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背景下的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雄安新区的时空背景、战略谋划与政策支撑时间： 2018-02-13信息来源： 《贵州省党校学报》 2017年04期　作者：张可云 蔡之兵 　责编：qgy_admin

                              

摘要：雄安新区的设立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基于新区设立的时空背景，从培育新区域经济增长极、探索新发展模式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等三个方面提出雄安新区的本质实际上是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地从三组空间关系层面讨论了雄安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分析如何运用地方发展政策和区域关系政策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并提出操作建议。

关键词：雄安新区；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政策

作者简介：张可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蔡之兵，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讲师，区域经济学博士。

2017年 4月 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一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所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雄安新区在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等方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为了更好地分析雄安新区的战略本质并为雄安新区建设的顺利推动提供借鉴，本文将从雄安新区提出的时空背景出发，讨论雄安新区的战略本质、战略思路以及政策支撑。

一、雄安新区设立的时空背景：大转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设立雄安新区有其深刻的现实和历史背景，从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发展阶段分析，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 “大转型 ”时期，这一时期的转型特征将直接影响雄安新区设立的战略意图。从具体内容看，“大转型 ”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的转型。

(一)海向经济转向海向经济与陆向经济并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融入西方发达国家构建的国际分工体系，利用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机遇，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发展。［1］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构建的国际贸易体系多以海运方式展开，这使得越靠近海洋的城市和区域越具有成本优势，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区域大多是临近海洋的城市或者国家，中国也不例外。从地理位置和分布看，中国国内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区域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都是海洋区域，其他发展迅速的城市如武汉、重庆、郑州等也多沿江河布局，而江河经济正是海洋经济的延伸。但是，依靠海洋经济获得发展具有如下两方面弊端 :过度依靠海洋经济造成发展动力的单一化和海洋经济的地理区位要求造成国内区域经济的差距拉大。中国大量的内陆城市经济发展增速低于沿海与沿江城市就是最好的证明。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水平的提高，谋求更为均衡和更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势在必行，“一带一路 ”战略的提出标志着党中央已经认识到过于依靠海洋经济的不足，转而在坚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基础上突出强调覆盖范围更广、对先天地理区位依赖程度更低的陆向经济。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沿海地区设立了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等海向经济型改革与开放示范区，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自从 2010年以来，中央政府虽然在全国设立了不少新区，但这些新区的设立基本上是立足于建设一个省级行政区内的改革示范区与增长极，而且由于设立时间较短，鲜有可资借鉴与推广的经验。雄安新区不临海，也不沿江，而且其设立的初衷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旨在为探索陆向经济发展思路提供示范。在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兼顾海向经济与陆向经济是必然趋势，雄安新区的设立是顺应这一趋势的具体决策部署。

(二)由集中发展型经济向全面发展型经济转变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存在一个显著特征，即少量的过度膨胀大城市与大量的发展水平较低中小城市并存，这种二元空间结构使得部分大城市的膨胀病与部分城市的落后病、萧条病都比较严重。［2］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去区域经济发展过于强调集聚程度的提高和中心城市的地位，忽略了均衡发展战略和非中心城市的重要性。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存在规模效应，大城市较大的城市规模能够带来更高的发展效率，各种要素集中于大城市是正常的区域发展结果，然而另一方面，我国中心城市与其他区域经济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共服务区域不均等的影响，大城市在教育、医疗、交通等多方面的待遇要超过小城市，这就进一步拉大了区域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也阻碍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北京周边被环京津贫困带所包围就是典型例子。［3］因此，由集中发展型经济向全面发展型经济转变不仅是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要求。雄安新区的设立一方面需要在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为全国其他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供示范。

