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情况看，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对农村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不足。

第一，经济方面的不足。承包制大面积推行，大大降低了农村经济效率。尤其是降低了分工效率和规模效率。小作坊式的农业经济，面对市场大风险，让农民一年忙到头，累到头，还收益很低。

第二，政治方面的不足。分散的经营方式加大了农民参与政治的经济成本，加剧了农民的政治冷漠症。同时，弱化了农民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从实际程度看，家庭承包制更多是降低了农民的政治地位，而不是提升了农民的政治地位。

第三，社会方面的不足。家家各自为政，导致社会管理成本上升，增加了农村社会的管理难度。为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滋生地，同时也加剧了农村黄赌毒泛滥。另外，由于缺乏集体生活，农民精神空虚，为邪教渗透也提供了空间。

第四，文化建设方面的不足。一些村庄传统人文精神中的孝道大幅度衰落，道德大面积滑坡。另外，家庭生产方式又进一步助推了家族血缘文化泛滥。而家族文化又进一步助推了社会的关系文化和圈子文化。对党风建设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这种关系文化和圈子文化渗透在党内生活中必然衍生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

第五，环境保护方面的不足。面对一个一个分散的农户，加大了政府环境保护的难度，农村环境破坏加剧。

当然，家庭承包制也有自己的优点，就是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自己给自己干活，自然会少许多监督成本。另外，在农产品市场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在农民不存在卖难的情况下，这种经营体制也是有一定活力的。

另外，家庭承包制让农民也享有了更大自由选择权。但这些优点，却掩盖不住巨大的不足。因为虽然有了积极性，但积极性的效率却大大降低了。虽然有了自由，但自由导致了更大的不自由。在市场供给短缺解决后，这种经营方式更显诸多弊端。

另外，在实际推行家庭承包制的时候，一些地方步子太急，方法太简单，虽然理论上强调统分结合，但实际上很多地方是一分到底，一些生产队和大队甚至对一些不该分的公共财产也进行碎片化分割，导致集体经济空壳化，最终让农村经济形成事实上的小农经济模式。

而小农经济模式，从历史和现实看，本质都是一种落后的模式，都是需要进一步改造提升的模式。从中国历史看，在封闭的情况下，虽然小农经济模式有精耕细作的优势，有一定的存活能力，但终究因提供的农业剩余有限，最终承担不了人口膨胀的压力，形成人地矛盾不可协调的格局，为皇权反复更替和社会动荡提供了经济原因，也使中国农民陷入持久的贫困。

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明确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在当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面前，分散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经营也是没有优势可言的。

马克思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

历史不存在假设。据上分析，笔者的观点是，农村当初改革应继续坚持合作化的方向，应对原来存在的公社合作形式通过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进行改革和改进，而不是解散。在推进公社改革的时候，可以引进家庭承包制方式，但必须要坚持合作的框架，不要对集体经济一分到底，应真正形成统分结合的有效形式。若这种假设成立，中国农村必将会有更快更好的全面发展。

二、未来中国农村现代化大厦如何构建，建议以合作农场为支撑推进农村文明建设

如何推进农村进一步发展，如何走出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困境，构建现代农村文明，从体制看，需要真正形成统分结合的有效经营体制。从现实状况看，分已经到头，出路是需要积极推进合作化。同时，有了合作化，也才能更好实现农村规模化、社区化、特色化、生态化等建设，同时也才能更好实现农村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目标。如何推进合作化，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第一，靠市场主导推进合作化，具有盲目性和不规范性。

第二，靠农民自己主导也难，因为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模式，让中国农民有一种善分不善合的人格，这增加了合作的难度。政府如何发挥主导作用推进合作化，一种最直接的思路是建议国家直接投资，建设合作农场。

同时，合作农场建成后，在运营性质上应大体属于半自治性质。具体而言：在合作农场的微观生产上，实现合作生产与家庭分散生产有机结合；在合作农场宏观调控上，实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在合作农场经营管理上，实现政府指导管理与农场自主管理有机结合。

从目前看，积极发展合作农场有多方面的意义。

第一，经济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发挥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至少比家庭经营劳动生产效率提高50%）。英国经济学家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论证了分工的收益是巨大的，分工可以极大的促进生产力。十个人分工协作生产一个东西，其效益要高于一个人单独生产的十倍甚至百倍千倍。当然，农业上的分工优势可能没有工业上的分工优势更为明显，亚当·斯密也说，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也赶不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但这并不能完全说农业没有分工优势，只是说农业分工所体现的效益可能没有工业分工所体现的效益那么明显而已。

二是有利于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大农场比小农户更有利于推广先进农业技术。

三是有利于降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发展合作农场，会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具有集中特征，更少具有分散特征。

四是有利于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包括撂荒地的有效利用等。

五是有利于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因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粮食价格竞争能力，也是解决我国目前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举措。

六是有利于更好实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发展合作农场可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快速实现精准扶贫目标，同时也有利于实现脱贫持久化。而小规模家庭经营，由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大大降低了扶贫效率。同时，这种小规模家庭经营，也容易返贫。

