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跨界发展与融合时间： 2015-09-18信息来源：沈建法 作者：wl_admin 责编：
【摘要】探讨港深两地跨界城市发展与城市融合的进程。香港和深圳已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融合，制度层面上的融合也有一定的进展，但社会层面上的融合显著滞后。香港和深圳居民对边界另一边的对方缺乏充分认识。超过57%的香港和深圳居民不太熟悉或非常不熟悉另一个城市。超过四成的香港和深圳受访者认为价值观的差异是构建港深大都会的最主要的障碍。港深大都会的跨界社区尚未融合。香港和深圳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造成两地之间难以实现完全的融合。港深两地有必要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以提升两地城市竞争力与方便居民跨界居住与工作为出发点，推动城市跨界发展与融合。
【关键词】跨界地区;区域融合;城市发展;香港;深圳
1 引言
港深融合可以视为全球化和跨界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尽管两地间长期存在紧密的经济关系，2001年前两地政府层面上的合作并不顺利。自2003年起，香港特区政府积极开展与珠三角各地政府的交流与合作。2007年以来港深两地在合作上更迈出关键的一步：两地政府把共建港深大都会正式纳入议程。2011年以来，香港与内地的社会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港深关系成为关注热点。港深大都会的经济和制度融合如何影响跨界社区的融合?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跨界地区的融合是一个全面而又复杂的过程，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个方面的融合。“跨界区域生产体系”、“跨境双城”以及“双子城”等概念用于描述跨界经济或社会融合(Buursink，1996;Ehlers，2001;Ehlers and Buursink，2000)。区域融合的各个维度之间未必存在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关系。布吕内一雅利(Brunet-Jailly，2005)指出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完全融合的边境地区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而事实上，边境地区内部仍不时发生竞争与冲突(Otgaar et al.，2008)。目前，香港和深圳在经济层面上已实现高度的融合。鉴于两地政府近年来推动构建港深大都会区，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制度融合和社会融合是否与经济融合同步。
2 全球化和跨界地区的融合
边界同时具有两种功能，即分割地域的界线，以及交流与合作的“接触地”。基于边界、边境和边境地区方面的相关文献，布吕内一雅利(2005)提出一个全面的综合分析框架，并透过以下四个同等重要的角度进行探讨：(1)市场力量和贸易流;(2)不同层级政府的边界政策;(3)边境社区的政治影响;(4)边境社区的独特文化。此外，他认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完全融合的边境地区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
“跨界区域生产体系”的概念仅局限于经济方面，并从市场力量和贸易流的角度进行解释。此概念曾用于分析亚洲地区的跨界区(Tsui-Auch，1999;Shen，2003)。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
第二个常用的概念是“跨境双城”。“跨境双城”横跨两国边界，有共同的城市腹地和居民归属感(Ehlers and Buursink，2000;Ehlers，2001)。很多跨界地区都达不到这种理想的状态。“双子城”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是指跨越两国或一国之内联系紧密的两个城市，不管这两个城市是否有相同的起源。和“跨境双城”一样，“双子城”的概念强调两市在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融合。
根据双子城模型，地域融合可以划分为四个步骤：即建成区融合、行为融合、组织融合以及政治和管理融合(Buursink，1996)。人们可以用此模型分析跨界城市并探讨其属于哪一个阶段。地域融合可以从经济、制度和社会融合三个维度进行测量。
香港和深圳是“一国两制”下中国的两个主要城市。广义的“双子城”概念可用于分析这两个城市的地域融合。本文从经济、制度和社会多个维度综合探讨两个城市的融合。
3 经济融合
