因此又被称为卧城。英国哈罗新城（见图1）正是这一代新城的典型代表，该新城占地面积25.6平方公里，距离伦敦34公里，规划人口8万人，以市中心为半径分布4个居住区，由13个4000—7500人的邻里单位组成，道路网一般由环路和放射状道路构成，具有明确的功能分区、邻里单位的思想。但由于新城的规模不大，职能有限，对伦敦主城的依赖性较强，工作地和居住地的分离也增加了两城之间的通勤流量，难以起到真正分散与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作用，且对产业问题考虑较少。
                      
    第二代半独立式卫星城。一般是指1955—1966年建设的新城。仅承担居住功能的第一代新城会大大增加其与主城的通勤成本和交通压力，并引发职住失衡等社会问题。因此，芬兰规划师伊利尔·沙里宁提出有机疏散理论，认为城市应将过剩人口和就业岗位分散到新城，实现无序集中向有序分散转变，以促使城市形成良好的结构，并利于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代新城，规划更加注意集中紧凑，开发密度加大，部分工业和服务业从主城迁移到新城，职住得到部分平衡，通过高速公路与主城连接，缓解了通勤难度和交通压力。较为典型的开发实践为坎伯诺尔德新城（见图2），该城用于疏散格拉斯哥过度拥挤的人口，占地面积32.8平方公里，距离主城11公里，规划人口7万人。新城强化了功能分区，除居住功能外还配置了一定规模的工业，可满足部分居民本地就业，但仍有许多居民须去主城就业。其与第一代新城的区别在于规划上不用邻里单位的布局形式，而是在道路系统中将干道引入人流密集的中心地区，利用不同的标高实行人车分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职住失衡矛盾。
                             
    第三代独立式卫星城。主要是指建于1966—1980年的新城。半独立式卫星城虽承担了主城的部分城市功能，但其产业结构单一，城市规模偏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过度膨胀带来的问题。相对而言，第三代新城建设在距主城35—50公里的城市边缘地带，功能进一步扩展，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兼具工业和居住功能。新城的规划注重与主城的空间互补，实现人口与产业在两城之间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布局。新城规划用地面积扩大，预留大量土地，为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空间保障。这代新城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米尔顿·凯恩斯新城（见图3），该城占地面积88.7平方公里，距离伦敦78.84公里，规划人口25万人，是英国规模最大的新城开发项目。规划中不以片区和组团来进行功能分区，工业用地、大学用地布局在城市周边；道路系统采取方格网状形式，将城市用地划分为1平方公里左右的大街区；社区中心结合公共汽车站等布置在城市干道两侧；绿化和开敞空间形成穿越并联系各大街区的带状系统。
                                   
   第四代多中心开放式城市的卫星城。这一代新城新区包括城市外延式扩展（新城开发）和内涵式增长（旧城更新）两种模式。前三代新城均是第一种开发模式的体现，其通过新城建设疏导产业和疏散人口，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大城市人口过于拥挤和产业过于密集等城市病问题，但也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新问题。大量低密度、小规模的新城拔地而起，孤立发展，与主城关联度不高，使得区域整体空间布局松散不紧凑、土地利用无序不高效。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愈演愈烈的郊区化使得大量城市人口涌向郊区建房，引起低密度的新城无序扩张、就业岗位和人口空间分布不匹配等诸多问题。因此，美国规划学会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设立“精明增长”项目，旨在促进以城市集约增长、土地混合利用以及大容量公交系统为导向（TOD）的高密度、紧凑型城市开发模式的发展。与前三代新城所倡导的城市分散发展设想不同的是，“精明增长”项目更注重土地利用效率、提倡紧凑型空间形态、注重功能混合、设置成长边界和敏感区、高可达性等内容，提倡城市空间增长与自然生态同等地位、坚持高密度、功能混合以及高通达性。以多中心开放式结构代替原先的分散布局和孤立发展，利用高速交通线连接若干卫星城和主城，扩散主城的功能，形成网络化、多中心敞开式城市结构，以促进城市建设在半城市化地区集聚发展，加强城市化的空间整体性和紧凑性，促进区域的整体发展。典型代表有巴黎马恩拉瓦莱新城（见图4），该城距巴黎主城10公里左右，人口规模40万人，采取组团式布局，每个组团10万人左右，各组团由快速交通线进行联系，各组团之间被生态用地分隔，主要特点可概括为：城市优先发展轴线、珍珠串状的不连续城市建成空间、合理分工的等级化交通体系和具有凝聚力的城市组团。
                               
   此外，随着城市人口、资源向郊区和边缘地区迁移，土地开发和各类投资开始流出，内城和中心城区逐渐走向衰落。在意识到这一趋势后，新城运动走向其新的发展阶段——新区，即通过原有城市内部功能的自我完善和更新、废弃土地的再利用，在城市内部建设新区实现城市再开发，使内城的衰败地区重新焕发活力。从实践来看，20世纪80年代英国开始以房地产开发为导向进行城市更新，其通过发展依赖私营部门的房地产业，建立企业区（Enterprise Zones）和城市发展公司（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鼓励私营企业对衰落地区进行改造，为城市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实现整个城市经济的复兴。但由于郊区的发展远远快于中心城区的开发，更新效果不佳，20世纪90年代后又转向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复兴，以大型文化设施吸引人们回归老城居住。相对而言，美国的城市更新则是由国会立法，地方政府实施，主要做法有授权区（Empowerment Zones）、税收增值筹款（TFI）、商业改良区（BID）和社区企业家模式，前三种主要由州和政府使用税收减免、优惠融资等方式吸引私人投资和筹集地区发展基金，而社区企业家模式则注重鼓励贫困地区所在的中小企业参与旧城改造，并对贫困区进行综合治理，而非纯经济补贴。
    可见，新城新区最初产生于疏散核心城市人口和功能的实际需要。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要素资源向特定区域的聚集已远远超出了单个城市的范围，新城新区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地体现为提升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竞争力的载体，展现出当今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二、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模式的演变与问题
    1.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模式的演变
    不同于西方国家针对大城市病和郊区化的新城建设初衷，中国新城的建设发展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来自于市场化、全球化的新城空间扩张动力要远远大于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问题带来的空间需求。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和城市发展的特殊性，中国的新城发展与西方国家新城建设不尽相同，其空间模式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