七是启动合作农场建设，可进一步刺激国内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八是有利于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九是有利于缓解大学生就业。一部分大学生可安排到合作农场就业。第二，文化意义重大。合作农场是建设农村新文化的母体。建设合作农场，让农民过一种集体的生活，有助于消解家族文化，有助于培育农民的合作精神和公共精神。加拿大合作社联盟创始人之一乔治·基恩在1915年写到：“合作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运动，它促使了自尊和互敬，发展了独立性，也使人们学会互相依靠。它坚信，最高形式的幸福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2]建设现代国家，离不开合作精神和公共精神。合作精神和公共精神是实行中国梦最重要的精神基础。第三，政治意义重大。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作用，有利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合理化建设，有利于克服农民的政治冷漠症问题，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党的建设，有利于降低农村社会政府管理成本，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农村的管理和对农业的宏观调控。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农村农业工作政策方面，虽然态度很积极，但苦于没有抓手，而效果甚微，有许多政策到乡镇这一级就再很难落实下去。建设合作农场，可为政府调控农业和落实中央农村农业发展政策提供有力抓手。第四，社会意义重大。有利于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完善，有利于降低犯罪率，有利于防止邪教，有利于开展农村卫生、体育等事业，有利于妥善解决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有利于缩小农村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第五，生态意义重大。目前在农村，加强环境保护，以刻不容缓。建设合作农场，会大幅度降低保护环境的管理成本，有利于更好保护农村环境。另外，也有利于降低食品检验和监督的成本，有利于保障食品安全。

目前，农村发展合作农场也具有可行性。

第一，有土地要素基础。一是农村农户撂荒地较多，空壳村现象较为严重。二是农村有些盐碱地或荒地经技术改造，有较大开发空间，但单个农户开发能力有限。所以，建设合作农场，在土地开发和利用方面有较大优势发挥空间。

第二，有劳动要素基础。一是我国每年毕业大学生不少，就业也困难，可转入农场就业。二是返乡农民工这两年也在增加，可转入农场就业。三是一些农村乡镇干部人员严重超编，大部分乡镇都在一百多人以上，有的甚至有几百人，导致乡镇人浮于事，建设合作农场，可将乡镇部分人员转入合作农场工作，这也有利于乡镇精简机构。未来合作农场职工将是我国现代职业农民。

第三，有资金要素基础。建设合作农场可分阶段分地区逐步进行资金投入，可一个一个进行建设，不会引发资金困难问题。

第四，有管理要素基础。目前，我国干部队伍过剩，部分对口专业管理干部可调入农场从事经济管理工作。

第五，有产业要素基础。许多农村地区都有优势农产品可供农场进行开发和利用。比如，甘肃就有许多优势农产品，如苹果、中药材半夏、油橄榄等，虽然形成一定种植规模，但由于缺乏有效组织化程度，没有很好发挥经济带动作用，亟需一个有效组织来整合生产和经营。

第六，有稳定需求基础。由于合作农场主要产品是农产品，而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供给可能有较大波动性）一般比较稳定，不像工业产品，需求可能有较大波动性，同时，合作农场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转型为自给自足模式，这为未来农场发展提供了稳定预期。

如何推进合作农场建设，笔者提出如下方案设计建议，供参考。

第一，机构设置。可考虑农村一个乡镇建一个合作农场。乡镇对所在地农场行使地方监督权，但没有具体管理权，同时，在各县、各市、各省建立农场管理中心，在中央建立总管理中心，实行垂直服务指导管理。其中各级管理中心人员可由各级现有农办划出一部分人员组成。

第二，农场运营。为防止农产品供给波动太大，国家管理中心以及下属各级中心对农场进行宏观调控和计划规划指导，同时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包括提供农产品生产信息以及技术服务等，同时对农场进行生产监督等，包括对农场农产品品质进行统一检验等，但不具体介入农场经营管理，由农场独立自主经营。同时，各地农场可设立合作销售商店，专营农场产品。另外，为防止农产品供给和需求波动过大对农场收入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为了保证农场持续稳定发展和更好保障食品安全，可考虑合作农场实行产品生产相对固定（部分或一半产品可自主生产）、产品销售相对固定（部分或一半产品可自主销售）、产品消费相对固定经营制度。比如某农场产品通过固定销售渠道固定供货到某城市一些大学和单位消费等。另外，要积极建立现有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院校与合作农场互相联系和支持机制。另外，农场可根据需要设立自己的幼儿园和养老院。

第三，人员聘用。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正式职工，主要以新分配大学生（以农业院校为主）为主，另外，一部分乡镇富裕人员，包括大学生村官等，也可转入农场工作。这部分人是农场的骨干，可享受稳定正式职工或职员待遇。另外，一些土地被征用的年轻农民或失地农民也可自愿加入农场工作，变为农场正式工，但这部分人身份应为工人。第二类是养老工。这类人主要是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可将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所有土地并入农场（以自愿为前提），同时，将土地补偿金划入老人养老金账户。同时，这些老年人中的一部分还可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农场可给予一定工资，补贴养老。第三类是临时工，由农场根据需要临时雇佣，实行临时工工资。另外，农场在建成后，农场场长、党委书记两个人的工资由上面统一拨付，其余职工工资根据农场经营状况发放，国家对农场职工工资分类制定最低和最高标准，由农场根据生产经营状况进行浮动管理。农场场长和党委书记由上面任命，但农场职工有民主罢免权。另外，农场场长也可实行聘用制。在农场经营中，党委书记把握政治大局，行使监督权。