从1980年开始，随着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经济融合，香港和深圳的经济融合已日趋深入。在中国内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当中，香港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1979-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量达到10484亿美元。其中，港资在1986年占外资总量的56.2%，在2010年占外资总量的57.3%。至于港资的流向，在1996年和2010年分别有88.5%和42.2%的港资流向中国内地。香港至今仍是中国内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地(605.7亿美元)，其重要性远远大于新加坡(54.3亿美元)(国家统计局，2011;宋恩荣，1998)。
深圳是香港在中国内地最主要的资本输出地，1986年占中国内地所吸收港资的27.4%，2010年占7.1%。香港是深圳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港资占深911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1986年为78.9%，1997年为70.7%，2010年为59.3%(Shen，2008;深圳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2011)。
深圳的出口总额连续20年高速增长：1991年达99亿美元，1997年达252亿美元，2010年达2042亿美元(表1)。外商直接投资是深圳出口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2010年，深圳加工贸易的出口额达到1174亿美元，而外资企业的出口额达到1208亿美元。深圳很大一部分的商品经香港出口。深圳对香港的出口额，1991年为93亿美元，2010年上升至844亿美元。其占中国内地对香港出口额的比例，1991年为19%，2010年为38.7%。显然，深圳对香港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4 城市居住融合：在深圳工作和居住的香港居民
大规模的港商投资为中国内地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吸引不少香港优质人才来内地就业。一般而言，香港居民迁移到深圳就业和居住是单向的。目前中国内地的出入境政策有利于香港居民的迁入。超过90%的香港居民的祖籍在中国内地，他们可以向内地政府申请“回乡证”。“回乡证”的有效期最高为10年，持有者可到中国内地从事商业及其他活动。另一方面，香港这边实行严格的出入境管制。内地城市的居民仅能来港作为期一周的旅游。然而，内地居民到港定居和就业有严格的移民计划管制，不是港深两地交流的主要方式。港深两地的社会经济交流一般发生在内地这边，如深圳市。
在中国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排除统计前和统计后6个月内在港逗留不足1个月的人，其数量在1988年为5.23万，1998年达15.73万，2004年达24.4万，2010年达17.5万(政府统计处，2011)。在内地工作的香港人占全港就业人口的比例在1998年为4.2%，2004年为7.6%，2011年下降为5%。随着近年来香港经济的快速复苏，到内地就业的香港人的数目从2004年开始逐年下降(Shen，2008)。广东是港人来内地就业的主要目的地，在2011年占外出就业人口的88.9%。深圳是香港人最为集中的城市，占香港外出就业人口的32.5%。在调查前12个月内在深圳工作的香港居民总数达5.7万人。由于统计数据的尺度没有细化到城市一级，下文将使用在内地工作的香港人的数据。
2011年，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中，男性占76.3%;学历方面，已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由1998年的33.2%上升到2005年的42%，再到2011年的41.1%;职业方面，49.9%为经理及行政人员，35.8%为专业人员及辅助专业人员。其学历和职业层次远高于香港居民的平均水平。曾经在内地工作并且仍然需要去内地工作的香港人的收入中位数为20000港元，而香港就业人口的收入中位数仅为11000港元(政府统计处，2011)。
香港做过多次综合住户统计调查，对18岁或以上6个月内在内地逗留3个月以上的香港居民进行调查。最近一次调查在2007年12月到2008年3月之间举行。在内地居住的香港居民从2001年的41300人上升到2005年的91800人，2008年的155400人。其占香港18岁或以上人口的比例，由2001年的0.8%上升到2008年的2.8%。其中，83.0%住在广东，31.3%住在深圳(政府统计处，2011)。