    20世纪80—90年代初，以扩展产业空间为目的的开发区建设成为中国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为快速推进市场化和开放水平，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通过建设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吸引外资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在全国掀起了一轮影响巨大的开发区建设热潮，1980年建设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32个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2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通过开发区建设来进行招商引资，扩展城市产业发展空间，进而快速有效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因此，开发区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和空间拓展的重要载体。但此番热潮下也出现了大量低水平、规模失控、土地利用不合理的违规开发区，对城市合理空间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一时期的城市开发区主要是制造业的聚集区，居住和公共服务等仍依赖主城区，出现了有产无城的境况。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以城市开发为导向的各种功能类型的城市新区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大城市病日益恶化，原有中心城市承载空间逐渐饱和，开发区仅有的产业功能无法吸引人口流入，为寻求更大空间满足人们对城市功能的更多要求，以扩展城市功能为主的城市开发模式得到迅速发展。新区不再局限于只提供产业空间，而是通过更丰富的主导功能外迁打造新的城市中心，包括行政办公中心、金融商贸中心、教育园区的建设等。比如杭州钱江新城以市民文化中心的建设和部分行政功能的外迁带动杭州由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南京的河西新城区、北京的奥运村都是以大型体育项目的建设为发展契机，各类以教育为主导的大学城纷纷兴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新城区和园区建设大多是以大型建设项目作为原始驱动，结合房地产开发而成长起来的，特别是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以后，全国各地纷纷涌建新城和城市新区，城市规模迅速扩张。由于这一阶段新城区主要以城市开发为导向，是房地产主导的集聚区，自身没有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导致这些地区就业吸纳能力弱、文化缺失，常常造成资本市场繁荣而城市面貌萧条的局面，即所谓的有城无产。
    2000年以来，综合型新城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平台。进入21世纪以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掀起的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和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危机开始显现的背景下，依靠大城市单中心集聚扩张的城市传统发展模式的优势逐渐丧失，中国城市发展的思路逐渐从城市层面转向区域层面，传统的边缘组团式布局逐渐整合化，通过建设新城以在区域内构建更合理的多中心格局，在更广泛的大都市区内利用资源、发挥优势，强化大都市区域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近10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在现有建成区的范围内设立了一批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自贸区、自主创新示范区，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发展新动力，实现产城融合发展；同时，也以重点城市的新城区为依托，先后设立了一批新区。从2010年设立两江新区，到2011年设立舟山群岛新区，再到2012年以后设立新区的步伐明显加快，体现了改革的不断深化。2015年4月1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促进国家级新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新区的目的是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一方面承接城市部分功能转移，另一方面新区结合自身功能定位和区域优势，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树立新时期新城新区发展的新标杆。截至目前，中国已设立19个国家级新区，详见表1。这一阶段的中国城市新区不再作为主城某些功能的补充或强化单元，突出强调某一主导功能，而是逐渐具备了与主城一样完善的功能结构和产业体系，成长为完全具备独立运行能力的新城，与主城共同构成区域乃至全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


    综上所述，中国新城新区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时代需求的产物，从较早时期的承接越来越多的外来投资供给和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需求，到近10年来的探索进一步深化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及最近的承接中心城市功能转移和引领创新发展与持续发展，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驱动。
    2.中国新城新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新区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但是在建设实践中，由于大都还处在政府引导的发展阶段，客观上造成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模糊，政府作用强于市场逻辑。因此，当前新区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明显不足，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统产业比重大，创新驱动乏力。尽管近年来中国新区定位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但由于发展时间较短，人口密度较低，很多新区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和创业空间，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动力的转换，只是在中心城区容纳越来越多服务业的同时，承担了原有存量制造业的外迁以及新增制造业的投资。尤其是省级开发区、地市级新城新区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始终不高，这与新城新区的本质要求相违背，使得新区整体创新力和竞争力不足。