(三)由要素投入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

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土地经济占据很大比例。［4］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通过将土地开发成房地产从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大部分城市采取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大量的土地进入了房地产产业，同时与房地产业相关的建筑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另一方面，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金融产业、中介产业也迅速扩张，进一步提高了投资的规模效应。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规模最近二十余年的快速增长与土地经济的迅猛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是一种典型的投资经济。过于依靠土地经济的直接后果是生活、生产、生态的成本急速上升，大量的城市竞争力有待提升，不利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转变这种投资经济和土地经济发展模式，培育新的发展模式。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雄安新区要在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上发挥作用，要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张高丽副总理也指出雄安新区的建设要 “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严禁违规建设，避免借机炒作、抬高建设成本。严控周边规划，严控周边人口，严控周边房价，严防炒地炒房投机行为 ”。（新华社北京 4月 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近日就设立雄安新区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由此可见，雄安新区的发展模式绝对不是传统的土地经济和投资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践行新发展理念、培育新发展动能的发展模式。

(四)由跟随经济向领先经济转变

不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离不开同西方国家的合作与交流，中国从西方发达国家吸取了大量的发展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采取的是一种跟随式的发展模式。然而，随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陷入停滞，其发展模式的弊端也在不断暴露，持续一个多世纪的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遭遇极大的逆全球化压力。世界经济亟需一套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指导，谁能率先提出能够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的发展理念并提供可借鉴的新发展模式，谁就能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演进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从中央通知所确定的雄安新区七个任务看，雄安新区绝非传统工业和房地产主导的集聚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与绿色发展将是雄安新区的发展指导思想，而探索新的产业结构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是雄安新区的任务之一。

(五)由污染型经济向生态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变

通过破坏资源与污染环境来获得经济发展是中国过去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然而随着资源破坏与环境污染程度的加重，资源环境问题不仅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的身体健康，而且也反过来遏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未来必须探索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中央决定设立雄安新区的通知明确规定了七项任务，其中前两个任务分别为建设绿色智慧新城与打造优美生态环境，都与生态环境友好型经济紧密相关，这意味着雄安新区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完全摈弃用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代价来获得经济发展的模式。从当前生态发展模式看，一方面我国已经没有继续被污染的空间，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权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多个区域发展模式转型的难题。因此，雄安新区的设立将在探索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上发挥重要作用。

二、雄安新区的战略本质: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雄安新区设立的背景分析，雄安新区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我国传统发展模式转型的问题，如果雄安新区能够按照预定的要求实现设立的目标，那么雄安新区就能够为其他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模式转型提供样板。因此，雄安新区设立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空间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设立一片新的空间，在阻力最小的情况下践行新发展理念和培育新发展模式。

(一)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

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不仅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同时反过来会对经济活动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从理论上分析，空间结构对经济发展具有的作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在经济地理学和区位理论中，空间因素扮演着经济发展的初始因素角色，对经济发展的起步速度具有重要影响 ;第二，在区域经济学理论中，不同空间比如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会对单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京津冀三地之所以长期处于发展失衡状态，恰恰就是三者的空间关系没有处理好;［5］第三，在集聚经济学或者新经济地理学中，由于存在规模经济，空间自身的强化会进一步加大空间结构对空间经济的影响，北京大城市病的不断膨胀与环京津贫困带的长期并存就是这一影响的体现。

因此，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通过采取地方发展政策调整和理顺不同行政区域空间的关系，使得不同空间的发展关系能够协同化、和谐化、规模化，比如运用交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生态一体化实现不同行政区域空间的一体化发展;二是通过直接调整空间结构来理顺不同的空间关系，行政区划手段是这一层次的典型措施。雄安新区的设立既包括第一层次的空间关系调整机制的创新，也包括第二层次的直接调整空间结构，因此，雄安新区战略的本质就是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主要战略意图也与空间密切相关。

(二)雄安新区的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图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培育新增长极、为探索新发展模式提供空间试点、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空间动力源是雄安新区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项主要意图。

