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时间： 2016-04-04信息来源：张璇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产业要素是国家中心城市经济职能中的重要支撑。武汉目前的产业现状与其它国家中心城市比较还存在明显差距。需要通过立足产业转型、突出区域中心功能、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升政府服务功能，促进中心城市产业的引领和溢出效应，提升城市产业综合竞争能力。
        [关键词]国家中心城市 产业结构 武汉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6)01-0030-05
        [基金项目]武汉市人民政府“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调研课题。
        [作者简介]张璇（1977 — ），女，湖北武汉人，武汉行政学院，经济学与经济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2010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确立了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自此，国内几个特大区域中心城市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2011年，武汉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今后的发展定位：将武汉建设成为立足中部、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国家中心城市，实现大武汉新的伟大复兴。2012年，武汉正式颁布《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规划纲要》，提出要借助中部崛起战略、“两型社会”建设和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三项国家战略，努力实现从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向国家中心城市的跨越，并将武汉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
 
        2013年，武汉正式出版《武汉2049战略》，这个中长期规划制订了武汉由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向培育“世界城市”的“三步走”思路：2020年前以建设“中部中心城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成长阶段”；2030年前实现“国家中心城市成熟阶段”的建设目标；2049年前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并进入“世界城市培育阶段”。近期，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要在“十三五”期间，“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
 
        显然，我们需要培育一批国家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但是，关于国家中心城市经济职能中的重要支撑——产业要素，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评价体系、结构组成，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根据比较研究，探寻武汉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中优化产业结构的路径。 

        一、国家中心城市产业结构的理论阐述
 
        （一）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
 
        中心城市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要素持续向城市聚集、城市功能日趋凸显的必然产物，它对内代表一个国家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对外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2007年，《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明确提出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在我国的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中心和枢纽作用，在推动国际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门户作用，它已经或将要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金融、管理、文化中心。笔者认为，国家中心城市主要体现在功能与特征上，除了在全国范围内居于核心地位，区域范围内人口相对集中，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外，更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具备较强的吸引能力、引领能力、辐射能力与扩散能力，它应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现代产业体系，更高的社会发展水平，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综合服务体系，是推动国家及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高端要素集聚、规模效应产生、各类创新扩散的始源之地。

        （二）国家中心城市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 

        城市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实力，而产业结构是经济实力的重要表现形式，没有优化的产业结构，城市的经济实力不可能持续。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是提升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实力的根本表现。
 
        国家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征区别于一般城市的产业结构。英国著名工业之都的曼切斯特、世界钢铁之都的美国匹兹堡、辉煌一时的“汽车之城”和“音乐之城”底特律、国内的苏州等这些城市的发展实践告诉我们，国家中心城市的产业特征不仅需要有较大的产业规模、完备的产业体系、较强的产业辐射，更应该有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持续发展的产业动力、引领创新的产业功能，将城市的资源、地缘、技术等优势要素充分展现。按照我国各类城市发展实际，结合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标准，我国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应当具备或至少具备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产业总量具备一定规模，是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国家中心城市在经济实力和产业规模上应当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从周边地区获取资金、人才、技术等超强要素的集聚能力，并且具备较强的产业辐射能力，是跨国公司和国际性机构汇聚中心。
 
        二是产业结构相对优化，是先进制造业中心或新技术产业中心。片面依赖单一产业、完全依附传统产业的城市不可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只有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体系、优化的支柱性产业，才能成为国家的先进制造业中心、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心或高新技术产业中心。
 
        三是第三产业高度增长，是区域性服务中心和金融中心。国家中心城市不仅需要具备水平较高的生活性服务业，还应该有密集的金融、保险、咨询、法律工商服务、经纪等生产性服务业，要逐步由批发零售、房地产为代表的基础性生产性服务业，向研发设计、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信息技术等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过渡。
 
