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我国居民消费变化及其应对策时间： 2016-09-08信息来源：《财经问题研究》 , 2015 (1) :104-110　作者：方志凌　责编：hjr_admin

　　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居民消费存在着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消费需求城乡差距不断扩大、非理性消费日趋严重和消费外流日渐加剧等突出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居民消费预期偏高和社会保障不健全等。为此，我们需通过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有效控制通货膨胀、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
　　关键词：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社会保障；分配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1－0104－07
　　收稿日期：2014－10－15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危机时代消费者心理与行为变化及营销创新研究”（2010YBA073）
　　作者简介：方志凌（1964－），男，湖南湘潭人，讲师，主要从事营销管理研究。E－mail: xtfzhl5366@163.com
 
　　一、引言
 
　　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是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触底、回升直至下一轮增长周期到来前的这一时段，也是经济危机趋于缓和，进入较为平稳发展状态的阶段。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我国面临着国际市场不景气和国内经济艰难转型的不利局面。国际经济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过后，紧接着又产生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接连出现了两次探底。当前，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欧美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还在蔓延，各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经济复苏乏力，再加上美国面临的“财政悬崖”，其后果必然是世界市场需求的萎缩，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我国这样的以制造业和出口为主导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国内经济方面，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到今天，其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正在衰减。具体表现就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我国宏观经济虽然保持了较稳定的经济增长，但亦中断了以往长期的上升趋势，GDP的增速明显放缓，通货膨胀率呈现上升状态，经济增长的压力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必须由外转内，必须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尤其是突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1]。这对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我国经济而言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一方面，扩大消费需求，能够促使产能过剩等可能诱发经济危机的危险因素逐渐下降，并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我国经济发达程度和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能够降低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进而降低国际经济危机传导我国的风险，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需要注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问题，并制定更具科学性和效应的方案，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提升，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稳定发展。
 
　　二、相关文献评述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有关危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国外方面，Ivanov和Suvorov^[2]以2000年俄罗斯国民消费情况为参照，分析了金融危机后俄罗斯消费市场结构变化的动力学因素，并提出了消费行业的反危机措施和政府政策的建议。Eilev^[3]以挪威为例实证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财富效应对消费行为的影响。Zhuo^[4]认为金融危机期间生产函数是随机的，消费函数是汉弥尔顿－雅各比－贝尔曼方程（HJB）的解，并据此推导了居民最优负债比率和消费策略。
 
　　国内方面，朱巧玲和何娜娜^[5]实证分析2002—2007年和2008—2009年第一季度武汉市城镇居民的消费数量、消费结构等若干经济参数，结果发现受金融危机冲击，武汉市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均有大幅下降，居民信心受到严重冲击，并以此分析结果为基础，提出了应对危机的相关措施和建议。张敏娜^[6]从“大社会福利”角度探讨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消费率与社会福利的关系，并分析了我国当前低消费率的原因及其应对措施。赵萍^[7]认为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扩大消费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常规消费”，但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灾害频发、行政垄断、进口限制和政策缺失等原因导致的“非常消费”问题将尤为突出。因此提出了构建“非常消费”体系，放松高端消费品的进口限制，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应对措施。赵金蕊^[8]运用西方经典消费函数理论解释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一些消费现象，分析了消费者心理和行为发生变化的原因及未来趋势，并从企业市场营销的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对策。王璐^[9]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营销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营销策略。王娟^[10]以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为支撑，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国内消费需求的特征、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以及相应的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
 
　　综上可见，国内外相关研究从多个角度对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居民消费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对于后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居民消费的现状、发生的新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相应对策的研究也不够具体和全面。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居民消费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 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
 　
　　2000—2011年，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2008年以后即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增长依然保持着较高水平，2008—2011年增长率分别为9.60%、9.20%、10.40% 和9.30%，2012年和2013年增速有所缓落，但也均达到了7.70%的增速。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增长主要是靠净出口和投资拉动的，消费非但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占比反而逐年下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已从2000年的62.30%下降为2012年的49.50%，13年间降低了12.8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约一个百分点。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估计，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80%左右，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约30个百分点。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最终消费率的增长一般与本国的GDP增长大体上保持一致，而我国消费率的年均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 的增长速度^[11]。2008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在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我国经济率先走出了困境，GDP保持了均速9%的较高速增长。但作为经济增长最有力最稳定的推动力的消费需求却一直疲软，导致最终消费率屡创新低，现今内需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2. 城乡消费差距拉大，消费增长乏力
 