1．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培育新增长极

京津冀地区之所以长期发展失衡，是因为河北省缺乏经济规模和政治地位与京津相当的城市。因此，雄安新区的设立首先能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空间支点，优化京津冀空间布局，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速度。从地理位置看，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三个大城市间的距离基本相同，大致处于这三个城市所组成的三角形的中心点上，这种空间结构能够在保持京津冀三地发生紧密联系的同时避免因为距离过近而发生的虹吸现象。其次，雄安新区的设立能够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提供承载空间。北京城市功能包括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除了部分可以被淘汰的功能外，还有很多功能是可以疏解到其他地区的，雄安新区则是未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要承载地，主要承接从北京转移出来的部分文化功能与科技创新功能。最后，雄安新区是打造能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的世界级城市群的需要。随着国际经济增长贡献度增大，中国的国际地位、影响力与话语权不断上升，作为京畿重地的京津冀地区必然要建设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群，设立雄安新区有助于推进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2．为探索新发展模式提供空间试点

除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新的空间支点外，雄安新区还将在探索新发展模式上发挥重要作用。雄安新区起步区面积是 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约 200平方公里、长期控制区是 2000平方公里。20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六环内面积、深圳全市面积、东京都面积。因此，从空间范围看，雄安新区应该具有极为清晰和高远的发展抱负与目标。这种发展抱负可以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深圳、浦东两区设立的目标与效果进行比较说明。一方面，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的设立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由封闭式发展转为开放式发展、由自给自足式发展转为参与全球分工式的发展、由计划经济发展转为市场经济发展。这种转变是中国过去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动力。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发展模式的诸多弊端如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失衡、居民收入差距和区域差距拉大、人民幸福感缺失、官员腐败严重、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等问题开始出现并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设立所带来的外向型发展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另一方面，2016年后，全球范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逆全球化浪潮，在这些浪潮的冲击下，为这些发达国家带来诸多利益和损害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利益的 WTO贸易体系已经呈现摇摇欲坠之势，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跟随和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发展，现在中国不仅需要创造出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也必须顺应时代需求，创造出适合世界的发展方式。［6］而雄安新区正是为探索未来发展模式而设置的一个空间试点区域。

3．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空间动力源

在雄安新区设立之前，中国已经设立了 18个国家级新区，但是雄安新区的设置通知只提到了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这两个新区都是公认的对中国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历史具有特殊意义的新区，那么通知所强调的雄安新区的全国意义体现在哪里呢 ?通过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设立进行比较，可以较清楚地辨识清楚这种意义。

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的设立时间分别是 1980年和 1992年，而这两年都是后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关键时期。深圳特区的设立标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而浦东新区的设立则标志着开始尝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两个区的设立都是在改革压力极大的情况下进行的，既是改革的需要，也是改革的内容，后来也被事实证明是改革的成功。因此，在改革压力极大的背景下，通过一个点的空间改革来实现示范带头作用从而促使国家空间的整体改革是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设立的全国意义所在。［6］

设立雄安新区的全国和历史意义也在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深圳经济特区从当年一小渔村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除了中央和各有关方面大力支持外，很多是靠改革创新。雄安新区现在还是一张白纸，受到各方面利益牵绊较少，要发扬改革创新精神，建立体制机制新高地。”（来源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2017－05－02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纪实。）“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面临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性前所未有、中国发展所遇到的压力前所未有、反腐的力度前所未有、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反思与认识前所未有，这种背景下深化改革的压力已经比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设立前所面临的压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此时选择设立雄安新区的意图已经极为明显，就是再一次采取用局部空间释放整体压力的以点带面思路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从而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雄安新区的战略重点

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理顺空间关系，实现经济活动效率的最大化。在这个目标下，雄安新区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需要处理好如下三组空间关系即京津冀的关系 ;北京城区、通州副中心与雄安新区的关系;雄安新区起步区、控制区与环雄安区域的关系。