2008年，在内地居住的香港居民中，64.5%为男性，71.7%为已婚人士，46.2%年龄在35岁到54岁之间，34%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从2005年到2008年3年间，经济活跃人口的比例由74.4%下降到65.4%，退休者的比例由13%上升到19.1%。同时，收入中位数由13800港元下降到10800港元。至于在内地定居的主要原因(可多选)，2008年70.6%为工作需要，6.9%为学习，5.2%为与配偶和小孩团聚。追求理想人居环境，有亲戚在内地以及更低廉的生活成本也越来越重要，其比例分别为35.1%，19.2%和15.0%。相对而言，在2005年仅有5.8%，7.2%和7%的受访者选择这三种原因(政府统计处，2009)。
2001年，共有163900户香港家庭在内地拥有一套或以上的房产，占香港家庭总数的7.9%。2003年此数据上升到193100户(占8.8%)，2005年下降到163100户(占7.2%)，2008年更进一步下降到127700户(占5.7%)。在内地租房的香港家庭的比例由2005年的1.3%下降为2008年的0.7%。在内地拥有房产的香港家庭中，70.6%的家庭在香港拥有私人物业，15.1%住在房委会资助单位，仅有15.1%居住在出租公营房屋。香港的高收入人士比一般居民更倾向于在内地购置房产。其中，9.6%月收入超过40000港元的家庭在内地购置了房产，而这一数据在月收入为20000～39999港元的家庭中只占6.8%(政府统计处，2009)。
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拥有的住宅物业数目，2001年为189000套，2003年为215400套，2005年为181600套，2008年为144100套。同时，香港居民在2005年和2008年分别租用了30600套与16700套住宅。2008年，香港居民在内地所拥有的房产中，82.7%分布在广东，其中19.1%在深圳，16.7%在东莞，16.2%在广州。此外，高达57.2%的租赁住宅分布在深圳(政府统计处，2009)。
上述数据显示，港深大都会存在不对称的居住融合。深圳吸引了许多香港居民来此居住与就业。这种居住融合主要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工作需要是香港居民到内地居住的首要原因(70.6%)。内地有更好的居住环境(35.1%)，有亲戚在内地(19.2%)以及更低的生活成本(15%)等因素也越来越重要。港深两地的居住融合是否带来更深层次的社会融合?本文的第六部分将对此详细讨论。
5 制度融合
由于香港和深圳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两地制度融合的进展十分缓慢。港深两地差异的历史根源是香港和中国内地在1949-1978冷战时期的长期分隔。直到1970年代后期，香港和内地之间才出现由商人和居民带动的民间层面上的社会经济交流。政府层面城市之间的合作到了21世纪才见端倪。
香港在1997年前后均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往往被视为“准城市国家”。作为一个自由港，香港许多年来被评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1997年以前，两地政府在政治上的差异根深蒂固。因此，尽管深圳政府积极呼吁港深之间建立更好的对接，特别是在跨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香港政府对接受深圳方面提出的建议和关注一直比较犹豫。
但是即使是1997香港回归后的最初几年，香港特区政府仍然奉行“壁垒香港”的思维，对紧密的港深跨界融合兴趣不大。其原因既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也有经济方面的因素。首先，部分政治人物和港府官员担心经济融合的推进会削弱特区政府的政治自治权。其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面临巨大挑战，使香港政府在跨界合作方面愈发保守。
中国加入WTO后，紧密的经济融合利大于弊的观点在香港逐渐占了上风。香港和内地政府于2003年签署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协议。中央政府给予香港多项优惠政策，极大地刺激了香港经济的复苏。香港特区政府开始积极介入港深两地的交流与合作。2004年，香港和深圳政府签署了关于加强港深合作的备忘录及八份合成型。在香港，仅有7.7%的受访者对深圳熟悉或非常熟悉。37.5%的受访者对深圳不太熟悉，20.4%的受访者对深圳非常不熟悉。在深圳，13.2%的受访者对香港熟悉或非常熟悉。53.3%的受访者对香港不太熟悉，8.3%的受访者对香港非常不熟悉。
有意思的是，尽管香港居民更频繁地往来于港深两地，他们对深圳的熟悉程度却低于深圳居民对香港的熟悉程度。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第一，香港比深圳更发达，受到深圳居民的关注。第二，信息传递的不对称。香港的电视频道获准在深圳播放，并有大量的观众，也有少部分的香港报刊在深圳境内流通。深圳居民从中获取大量和香港有关的资讯。相对而言，香港居民只能收看深圳卫视的电视频道，而且很少香港居民收看这一频道。
然而，两个城市的居民对建设港深大都会持积极态度(表2)。69.8%的香港民众和88.3%的深圳民众赞成或非常赞成建设港深大都会。深圳受访者的支持率高于香港受访者，30%的受访者非常赞成建设港深都会，7.7%的受访者持反对立场。相对而言，香港受访者的态度分歧较大，反对者也较多。15.3%的受访者不赞成建设港深都会，与高达20.4%的香港受访者非常不熟悉深圳相对应。仅有5.1%的香港受访者非常赞成建设港深大都会。