　　一直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有着明显的差异，城镇居民对于物质和精神消费的需求都较高，而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则集中于物质生活消费上面。在实际消费能力上，由于城镇居民的收入较高，且城市市场供应体系相对完善，因此城镇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更强。而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对较低且市场发育度不高，农村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显得相对较弱，且潜在需求不足。在此背景下，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和规模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结构性失衡，导致了社会总需求增长的动力不足，并进而引发宏观经济失衡，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重视的因素之一。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居民的消费总额稳定增长，年均增速约为4%。其中城镇居民消费占比持续上升，而农村居民消费占比却不断下降，到2013年仅为21.70%，这说明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差距巨大，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导致全国消费率不断走低的主要原因，而且这种格局还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此外，从消费结构来看，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中，基本生活物资消费约占45%的比重，医疗费用、教育费用、养老费用约占30%的比重，其他消费约占25%的比重。在此情况下，我国居民的基本生活消费压力仍然较大，随着国内医疗、教育及养老成本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有下降趋势，其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会日渐扩大化。
 
    　3. 非理性消费日趋严重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居民的非理性消费行为日益严重，其突出表现就是消费的投机性和虚假性。以房地产消费为例，近几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因需求拉动而一路高歌猛进，房价快速上涨，引发了各路炒家介入房地产市场，短期投入，炒高房价，择时出手，获取暴利。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居民都将房地产当做投资渠道，通过买卖房地产来实现其投机需求而非生活居住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房地产市场不断出现虚假繁荣的景象。而这又反过来激发房地产消费的恐慌、跟风和投机行为，导致国内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但是与此同时，国内各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却明显增加，进而加剧“刚需”中低收入购房者的压力，形成显著的结构性矛盾，并刺激通货膨胀。房地产消费的虚假性主要体现在热钱等大规模向我国房地产等少数非实体经济领域涌入，形成短期虚假的市场繁荣并促使市场价格走高。但在其投机获益目标完成或市场风险扩大后，热钱就会退出市场，引起市场泡沫破灭并引发不同程度的经济波动。
 
　　非理性消费还表现在奢侈消费和超前消费等方面。近年来，“过度消费”问题逐渐蔓延，奢侈消费、崇洋消费、炫富消费等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随着消费贷款的发展，提前消费成为房地产、汽车及奢侈品等消费的重要途径，这些以未来收入为抵押的提前消费，使得当期实际消费能力扩大化，产生实际消费需求与实际消费能力的差异。
 
　　4. 保守性消费观念依然存在
 
　　消费文化与观念对于消费需求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欧美国家的国内消费需求普遍高于其他国家的现象与其提前消费观念盛行密切相关。与上述非理性消费现象日趋严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大部分居民受到节俭、量入为出、朴素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消费方面更倾向于保守消费，这也使得我国居民在收入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消费增长甚微而储蓄增长迅猛。这也使得我国银行储蓄总额不断增加，使得社会上的有效投资和消费低于储蓄，从而影响到居民的实际消费需求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90年代初国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12年我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2%，2012年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突破了39.90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3万元，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0%，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5. 消费外流日渐加剧
 
　　日前，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表声明说，我国人2012年在海外旅游消费额达1020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同比2011 年增长了40%。自此，我国已超越美国等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际旅游消费国。在欧美日等国出境旅游持续萎靡的情况下，2012年我国出境旅游超过8000万人次，以高达15% 的增长率成为全球跨境旅游的领跑者。与此同时，2013年5月淘宝网发布的我国首份《网购奢侈品行业解析报告》显示，海外代购市场中的奢侈品成交增长比例以每年100%的速度递增，2011年市场规模达150亿元，2012年超过了200亿元。日前，全球最大退税服务公司环球蓝联（Global Blue）也宣布，2012年我国消费者退税购物金额创下新纪录，达30亿欧元，较2011年增长58%，占全球退税购物者总数约25%，其中高端消费达到六七成，成为全球退税购物者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也是我国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购物者的头号客源国^[12]。很明显，购物退税金额居全球第一，显示了中国人的海外购买力大增。
 
　　境外消费的强劲增长也再次显示我国的消费外流现象十分显著。也许正是由于一定程度的消费外流，使得2013年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去年同期放缓1.2个百分点。高端消费群体消费需求的外流，促使我国国内的有效需求下降并且直接影响到国内高端产业的发展进步。同时，后金融危机时代美欧等西方国家的一些大众品牌也迅速挤占我国国内部分大众产品市场，也影响到国内消费需求增长。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制约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扩大的因素
 
　　1. 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低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消费能力的高低，并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欲望、消费信心和消费潜力。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最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虽然总体上表现出上升趋势，但长期以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水平明显偏低。当前，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处于较低水平，约为日本和美国的1/23，俄罗斯的1/2，而且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也远低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虽然近年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已大致与人均GDP的增速保持同步，但总体上仅略低于人均GDP 的增速。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82%，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8.52%，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实际增长7.00%，略低于人均GDP7.20%左右的增幅；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896元，实际增长9.30%，相比2012年下降了1.40个百分点。由于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基数较低，增长缓慢，导致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用于中低档的物质消费方面，对于更高水平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支出较少，这使得我国扩大消费需求的动力不足。
 