(一)京津冀三地的关系:要素净流入区与要素净流出区的关系

根据区域生命周期理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的要素流动特征不尽相同。现代化前期区域由于发展水平低下，是低水平的要素净流出区;年青期区域发展活力十足，是典型的要素净流入区;成熟期区域由于在大范围区域甚至是全国或全球范围内具有了一定的掌控力，其向外输出资本、技术、人才或企业等，因而是典型的高水平的要素净流出区;老年期区域由于产业萧条，是衰退的要素净流出区。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在内的各种要素是保障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在发展初期没有要素的流入，经济就难以发展。在现实世界中，没有要素存量保持不变的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区域要么处于比较优势地位，成为典型的要素净流入区或高水平的要素净流出区从而获得经济发展 ;要么处于比较劣势地区，成为低水平的要素净流出区从而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之中，或成为衰退的要素净流出区从而陷入萧条的泥潭之中。这一规律已经被世界上无数国家的区域经济实践所证明，中国也不例外。在京津冀地区，北京按理应该是典型的高水平要素净流出区，而河北要缩小同京津之间的差距必须成为典型的要素净流入区，但事实上北京目前仍然是要素净流入区，而河北则是低水平的要素净流出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要素净流入区与要素净流出区的关系，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要素净流出区的衰落是自然现象，无须过多政府干预。对于中国而言，实现区域间的共同富裕目标决定了政府会努力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从新中国建立起，谋求大区域的平衡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大量的政策与资金资源用于努力缩小收入差距。［7］然而从现实效果看，我国的东西差距、南北差距仍然较大，其根源在于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帮助欠发达区域尤其是毫无地理优势的欠发达区域获得发展的模式，雄安新区的设立一方面能够平衡包括京津冀内部区域差距和中国南北区域经济的外部差距，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探索欠发达地区的有效发展模式。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要素净流入区与要素净流出区的关系将对雄安新区的战略意义产生重要影响。京津冀内部理想的发展格局应该是:北京与天津是高水平的要素净流出区，主要表现为功能疏解 ;而河北必须成为典型的要素净流入区。设立雄安新区是实现这种理想目标的具体安排，可一举多得。

(二)北京中心城区、通州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的关系

要素净流入区域与要素净流出区域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京津冀三地之间的关系，是流入与流出、平衡与不平衡、协同与不协同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北京中心城区、通州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三者的关系也是雄安新区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处理好的关系。首先，北京中心城区与通州城市副中心之间需要处理的是北京城市功能和首都功能分布问题，过去绝大部分北京城市功能和首都功能都集聚于北京中心城区，中心城区承载压力过大，通州城市副中心的职能就是承接部分的北京城市功能以减轻北京主城区的压力。其次，北京中心城区与雄安新区之间需要处理的是北京首都功能与非首都功能的分布问题，除了集聚大量的城市功能外，北京中心城区还集聚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未来部分非首都功能将逐步转移至雄安新区。因此，从三者的关系看，北京中心城区主要承担北京的首都功能，通州城市副中心承担北京的城市功能、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这对加速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必须高度重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雄安新区起步区、控制区与周边区域的关系

雄安新区的建设会分期实施，按照起步区、发展区、控制区三步推进。其中，起步区、控制区与雄安新区的周边关系是雄安新区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重点处理的第三对关系。首先，起步区将是雄安新区战略实施的基础，对整个雄安新区战略的推动将发挥决定性的引领作用，对发展区和控制区的建设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起步区的规划。其次，必须重视雄安新区的整体规划。控制区是雄安新区的全域面积，根据世界各国城市发展历史看，一个城市的核心区往往比较容易发展，但是外围区的发展状况往往难尽如人意，这种发展布局直接造成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失衡从而导致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大量的职住分离、交通分离、郊区荒芜、核心区膨胀等问题，雄安新区的建设要想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就必须对雄安新区 2000平方公里的控制区进行整体和科学的规划。最后，必须高度重视雄安新区与环雄安区域的关系。作为国家大事与千年大计的一项战略，雄安新区的发展前景被社会各界广泛看好，环雄安区域的投资收益预期将会被重视从而引发炒房等投资狂潮，如果放任这些区域进行无序的炒房活动，雄安新区低成本的开发优势很快将受到影响从而使得雄安新区的战略目标受到实现阻碍。