上述调查结果与受访者对港深融合对两地影响的看法大致一致(表3)。超过六成深圳受访者认为港深合作将会为两地带来正面影响，深圳受益多过香港。香港受访者的回答却不是那么乐观。尽管46.1%的香港受访者认为港深融合为香港带来正面影响，21.2%和18.0%受访者认为有负面影响和没有影响。
超过50%的香港居民赞成或非常赞成为深圳居民来港就学、旅游和商务活动提供更多的便利。同样比例的香港居民赞成或非常赞成为拥有大学学历的深圳居民来港工作提供更多的便利。同时，超过39%的香港居民众持反对态度。由此可见，实际上不少香港居民不太愿意向深圳居民完全开放边界。
香港和深圳有许多差异，因此香港与内地实行“一国两制”。香港受访者认为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不同是港深合作的最大障碍(表4)。深圳受访者则强调主要障碍是两地经济制度不同(47.2%)，其次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不同。显然，两地之间在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鸿沟，影响社会和制度层面的融合，尽管两地在经济层面快速融合。
7 结论
本文以香港和深圳为案例，发现经济融合，制度融合和社会融合是三个相互独立的过程，某一过程的推进可以不以其他过程为必要条件，且超前于其他过程。经济融合可以快速推进，制度和社会融合的过程可能相对迟缓。
本文回顾了港深之间紧密的经济融合。香港是深圳经济增长重要的推动力。港商对中国内地的巨额投资，不仅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也吸引作协议(简称“1+8”)。港深两地的合作进入了快车道。
港深两地政府正式启动两地的深度合作，其目标为构建港深大都会。从2006年到2011年，两地每年均举办一届港深合作论坛(2008年除外)，至今已历五届。本论坛由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深圳特区研究会以及中国发展研究院三方共同举办(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2007;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2011a)。从2007年到2011年，两地政府每年均举办一届港深合作会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2011b)。边界区开发和空港合作是政府主导的跨界合作当中最令人瞩目的两个项目。2009年的港深合作会议，前海地区的开发被提上议程。
香港和深圳一衣带水，被一条35km长的深圳河所分割。在香港一侧，临近边界的土地尚未开发;在深圳一侧，临近边界的土地已被完全开发了。深圳的建成区充分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接受香港的经济辐射。
另一方面，香港的城市发展长期集中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香港在新界北部保留一个边境禁区(frontier closed area，FCA)，作为香港和深圳之间的缓冲地带。这个禁区设立于1951年5月15日，目的为加强边境控制，打击非法入境以及走私行为。1962年，港英政府进一步扩大禁区的范围，使其总面积达到2800hm2，包括的范围在港深边界0.5～2km以内。禁区内不允许土地开发，进入禁区需向政府申请禁区通行证。香港特区政府2008年宣布将禁区面积缩小到400hm2。但开放的2000hm2土地，政府只规划约110hm2作低密度“乡村式”发展，供原居民申建(明报，2012)。
面积约为1km2的落马洲河套区是边界区开发的核心项目。河套区的土地原在深圳市范围内。1990年代港深两地政府开展深圳河治理工程，旨在减低洪涝的可能性。河套区在1995年5月至1997年4月深圳河一期工程竣工后，纳入香港边界之内。深圳有意把河套区作为战略项目来开发。然而，边境区和河套区是香港的后花园。香港直到2008年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计划开发边境区的土地。
2003年起，城间合作成为香港和深圳主要的城市战略之一。两地政府都在谋求如何推进合作。以前，香港对机场合作比深圳积极，而深圳比香港更热衷于边境区开发。因此港深两地同时推进这两个项目的合作，使两地均能从合作中受益。这是双方通过谋求共同合作基础达成谅解和共识的结果。首次港深合作会议于2007年12月18日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两个联合专责小组，即“港深机场合作联合专责小组”和“港深边境区发展联合专责小组”，旨在加快两地机场的合作和边境区的规划与发展研究。香港和深圳两地政府同意把落马洲河套区共同开发作为城市合作的试点项目。“机场合作联合专责小组”要研究用铁路接驳两地机场的可行性和经济收益以及机场商务合作。