　　2.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我国是世界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三个国家之一，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0，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0左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直到2013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仍然高达3.33∶1。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伴随的还有我国日益扩大的国民收入差距。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0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是国际公认警戒线，当基尼系数达到0.60时，则表示收入悬殊。2013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2012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显示，2004—2008年窄幅上升，2008年达到0.49的高位后逐步回落，2013年的基尼系数为0.47，但仍处于高位。另据我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0年我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我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贫富差距都过大，报告结论称：“当前我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般来说，居民收入水平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低。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呈“倒二八”分布，即20%的高收入储户拥有80%的储蓄余额，而80%的低收入储户仅拥有20% 的储蓄余额。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者手中，但拥有大量财富的高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较低，购买力相对过剩，且其消费以奢侈品和对外消费为主，对国内的消费集中在少数高端产品之上；大量具有潜在消费需求的低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较高，但购买力严重不足，这必然造成整个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进而导致社会总需求尤其是国内需求不足。
 
　　3. 居民消费预期居高不下
 
　　消费预期是消费者制定消费决策的先决条件，消费预期的改变可能会进一步发展为大规模群体性消费心理和行为，进而对经济运行产生巨大冲击。一般而言，在经济繁荣时期，持续的经济增长会释放出乐观经济信心，进而催生积极的消费预期从而会提升消费水平，促进需求量的增加，带来经济的增长。与之相反，在经济萧条期，持续的经济衰退会释放出悲观的情绪，进而激发消极的消费预期从而会降低消费水平，导致需求量的减少，引发经济发展的更一步恶化。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屡创新低，从而降低了长久以来建立的消费信心，引发持续的经济衰退。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我国的消费信心指数和消费预期指数也总体双双呈下降趋势，2009年同比分别下降约5%和6%，2011年同比下降约2.00%和3.50%，2013年同比下降约1.50%和2.30%。
 
　　隐藏在上述数据背后的真实情况是，我国的居民消费者对物价上涨、教育、医疗和房地产消费的预期在不断地调高。而教育、医疗和房地产消费作为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消费总额在居民总消费中超过50%，并呈现上升趋势，这必然严重影响到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预期，并进而影响消费决策。
 
　　4. 社会保障不健全
 
　　社会保障体系被称为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安全网”和“稳定器”。如果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话，就会导致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预防性储蓄的动机自然也就增强，这便影响到了消费需求。社会保障的完善程度决定居民消费的顾虑程度，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十分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显著，并且在主要社会保障的保障程度及保障能力上存在不足，这都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人社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总人数达到8.2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成为我国覆盖人群最多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养老保险全覆盖之前，我国已经实现了城乡低保和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全覆盖。但是，总体上来说，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建设还处于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提高水平的初期阶段。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缺乏统一规定，社会保障资金缺乏，大多数农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障待遇。如果说社保不力会导致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增长缓慢，那么对于广大的农村居民而言，其消费需求可能从来没有因此而得到过释放。
 
　　5. 通货膨胀仍在高位运行
 
　　在经历了2003—2007年的通胀之后，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又面临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2011年CPI曾达到了同比上涨5.40%的高位，与此同时，统计数据显示，反应通胀压力的工业品出厂价格、进出口产品的价格指数都处在高位，并且高于CPI水平。这说明，短时间内通胀问题仍然是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通货膨胀率的逐步提高，使得我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相对减少。对于那些收入较低且基本生活消费占比较高者而言，基本生活物资的价格上涨直接限制了其消费需求增长；而对于那些平均收入相对较高者而言，通货膨胀将会引发较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从而限制居民当期消费需求增长。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使得可支配收入实际下降，在我国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占比较高的情况下，居民的其他非基本生活消费必然受到较大限制，从而影响其他领域的生产发展。例如，2008—2013年，我国电子市场的消费总额年均增长为负，尤其是中端价位的消费市场出现显著的消费降低趋势，反作用于生产领域，会导致产业的内部结构失衡，不利于国内经济发展。
 