二是定位分工不明确，协调联动欠缺。由于新城新区的建设普遍起步快、时间短，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不足，造成规划理念照搬，城市功能定位脱离实际，与中心城区和其他新城新区的产业和功能分工相似度高，造成新老城区之间以及各新城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得区域整体的互动性差、协调联动性不足。三是经济增长导向强，环境资源脆弱。地方政府在建设新城新区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大规模粗放低效开发土地，导致土地利用效率普遍低下，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部分新区如兰州新区、延安新区等不顾当地生态环境，削平数十座山头建设新城，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此外，新城新区在建设各类建筑设施、修建道路时只追求生产总量而不顾实际需求，只追求速度而不顾设施质量，导致重复建设或发展滞后等问题严重，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四是主体类型单一，开放多元不足。中国部分新城新区依赖于传统工业，而文化创意产业和高级服务业缺乏，难以形成城市化的生活品质和吸引足够的人口集聚；部分新城新区依赖于央企和外资企业，或被少数大型企业所主导，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较少，使得生产的开放性、网络性和根植性较弱，不利于培育创新和创业环境。五是公共服务不健全，社会分异明显。新城新区往往偏重大型建筑、道路等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忽略优质学校、医院、餐饮、文娱等生活设施和服务的提升，导致新城居民多来自当地或中心城区的拆迁还建户，且集中居住明显，社区封闭性、内向性强，进一步加大外来人口的融入难度，不利于社会融合，也易造成安全风险。

   三、建设雄安新区的时代背景与思路
    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重大决策设立雄安新区，旨在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建设一个绿色生态、交通便捷、创新发展、服务优质的对外开放区。雄安新区位于北京、天津、保定腹地，规划范围涉及雄县、安新和容城及周边部分区域，具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经济开发空间大等优势，不仅是推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齿轮城市，更是政府主导下、市场化运作多功能的综合性城市新模式。
    1.雄安新区建设的时代背景
    缓解中心城市的城市病，解决其发展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新城新区建设的初衷。2000年以来，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其拥有的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优质资源，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截至2016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2173万人。由于没有科学划分一般城市和首都城市的区别，造成功能混杂和功能叠加，加之各种城市规划与建设滞后等导致的超负荷运转，北京已经面临比较严重的大城市病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交通拥堵、资源支撑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等。尽管在北京绝大多数城市规划中均明确提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目标，但大多被快速提前突破。因此，完全依靠北京市自身力量和试图在北京城市内部解决城市病问题极为困难，亟须建立新区或新城分担北京的城市压力，疏解城市功能，以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和引导其有序发展。雄安新区的设立是目前缓解北京大城市病、优化北京城市布局和提升其发展质量的必然选择，能够集中有序引导北京产业转移和人口疏散，疏解非首都功能，减轻北京城市发展承载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城新区建设从以产业开发为主导的开发区建设来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到以城市开发为主导的功能型城市新区建设来扩展城市空间和缓解大城市拥挤问题，再到近年来以实现城市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型新城开发。这三种开发模式大多基于城市或区域角度，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谋求自身发展，无法从国家乃至全球层面树立城市发展新标杆和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无法集中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成就。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在城市建设方面也必须有所创新，摆脱现实的窠臼和制约，集中展示城市新的风貌，有效凝聚新的共识，而这在国内外历史上往往是通过迁都来实现的，如长安之于咸阳，汴州之于长安，北京之于南京，国际上安卡拉之于伊斯坦布尔，巴西利亚之于里约，柏林之于波恩。但结合中国现实——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需要，则要通过建设雄安新区，在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同时，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因此，雄安新区不仅只是被动承载首都现有部分功能的转移，而是要高起点建设，全面展示中国自信，是新形势下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实践，也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杆。
    正是因为既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又要高起点建设，树立城市发展新标杆，新区建设的选址和规划非常关键。既要距离适中，又要腹地广阔，有发展前景，其规划也要全面贯穿新发展理念。从距离上看，作为功能疏散的集中承载地，新区选址不能离北京太远或太近，太远则不利于联系，难以接受北京的辐射和带动，增加集中承接和转移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难度；太近则容易连成一片，导致北京摊大饼式向集中疏解区的无序蔓延。从腹地范围来看，作为中国城市建设发展新模式，集中展示中国发展风貌，新区规划的腹地范围要更加广阔，发展承载力要更加强大，以往设立的国家新区的规划面积大多在500平方公里左右，仅有几个达1000平方公里，这就在其空间上决定了这些新区无法发展更多类型的产业和承接更多类型的城市功能，达不到高标准的现代化城市发展要求。从规划上看，新区的高起点定位与建设，意味着将从信息、智慧、环保、管理等各个方面将新区建设成中国标准最高的现代化城市。综合这三方面标准，一直作为热门选址的京津冀三省市交界之处——“武大廊”地区（天津的武清、河北的廊坊和北京的大兴）由于离北京太近，腹地范围仅有500—800平方公里，加之自身发展负载过重，并不是新区建设的最佳选址。而雄安新区位于京津保腹地，各方优势明显，土地资源、水利环境和地质支撑条件优良，启动区面积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发展空间充裕，正是集中承接功能疏散和建设高水平新城的首选之地。