四、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雄安新区战略的政策支撑

任何一项战略的成功实施都必须要求相关政策的支撑，从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出发，雄安新区战略的成功要求有如下几方面的政策能够提供支撑。

(一)地方发展政策

地方发展政策指的是能够增强地区发展动力和降低区域发展阻力的政策。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土地与住房政策、公共产品政策、产业培育政策。地区发展主要依靠要素净流入，而人才要素又是其他要素流动的主导者，住房、公共产品、职业待遇是吸引人才要素的三项决定性因素，雄安新区战略想要获得成功必须在这三方面有所突破，不能再走中国过去土地驱动经济、公共产品集中于大城市或者市中心、产业结构过度虚拟化和底薪化的老路，而应该坚持以创新发展为指导，设计出新型的政策思路，其中三项政策的核心原则分别是:住房政策一定要控制成本，保障居者有其屋;公共产品政策一定要保障高水平且均衡分布，避免公共产品商品化;产业政策一定要强调结构均衡且尽量追求产业质量和效率的优化从而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职位。

(二)区域关系政策

除了地方发展政策外，区域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雄安新区所处的京津冀地区，区域关系错综复杂，区域关系政策在整个雄安新区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区域关系政策主要包括公共产品均等化政策、交通一体化政策、生态环保一体化政策。公共产品均等化指的是不同区域间在公共产品待遇上要尽量平等，北京膨胀到目前这种程度，与其在高考、医疗等公共产品的特殊优势地位不无关系，为了尽可能地降低这种人为拉大区域差距的因素的影响，未来雄安新区的建设一定需要均等化公共产品政策的支撑，否则要素无法从北京流向雄安。交通一体化指的是雄安新区在京津冀整个区域乃至全国区域经济中应该取得交通中枢的地位，交通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区域差距逐渐缩小乃至消失的前提条件，雄安新区想要实现其战略意图，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是重要举措。生态环保一体化政策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以及京津冀地区显得尤为重要，包括区域间生态补偿机制、污染跨区域治理机制在内的生态环保一体化政策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京津冀地区严重的污染问题，也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环保约束导致的发展权受损问题。［8］

五、结论

雄安新区并不是普通的新区，结合当前发展模式大转型的背景以及空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为，本文提出设立雄安新区实际上是在经济发展模式大转型背景下的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项改革将从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培育新增长极、为探索新发展模式提供空间试点、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空间动力源等三方面展开，在这个过程当中处理好京津冀三地的关系 ;北京中心城区、通州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的关系;雄安新区起步区、控制区与周边区域的关系将会直接影响雄安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败。除了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外，应该从地方发展政策与区域关系政策推动雄安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参考文献： 

［1］陈锡进，吕永刚．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中国经济战略调整 ———基于国际分工体系重塑视角的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 6):62－67． 

［2］蔡之兵，张可云．中国城市规模体系与城市发展战略［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 08):104－112．

 ［3］蔡之兵，张可云．北京为什么越来越大?［ J］．北京社会科学，2014( 3):86－91． 

［4］吕炜，许宏伟．土地财政的经济影响及其后续风险应对［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 6):78－86． 

［5］张可云，蔡之兵．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制约因素及未来方向［J］．河北学刊，2014( 6):101－105． 

［6］蔡之兵．雄安新区的战略意图、历史意义与成败关键［J］．中国发展观察，2017( 8):9－13． 

［7］蔡之兵，张可云．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 60年历程回顾 ( 1953—2013)［ J］．甘肃社会科学，2015( 2):153－157 

［8］安晓明，郭志远，张可云．生态职能区划 :区域生态补偿的区划基础［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 5):7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