　　6. 高房价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明显
 
　　挤出效应指一个相对平面的市场上，由于供应、需求有新的增加，导致部分资金从原来的预支中挤出，而流入到新的商品中。现阶段，我国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住房支出方面。住房支出是我国居民的重要个人和家庭支出，其消费具备较强的刚性。现今高位运行的房价对我国居民收入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高房价意味着对于买房或者计划买房的家庭需要更多的首付和更多的贷款，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不断攀升的房价使得居民将很大一部分收入花费在了居住上，从而减少了对其他消费品的支出；另一方面高房价还使得居民产生了未来高房价的预期，即使对那些没有买房的家庭而言，很多时候他们会加大储蓄以备将来买房时需要。姚玲珍和丁彦皓^[13]以上海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房价变动对对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有较强的挤出效应。此外，房价高涨并不会使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房价的上涨只是把收入在居民中进行重新分配，将消费性购房者的收入重新分配到投资性购房者手中，这也会进一步拉大我国贫富差距，从而对我国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产生抑制。
 
　　五、后金融危机时代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的对策
 
　　1.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
 
　　目前，虽然我国居民的消费增长摆脱了“低水平”困境，但实际增长幅度并不显著。在国民财富分配格局没有重大调整的环境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小幅提升并不足以支撑我国消费水平进一步的提升。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应当继续深化改革，加快收入分配制度调整，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的含金量，使居民手里的钱更值钱，在改善个人生活和扩大消费上发挥更大作用。
 
　　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初次分配格局的调整与再分配结构的调整。我们要立足基本国情，发展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着力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体制环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继续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为重点，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此外，还需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通过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监管，加大反腐力度，加强信息公开，实行社会监督，加强基础工作，提升技术保障，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2. 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消费水平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促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此，我们需要：
 
　　一是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稳步提高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完善大宗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养新型经营主体，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对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投入，促进产销对接和农超对接，使农民合理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增值收益。
 
　　二是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稳定增长机制，完善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粮食直补政策，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林业、牧业和渔业扶持政策。逐步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适当提高保费补贴比例，进一步细化和稳步扩大农村金融奖补政策。
 
　　三是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确保农民分享流转收益。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四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定公开透明的各类城市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3. 控制通货膨胀，降低价格波动
 
　　控制通货膨胀是当前我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降低物价水平，促进消费有效需求增长的重要措施。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有效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但是目前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十分巨大，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隐患，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从本质上来看，通货膨胀是由超额的货币供给所产生的，因此控制通货膨胀的最基本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并使其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就现阶段我国而言，应当控制货币投放，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控货币供给总量，将其保持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范围内。同时还要特别加强银行信贷的关注度。
 
　　其次，可以考虑通过逐步放宽资本及外贸管制减缓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出口价格并降低进口价格，使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从而减少贸易顺差，并消除由此而带来的“流动性输入”，最终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引起进口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实际成本价格下降，从而带动国内其他相关产品的相应降价，可以有效地抑制输入型通货膨胀。虽然近几年人民币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但是由此带来的对通货膨胀的缓解作用并没有体现，因为在我国的现行外汇体制下，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而外贸企业也不能完全自由进口国外商品与服务，从而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利益相当于补贴给了拥有进口权力的特别是拥有进口原材料权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对民众而言享受到的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购买力的提升十分有限。
 
　　4. 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当前我国居民在教育、医疗及住房开支上的预期都较高，这就直接影响当期居民个人及家庭的消费行为，影响社会总需求增速。目前我国居民对上述消费预期较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会公共服务建设不完善，居民没有很好地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公共服务上的免费或低成本效益，反而需要随着通货膨胀等因素支付更高的成本，这对于我国社会总消费需求的提升十分不利^[14]。改善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公共事业改革的意义，积极推动公共事业的市场化改革。所谓市场化改革也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利用竞争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并提高公共服务的覆盖面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明确政府在公共事业中的辅助引导地位，并将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允许市场公平自由竞争存在。
 
　　5.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消费顾虑
 
　　首先，提升城乡综合社会保障能力，重点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鉴于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及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相对落后于城镇地区，我国需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应该着力强化梯级保费征收机制建设，进一步扩大保费浮动区间，形成在自愿参保基础上更高水平的保障。同时，政府需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养老、医疗保障制度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补贴比率，更好地形成对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降低农村家庭消费压力，释放部分需求^[15]。
 
　　其次，我国需要强化社会保障的管理机制建设。全面强化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透明化管理建设，在权责明确的管理机制基础上，引入社会监督等，确保专款专用，降低道德风险。同时，要特别注重提升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进一步优化资金投资结构，形成在有效的风险管理基础上，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更好管理，进一步强化其社会保障能力。
 
　　最后，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机制相关的其他配套机制应该不断完善，例如异地就业问题的改革，进一步改善异地就业的同等补偿机制，以居民第一时间满足就业需求为主，更好地服务于居民生活。对医疗保险的转移接续等问题的相关制度进行完善，确保居民在任何国内任何地区都能够及时地得到社会保障，进而消除其消费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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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孟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