    2.建设雄安新区面临的挑战
    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在集中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和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时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系统风险。其中有以下几方面问题需注意并亟待解决：一是产业转移中的利益协调与补偿问题。将不符合北京首都功能的优势产业，如部分央企、金融业、IT业、高校、医院等有序转移到新区，其中必然会损失部分企业和单位的利益，如何对这些迁出企业或事业单位进行利益补偿，或利用税收政策进行补贴，这就要求新区建设要建立好恰当的体制机制来协调这一问题。二是人口疏散中的念旧情结问题。伴随着产业转移，需要引导北京本地人口流向新区。尽管雄安新区将高起点建设，配套各类生活服务设施，但对于原本在北京生活的人们来说，大多对北京怀有强烈的依附感而不愿意离开，如何解放他们的传统思想和念旧情结也是疏解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战略利好中的干扰效应问题。尽管国家考虑到雄安新区房价上涨过快将很快耗尽开发程度低和发展成本低的优势，并已出台相关政策禁止炒房行为或实行只租不卖等，但未来如何实现该地区房地产市场可持续的稳定发展，仍需要体制机制方面的研究。四是城市开发中的生态保护问题。尽管雄安新区拥有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但由于大量工业生产和生活用水需求，已出现淡水资源枯竭、水质严重恶化、水体污染严重等问题，加之其补给华北地下水位，自身湖水下渗，每年生态消耗水资源接近2亿立方米，自1997年以来已多次以生态补水的方式维系其存活。如何解决雄安新区水资源的供应问题是其未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问题。
    3.雄安新区的建设思路
    国家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在集中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京津冀空间布局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绿色智慧新城，将其作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建设的新标杆，建设成体现中国区域发展风貌的世界性新城典范。在其规划和建设中，必须体现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
    第一，坚持创新驱动，建设科技新城。新区的建设要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推动城市发展模式、产业升级路径等全方位创新，吸引各类创新资源在新区集聚，建设科技新城。一是城市建设模式创新。这意味着雄安新区的建设要摒弃中国传统工业化、依靠土地财政大规模开发的发展模式，转而选择低密度、高品质和精细化的开发模式，注重城市治理和功能管理，有序集疏城市人口流动和产业布局，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把握空间均衡，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做到疏密有度、舒适合理。二是产业发展路径创新。新区要着重在产业新动能和新业态上构建自身的活力和动力，着力打造中国硅谷。充分发挥京津冀地区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整合京津技术优势和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优势，在承接京津教育科研功能转移的同时积极筹建本土的高水平学校和科研机构，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和示范推广，构建产业新体系，促进河北制造业的转型与提升。三是体制机制创新。新区要有效构建集聚各类创新要素、促进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环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大部门制和负面清单管理，提高服务效率，激发市场活力。要运用市场化办法筹措建设资金，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区建设，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
    第二，坚持融合发展，建设协调之城。把雄安新区建设成协调发展示范区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打造京津冀经济发展新增长极的重要举措。这种协调作用主要体现在区域协调、产业协调两方面。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在区域协调发展上，要加强与京津的协调，根据战略定位和产业优先发展方向，明确新区与北京中心城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在功能上的分工，实现错位发展；根据新区及其周边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未来发展潜力，科学合理分工，调整优化空间布局，实现新区和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融合发展。二是在产业协调发展上，要积极吸纳和集聚北京疏解出的教育资源、科研资源、创新资源，通过集聚科研院所和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吸引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以新区建设作为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耦合点，充分发挥京津技术研发力量强、资金雄厚的优势和河北人力资源丰富、腹地广阔、工业基础雄厚的优势，加强区域产业互动，整合产业链条，积极引导区域产业梯度转移，进而提升整个区域的产业竞争力。
    第三，坚持绿色生态，建设低碳新城。新区规划的总体原则是建设水城相融、蓝绿互映的生态宜居之城。作为中国经济内涵式发展的试验田，新区要探索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的发展路径。不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推行绿色制造，强化绿色监管，开展绿色评价，推广低碳管理模式。具体措施有：一是城市空间格局的绿色化。在生产生活中扩大生态功能空间，划定开发边界和生态红线，严格区域环境保护，加大植树造林和湿地恢复力度，提高森林覆盖率，扩大城市绿化面积；摒弃单纯功能布局和宽马路、大广场，采用多功能混合，密路网、小街区的宜人生活空间组织，提高通行效率。二是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化。积极发展高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采用循环设备，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节能减排，实现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大力建设海绵城市，大力营造净水护堤林、水源涵养林、生态经济型防护林，实现水源及时补给和循环利用，减少使用石化、煤炭能源，结合所处地域实际情况充分运用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 