第四，资金筹措。农场建设启动资金可由中央、省、市、县各筹措一部分，或由中央统一计划筹措安排。另外，原有扶贫资金中有一部分可用于农场建设。少部分可通过入股形式筹集。农场建成后，除国家政策补贴外，农场资金管理实行自负盈亏制。

第五，土地来源。荒地开发一部分；撂荒地收拢一部分；征用一部分农民土地；租用一部分农民土地。其中，被征地或租地的农民，若本人自愿，也可加入本地农场工作。其中地被征的农民，可以自愿成为本地农场正式职工，其征地补偿金可采取自愿原则入股农场参与分红。土地被租用的农民，可成为临时工。在土地流转补偿金方面，建议国家出台统一的执行政策，一对一谈判会引发许多问题。

第六，建设规划。组织专家详细论证研究，科学选址，在产业选择上，应尽可能根据本地优势农产品选择主导产业。

第七，农场目标。以社会效益和社会稳定为主要目标。比如，可多从保护环境、农村社会稳定、食品安全、高产优质等方面来考核合作农场管理者的业绩，其次考虑经济效益问题。对存在问题农场要追究场长和党委书记责任。对业绩突出农场管理者，要考虑优先提拔。农场可根据情况适当上交利税。

第八，积极鼓励企业院校参与农场建设。鼓励国有企业或大专院校，尤其是要鼓励一些农业院校及有关研究机构到农村办农场。对企业可以多一条获取利润的途径，对科研机构有了更多的试验田，对农村经济也能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对于到农村办农场的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国家可在资金方面进行专项帮助。另外，企业院校所办农场，在经营方面也有更大自主权。

合作农场在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应对之策。

第一，管理问题。对于管理层，可能存在腐败问题和经营不善问题，可通过加强民主监督和科学管理来规避。如何加强民主管理，可通过进一步完善上下级权力分割互相制衡机制来实现。比如，农场领导任命权可掌握在上级党委手中，但为了防止用人偏差或腐败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考验后，农场职工可根据其在农场的表现享有投票免职权。这种思路在本文前面的农场人员聘用方案设计中已经提出，重要的是要实现有效落实，尤其要落实好农场职工的投票免职权。如何加强农场的科学管理，需要大力引进现代企业最先进的管理理念。

第二，员工问题。对于员工层，可能存在偷懒问题，可通过在农场内部实行一定程度的承包制（包括家庭承包制）或生产经营责任制或完善核算制度来规避。同时，也要抓好职工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第三，灾害问题。对于自然灾害问题，可通过完善农产品保险制度和国家救助制度来规避。

另外，国家在发展合作农场的同时，也可一定程度鼓励发展家庭私人农场等多种农业经营形式，可作为合作农场的补充形式，但家庭私人农场不应成为普遍形式，因为其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特点不符合农业的公益性特点，农业要更多为社会提供安全稳定生态等功能，而不是效率功能。家庭私人农场的局限性是多方面的。一是家庭私人农场的短期逐利性不利于国家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落实。

一方面，小家户式的农业经济没有效率；但另一方面，若国家粮食生产掌握在私人大农场手中，虽然有了效率（其效率主要是私人效率，并非社会效率），但国家进行调控的难度必然加大。而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是当今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三个方面。

国家对粮食安全，必须要跟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一样重视。为了保证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有效掌控，积极发展合作农场也是必要的。二是不利于充分安置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家庭私人农场一般根据农业季节性特点更倾向于短期雇佣。三是不利于解决农村社会问题，包括农场留守老人、儿童等社会问题私人农场都无法提供有效解决方式。四是由于私人农场的短期逐利性也不利于最有效保障食品安全。五是不利于有效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六是在抗风险能力方面，家庭私人农场也比合作农场弱。因为合作农场有国家扶持的背景。七是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农村社会公共精神和合作精神的培育。

另外，对于目前农村自发形成的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经济要在规范的基础上也要大力鼓励发展，但由于这种自发形成的合作社经济需要更多能人带动，需要更多靠农民合作精神来维护，其发展速度必然受限，不可能成为未来农村经济的普遍形式。另外，对于龙头企业带动型或协会带动型农户经济，也需要大力鼓励发展，因为这种形式的农户经济本质也是一种社会大分工合作型经济，也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长远看，未来中国农村经济微观经营组织应以合作农场为主要主体，以各种类型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带动型农户经济、协会带动型农户经济等多种经济经营形式为补充的多元经济发展主体格局。建设合作农场，也有助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全面更好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个发展理念。合作农场的普遍建立，将为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新支点，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稳定建设提供坚固支撑点。&

作者系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智库工作站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