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城市数量不断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市区人口已经或将要超过1000万。一般而言，人口超过1000万，谓之超大城市或巨型城市。超大城市的出现，给城市管理带来严峻挑战，如何规避或化解“大城市病”是摆在所有超大城市面前的重大课题。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一千年大计，对解决我国北京等地存在的“大城市病”难题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虹吸效应”，某种意义上，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城市规模大并非“大城市病”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大城市病”是或然因素，不是必然因素。有些小城市也出现了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而“大城市病”也并非不治之症。纽约、伦敦、东京等都曾患过严重的“大城市病”，现在城市人口并没有减少，但城市污染大大减轻，城市变得越来越宜居。

　　

综合国内外经验看，有三种手段可以用来防治“大城市病”：

一是产业结构调整；

二是发展新的城市组团，打造“反磁力中心”；

三是和周边城市一体化发展，形成城市群。

　　

产业结构调整是防治“大城市病”的有效之策。超大城市人口多是城市产业聚集导致的结果，产业尤其是工业是“大城市病”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甚至是重化工业也集中在大城市。废水、废气、废渣等对城市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经过调整，重化工业搬离大城市，大城市主要发展服务业和居住，污染源就会大大减少。

　　

                  

打造“反磁力中心”是超大城市防治“大城市病”的治本之策。也就是规划建设“新区”，使其比老区更具有吸引力，就能减轻超大城市主城区压力，缓解甚至消除“大城市病”。要提高新区吸引力，就要对新区增加投入、推进体制创新和政策方面的支持，使其交通更便捷、设施更完善、环境更美好，吸引更多的人到新区就业和居住，吸纳各种要素向这里聚集。

　　

城市群是化解“大城市病”的重要途径。超大城市应和周边城市一体化发展，形成影响力和辐射力更大的城市群。随着超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周边中小城市就会发展起来，形成都市圈或城市群。都市圈是以大都市为核心，产业链条向周边延伸，周边地区的城市和农村受到辐射带动，与大都市形成分工合作关系，周边城市便成为大都市的卫星城。

　　

城市群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现象，能够产生巨大的集聚经济效益。一般情况下，几个都市圈共同形成一个城市群。在城市群范围内，核心城市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而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区位劣势在弱化、成本优势在强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既能够协调发展，又可以使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不但有利于促进超大城市的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也可以做到互利共赢。所以，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城市均有一个城市群作为依托。周边的城市发展了，城市群形成了，“大城市病”就能得到缓解直至根本消除。

　　

当然，超大城市功能强、规模大、人口多，“大城市病”治理难度可想而知，因此需多管齐下，多措并举。

　　

首先要调整规划理念，使规划更科学。超大城市的问题和“大城市病”的产生源于规划理念僵化。仅控制人口或通过规划控制人口还不够。城市规划应依据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规划，吸取区域经济学理论和新的区域发展理念。

　　

其次要建设现代城市。现代城市即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宜居城市、低碳城市、海绵城市、循环城市、绿色城市等。空间紧凑、产城融合的城市才是现代城市。应创造条件并大力倡导绿色出行，减少机动车使用。城市组团之间要强制性间隔，防止大城市的热岛效应。

　　

再次，通过规划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限制城市边界不断蔓延，划定城市发展边界。目前超大城市加强城市管理用得最多的是规划手段和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未充分利用。要制定政策，使低附加值产业在超大城市无法生存。应通过地租、房租提高超大城市产业发展的成本，使批发市场、一般制造业自动搬离市区，转移到周边城市和小城镇。如此，人口就会随之转移，周边的中小城市就会发展起来，形成都市圈和城市群。

　　

最后，提高市民素质，让所有的人包括农民工成为合格市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经商，这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应加快市民化进程，不仅在待遇上、公共服务上、社会福利上实现均等化，而且在素质提升上，在责任心、纪律性上，在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上进行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