        四是产业效率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是产业创新研发中心。国家中心城市通常是高校、科研机构、产业实验室等创新要素的集中地，推动产业技术不断升级与产业效率持续提升，成为区域性产业技术的风向标。

        二、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发展比较 

        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全国各主要城市，特别是5个国家中心城市，都凭借区域性产业政策优势和资源配置优势，通过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快速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并先一步进入产业结构调整阶段，走在全国城市发展前列。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如何解决好发展与调整的矛盾是关键，从武汉目前的产业现状看，与国家中心城市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
 
        一是服务业总量小，占比低。2013年，武汉服务业增加值4319.70亿元，而5个国家中心城市中，北京和上海的服务业增加值已突破万亿元，分别达到14986.50亿元和13445.07亿元，是武汉的3.5倍和3.1倍。另外，广州达到9963.89亿元，是武汉2.3倍；天津6905.03亿元，是武汉1.6倍；重庆5226.09亿元，是武汉1.2倍。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2013年武汉是47.7%，只是高于重庆41.5%，比北京的76.9%低29.2个百分点，比广州的64.6%%低16.9个百分点，比上海的62.2%低14.5个百分点，比天津的48.1%低0.4个百分点。

        二是工业规模小，集聚低。2013年，武汉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0394.07亿元，而5个国家中心城市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最高的上海是32088.88亿元，是武汉的3.1倍；其次是天津26400.37亿元，是武汉2.5倍；广州17310.24亿元，是武汉1.7倍；北京17209.27亿元，是武汉1.7倍；重庆15824.86亿元，是武汉1.5倍。从支柱产业集聚水平看，武汉集聚度最高的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产值为2069.58亿元，也是唯一过2000亿元的支柱产业。而天津过2000亿元产业有5个，规模最大的装备制造业产值达到1.02万亿元。上海有4个，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达到6486.35亿元。广州有3个，规模最大的汽车达到3346.84亿元。北京有3个，规模最大的电力及热力生产达到3018.06亿元。重庆有3个，最大的汽车达到2969.30亿元。
 
        三是高端产业小，创新低。2013年，武汉金融和房地产业实现的增加值只有1113.20亿元，而上海4167.06亿元，是武汉3.7倍；北京达到4161.59亿元，是武汉3.7倍；广州2418.65亿元，是武汉2.2倍；重庆1797.18亿元，是武汉1.6倍；天津1721.41亿元，是武汉1.5倍。两个行业占服务业的比重，武汉是25.8%，低重庆8.4个百分点，低上海5.2个百分点，低北京2.0个百分点。在工业方面，武汉高新技术产业产值5604.47亿元，相当于北京的85%、广州的74%、天津的68%、上海的65%左右，只是略高于重庆。2013年，武汉发明专利申请量是9735件，而北京67554件，是武汉6.9倍；上海39157件，是武汉4.0倍；天津21946件，是武汉2.3倍；重庆12562件，是武汉1.3倍；广州12174件，是武汉1.3倍。   

        三、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问题经历一个时期的粗放式发展后，如何过渡到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是武汉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现实问题。目前武汉产业结构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能耗高。武汉产业，特别是工业结构偏重的矛盾异常突出，节能减排是一个长期困扰发展的问题。2013年，武汉万元GDP能耗达到0.760吨标准煤/万元，与5个国家中心城市相比，高北京0.345吨标准煤，高广州0.278吨标准煤，高上海0.215吨标准煤，高天津0.130吨标准煤，只比重庆低0.081吨标准煤。同类城市中，比GDP总量排在武汉之前的深圳多0.332吨标准煤，比成都多0.187吨标准煤；比与GDP总量紧随武汉之后的杭州多0.239吨标准煤。在当前能源偏紧的大环境下，武汉又地处能源相对贫乏的湖北，今后能源的约束性矛盾将进一步显现。
 