    第四，坚持内外合作，建设开放之城。相比于浦东新区和深圳特区，雄安新区的开放目标是拥有更大空间、更新活力、更优素质的全方位开放姿态。一方面，要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密切科技人文交流，积极引进沿线国家的资本、技术和人才，鼓励优势企业向沿线国家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产业投资合作，共建经贸合作园区，全面推进双向开放，探索合作共建开发区模式和机制。另一方面，要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建立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放宽新区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放宽境外投资限制，探索境外投资项目备案制，允许新区企业和个人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建立促进走出去的新体制。
    第五，坚持共建共享，建设智慧新城。实现共享发展的重点在于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作为雄安新区未来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正是实现其共建共享的主要途径。一方面，新区要在公共服务水平上对标北京，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强与北京的对接合作，实现与北京享有同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及与之相配套的部分优质公共服务功能，加快补齐河北公共服务短板。另一方面，新区要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培育和打造一批能够服务于本地区的机构和部门，综合运用财政贴息、收入担保、土地优惠等措施，吸引和鼓励民间资本直接或间接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科学设置管理机构，整合行政资源，提高服务效率，配套优质服务资源，增强新区的吸引力和承载力。此外，在住房方面，要严格限制商品房开发，以建廉租房、公租房和单位自建房为主，以公有住房代替商品房，探索全新的房地产改革，控制房地产价格，创新住房配置体系，保障民众住房需求，让低房价成为新区吸引创新要素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四、结语
    为缓解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病问题和修复城市发展缺陷，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开始在城市郊区或边缘地带建设新城，分担主城人口压力和功能负担，并经历了四代发展模式的演变。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新城主要是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需求下发展起来的，其建设起源于改革开放后以扩展产业空间为主导的各类开发区的设立，而后又经历了以扩展城市开发空间为主导的功能型新区和综合化新城的建设过程。如今，在经济转型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需建立全新模式的新城新区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并能够集中展现中国发展成果和中国自信。雄安新区的设立，正是中国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的表现，其以优越的区位、良好的资源条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等优势，不仅成为缓解北京大城市病，疏导非首都功能的最佳集中承载地，更将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建设的新标杆和体现中国区域发展风貌的世界性新城典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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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New Towns or Districts Development Model and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Xiong’an New Area
Wang Lei  Li Chengli
Abstract: As an effective means and measure to solve city diseases and explore urban development mode, new towns or districts has carried 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western countries.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show that planning new towns or districts has become the main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odern city, plan and construction new towns or districts solve the function of big cities,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e the city circle from single center to polycentric layout,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city agglomeration and achiev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evolu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new towns or districts and th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explore background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Xiong’an new area construction, and combining with the advantages of Xiong’an new area, how to better carry out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effectively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build a new benchmark of construct the urban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Towns or Districts; Xiong’an New Area;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责任编辑：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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