其构想为修建一条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和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铁路线，方便乘客在两地机场转机。这条铁路于2009年易名为“深港西部快速轨道”。机场铁路主线全长40km2，来往两地机场仅需25min。两条支线也正在讨论中，包括连接洪水桥和前海的跨界支线和连接屯门和小蚝湾的香港本地支线(运输及房屋局与路政署，2012)。
需要注意的是，港深大都会目前尚未得到清晰界定，绝非等同于乌托邦式的具有一致身份认同的“双子城”或“跨境双城”。根据智经研究中心在2007年所递交的报告，构建港深大都会的初衷是实现两地货物、资本、劳动力和信息在“一国两制”下更自由的流动而非完全自由的流动(智经研究中心，2007)。因此构建港深大都会应被看作港深两地实现更紧密经济融合的一种策略，而不是形成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上完全融合的“双子城”。
然而，上述政府主导的城间合作表明港深制度融合取得重大但有限的进展。这种有限的制度融合可以被视为对两地经济融合的一种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港深两地制度与行政上的全面融合，这种融合也不是两个城市合作的目标。
6 滞后的社会融合
与港深两地紧密的经济融合不同，香港和深圳居民对边界对面的社会经济状况却知之甚少，他们的身份认同感也不同。作者在香港和深圳就跨界社区的现状开展多次居民调查：香港方面的调查于2008年1月30日至2月4日进行，共收集到510份有效样本，并在同年的3月13日至15日、4月18日至23日和2009年的2月5日至11日开展了3次相关的调查。深圳方面的综合调查于2009年2月15日至25日进行，共收集508份有效样本。深圳居民调查和香港居民的第一次调查部分问题相同。本节将基于上述调查的结果展开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居民比深圳居民在两地间有更频繁的跨境活动。高达93.9%的香港居民在过去一年内去过深圳，22.7%的香港居民每月至少去深圳一次，仅有5.7%的香港居民从未去过深圳。相对而言，52.4%的深圳居民在过去一年内去过香港，7.7%的深圳居民每月至少去香港一次，38.6%的深圳居民从未到过香港。
然而，大部分的香港和深圳居民表示对边界对面的城市不熟悉，显示港深跨界社区融合尚未了香港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内地工作。深圳是香港人才到内地工作的首选地，占来内地工作港人总数的32.5%。
由于港深两地政治制度、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巨大差异，港深两地的制度和社会融合远远滞后于经济融合。这种差异的根源是香港和中国内地在1949至1978年冷战时期长期处于分隔的状态。1980年以后，尽管两地经济融合不断深入，直到2001年两地政府之间仍缺乏实质性的沟通与合作。当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香港特区政府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香港和深圳政府正式同意开展两地深度合作并构建港深大都会，两地的制度融合取得显著尽管是有限的进展。
社会融合远远滞后于经济和制度融合。对香港和深圳居民调查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香港和深圳居民对边界另一边的对方缺乏充分认识。超过57%的香港和深圳居民不太熟悉或非常不熟悉另一个城市。
香港居民对区域融合的负面影响有较多的忧虑。不少香港居民对港深两地的紧密合作持谨慎态度。许多香港居民反对向深圳居民完全开放边界。超过一半的香港居民赞成或非常赞成为拥有大学学历的深圳居民来港工作提供便利，但也有超过39%的香港居民持反对立场。
最重要的是，超过四成的香港和深圳受访者认为价值观的差异是构建港深大都会的最主要的障碍。有37.5%的香港受访者和42.7%的深圳受访者认为政治制度的差异是最主要的障碍。
显然，以资本和劳动力跨境流动为代表的港深两地经济融合由经济因素推动。不仅如此，政府主导的城际合作也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港深两地的经济融合领先于制度和社会融合，有限的制度融合也领先于紧密的社会融合。经济融合推动了制度融合，以促进经济融合。但是两地的经济融合与制度融合不能加快社会融合的步伐。总之，港深大都会的跨界社区尚未融合。香港和深圳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造成两地之间难以实现完全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实行“一国两制”就是为了保持港深边界两边社会和体制等方面的差异。港深两地有必要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以提升两地城市竞争力与方便居民跨界居住与工作为出发点，推动城市跨界发展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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