        二是产业老。武汉产业结构从改革开放前后的“一钢独大”发展到钢、油、车“多点支撑”，始终以传统老产业为主，而在全国性结构调整中首当其冲的正是这三大产业。2013年，武汉钢铁、石油、汽车三大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36%，给全市产业调整尤其是工业结构调整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近年来，这三大领域的产能还在不断提高，根据全国行业发展数据，预计2015年全国钢材产量将达到7.9亿吨，产能过剩1.1亿吨；原油加工量7.9亿吨，过剩2.8亿吨；PTA产量4500万吨，过剩1200万吨；汽车产量4000万辆，过剩1090万辆。武汉这三大产业如何经受市场考验，顺利完成结构的优化升级将是综合实力做大做强的关键。
 
        三是转化低。武汉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中，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综合科教实力，2013年，武汉拥有的普通高校达80所，仅次于北京；在校大学生超过100万人，居全国第一。除此外，武汉在两院院士、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优势，还拥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但遗憾的是，这些优势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过低。比如，深圳把科技研发的主战场前移到企业生产一线，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生产一线，建立了“4个90%”，即“90%的投入来自企业、90%的科技人员来自企业、90%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90%的专利来自企业的研发和转化模式”，就值得武汉学习和借鉴。只有通过高转化才能实现武汉制造向武汉创造提升，进而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
 
        四是无核心。目前武汉经济总量虽然进入全国城市前十名，在很多生产领域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还无法形成城市的“联想行业”，主要原因是行业集聚度不高，没有在全国形成一个市场核心。近年来，武汉提出过“中国车都”、“中国桥都”、“中国光谷”等打造核心行业的战略口号，但在全国城市产业同构的大背景下，还难以形成真正的全国核心。如汽车产业是武汉市第一大产业，也是武汉项目引进最为成功的产业，2013年产值达到2069.58亿元。而国家中心城市中，北京是2521.46亿元，重庆是2969.30亿元，广州是3346.84亿元。最少的天津也达到1843.15亿元。国内其他城市，如长春、柳州、烟台、成都、沈阳、青岛和大连也都将汽车纳入支柱产业发展规划。
 
        四、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地位的路径选择

        （一）立足产业升级转型，做好“增、延、扩”工程 

        武汉跃居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必然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产业高地”，对周边区域进行辐射从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武汉只有率先完成产业结构转型，才能在下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到来时迎得先机。加快武汉产业升级，应着重从产业“增”、“延”、“扩”工程入手。“增”，主要针对如钢铁、石化类的传统产业，而增加的重点不是商品产量，而是增加企业效益。这类产业产能过剩、效益减少、转型困难，国家也正从宏观层面考虑出台对这类产业进行控制性调整，通过适当减少产量，增强产品质量，提高商品价格等方式增加企业利润。“延”，主要针对现代优势产业，延长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链。从国家宏观规划看，无论是中部崛起规划，还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武汉都定位为国家的重要粮食基地，武汉应抓住这一战略努力打造成国家级农业示范区、高新农业示范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大宗农产品期货交易示范区，成为国家的长江绿色生态走廊。除此以外，武汉的很多其它产业，在原材料、生产、研发、销售、品牌之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断裂，要进一步深化“千企升级三年行动计划”、“工业重点产业链构建工程”，做强做大武汉优势产业并使这产出溢出效益。“精”，主要针对高科技产业，包括高科技工业与高科技服务业。
 
        立足武汉的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地球空间信息及应用服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力争用三至五年时间尽快形成3～5个新的千亿级支柱产业。同时，大力发展金融、商贸、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和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信息技术等高技术服务业，形成武汉园区经济、科技经济、人才经济、服务经济的综合现代产业体系。

        （二）突出城市中心功能，强化产业区域辐射能力 

        武汉2049发展战略制定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成为中部中心城市，这是今后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前提与基础。依据经济辐射理论，武汉要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要实现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其中经济辐射力是构成城市辐射力的最具有活力的部分，产业辐射力是这个活力的核心。提升武汉国家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发展总部经济，提升武汉产业辐射能力。武汉已具有发展总部经济所需的雄厚产业基础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但是需要有发展总部经济的载体。不断涌现的汉口中央商务区，汉正街中央商务区、东湖中央文化区、王家墩商务区、青山滨江生态商务区、武昌临江商务区，造成了发展同质、恶性竞争、资源闲置的趋势。武汉应统筹思考，优化环境，加强规划，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形成武汉特色的产业链、产业园区、产业集群的辐射效应。二是彰显产业特色，重构“武汉造”城市品牌。要让武汉的产业特色形成口碑效应，大力扶持和复兴“老字号”品牌企业，重现传统“汉阳造”的工业和“货到汉口活”的商业，同时做好现代“科技城”、“人才谷”、“金融中心”的文章，在全国打造独具特色的“汉派产业”。三是利用武汉临空临港的交通优势，向周边区域辐射。对接国家三大支撑带战略，重点融合到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沿江综合运输大通关中，充分运用“铁水公空”的站点，发展高级别口岸与保税园区，构建我国中部地区立体交通网络和全国“立交桥”式枢纽，形成长江经济走廊和特色产业走廊。

        （三）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培育产业持续增长能力 

        创新决定城市未来，成为国家中心城市，首先要成为全国“创新高地”。武汉要借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之杠杆，撬动实现城市复兴的伟大梦想。通过增强产业持续增长能力，吸引高端科技产业、高端人才聚集，带动科技创新产业的全面、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一是科技产业化创新。将产业与科技高度融合，一方面要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引领的产业，这部分产业以高新技术为主，武汉主要集中在信息通讯、新能源与新材料、生物医药、地理空间信息及应用等产业，另一方面要建立“技术为基础的科学”引领的产业，这部分产业以传统优势产业与支柱产业为主，集中在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产业。二是产业模式创新。武汉要大力发展互联网+、物流、商贸、工程设计、金融、会展、时尚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拓展电子商务、服务外包、总部经济等产业方式，在做大规模的基础上，实现新的产业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创新正是对现代制造业的改造与升级。三是产业链创新。国家赋予武汉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争取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武汉更应该肩负起产业引领的使命。武汉与周边省市在产业发展上有明显同质性，应加强与周边区域的产业整合，建立中心城市与腹地区域的产业传导机制。可以重点启动产业的项目管理、产业链重构、区域合作等机构。

        （四）提升政府服务功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培育能力争取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武汉应首先在政府服务与制度环境上“先试先行”，营造匹配的政策体系，为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培育肥沃的土壤。一是建立新型的审批模式。放宽市场准入，从过去对企业和项目的“核准制”向“备案制+核准制”转变，推行“一口受理”、“三证合一”、“一照多址”等注册登记制度，实现审批“零时限”、“无缝式”，形成了内外资统一的政府新型行政管理模式，营造武汉万众创新、全民创业的营商氛围。二是建立新型的流程模式。实行集中招标、分级管理、权限下放、并联审批、重点推进等方式，推进产业项目尽早开工，并且建立“三平台一综合”模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三平台”即社会信用平台、企业年报公示平台、信息共享平台。“一综合”即建立健全综合执法制度，可以考虑成立“武汉产业竞争委员会”，共同制订武汉产业发展目录与发展规划，确定近期、中期、远期产业发展规划，简化对产业的重复监管，构建扶持武汉市产业发展的协同机制，增强产业综合竞争能力。三是建立新型的服务模式。既要建立“普惠制”的财政鼓励政策，又要有“优惠制”的税收奖励措施。武汉可以有选择性对一些重点产业环节、重点产业项目、重点产业园区实行差额征税，或对产业所需的紧缺高端科技人才采取个人所得税减免、股权激励、分期纳税等方式，吸引产业与人才落户，建立武汉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新型政府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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