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制造业升级时间： 2016-09-10信息来源：财经问题研究 2015年第10期 作者：吕政 责编：hjr_admin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工业的发展任务应转向以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为主导，在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上全面缩小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从工业生产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中国制造业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物化劳动消耗、劳动生产率、国际知名品牌、创新能力、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高附加价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供给能力等方面。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方向和任务是“高也成、低也就”，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面缩小制造业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词：工业生产大国；制造业强国；结构调整升级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10—0003—06
收稿日期：2015—08—10
作者简介：吕政（1945－），男，安徽金寨人，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主要从事工业发展理论研究。E—mail: lv1278@163.com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解读，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提出到2025年迈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发展目标，并部署了全面推进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什么是制造业强国？与工业生产大国不同，制造业强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具有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二是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和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三是在产业结构方面，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四是生产要素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五是在国际分工和商品交换体系中，从主要依靠比较优势转向主要依靠竞争优势。六是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核心与关键技术立足于国内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七是有一批进入世界前列的大企业和知名品牌。
一、中国工业发展阶段的变化
1. 工业产品产量的增长变化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49年建国100年，中国工业的发展历史进程可以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大到强”这十二个字来概括。已经过去的六十多年，中国工业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中国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建立起钢铁和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化工、重型机械装备制造、机床制造、航空、船舶、机车、汽车、电子、航天和原子能等现代工业部门，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付出了较高的成本和代价，但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持续高速增长，工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1607.0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210689.4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40.6倍，平均每年增长10%。中国22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超过了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位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工业实现了从全面短缺向世界工业生产大国的转变，即工业产品产量实现了从少到多的转变。可以说，中国工业产品产量赶超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工业的发展任务应转向以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为主导，在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上全面缩小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从工业生产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
2. 产能相对过剩成为制造业的突出矛盾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足的矛盾，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各种产品的生产能力。2011年以来，中国大多数工业行业都出现产能相对过剩问题，尤其是金属冶炼、建筑材料、基础化工、机械装备制造和汽车制造等重化工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更为突出。2012—2013年中国电解铝、平板玻璃、汽车、太阳能电池组件、聚氯乙烯和甲醇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分别为70%、68%、70%、51%、60%和50%[1－2]。按照国际制造业的通行标准，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在80%—90%为正常，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平均利用率仅有70%—75%。
3. 劳动力成本上升具有客观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劳动力供给充足且成本低，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2000年中国在城镇就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为9800元，2013年上升到51483元。按照汇率换算，2000年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工资水平的6%，2013年上升到16%左右[3]。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阶段，2000年人均国民收入为935美元，2013年上升到7250美元。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决定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工资水平必然上升。二是持续30 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口总量进入低增长时期，城乡青壮年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三是农村政策的调整，农村土地扭转和规模化、社会化经营方式的发展，使农民收入逐步提高。四是社会必要劳动费用上升，即购买家庭必需生活资料、购房或租房的费用支出和用于子女教育的费用逐年上升。五是教育结构失衡，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制造业生产第一线需要的有技能的工人供给不足。
4. 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导致工业产品出口增速放缓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贸易环境出现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的变化，工业产品进出口贸易出现了井喷式的高速增长。工业产品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2237.4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4960.7亿美元，增长了5.7倍，年均增长21%。2011年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速显著下降，2011—2014年增速分别为17%、3%、6%和2%。
20世纪末，美国有经济学家认为电子信息技术革命和IT产业的高速发展，将会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但2000年以纳斯达克指数大幅下跌为标志，网络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同时也表明当代科技革命并没有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未加快，而是放慢或进入新的调整阶段。一是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国内经济危机，纠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以及服务业比重过高等问题，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支持制造业的发展，减少进出口贸易赤字。二是国际资本流动放缓甚至回流，国际产业转移放缓，以防止国内产业空心化。三是发达国家需求增长回落，导致国际贸易增速下降，世界货物贸易从2001—2007年平均增长14%回落到2008—2011年的4%。四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出口增速回落不可避免。2011—2013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平均增长12%，比2000—201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平均增速回落9个百分点。
二、中国制造业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
2015年6月6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5》发布，报告对1970—2010年131个国家的工业现代化进行了定量评价。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工业水平比德国和英国落后一百多年，比日本落后六十多年[4]。笔者认为上述结论夸大了中国工业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衡量工业发展水平及其差距应从以下方面进行考察：工业体系和产业结构、工业生产能力、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工业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及其国际竞争力。从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方面考察，笔者认为中国工业比工业发达国家落后15年左右。中国制造业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物化劳动消耗、劳动生产率、国际知名品牌、创新能力、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供给能力等方面。
1. 物化劳动消耗的差距
中国工业建立在巨大的能源原材料消耗的基础上，2011年消耗的煤炭和钢材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45%和53%。中国工业消耗的能源占国内能源消耗总量的70%，约23亿吨标准煤，是日本能源消耗总量的3.3倍，德国的3.8倍。在工业消耗的能源中，冶金、石油化工、建材、发电、化学工业和重型装备制造等六个部门消耗的能源占79%，约18 亿吨标准煤，是德国能源消耗总量的3.0倍。中国平均工业增加值率为26%，比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低1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中国工业总产出的价值构成中，74%是转移的能源原材料等物化劳动消耗的价值。工业生产消耗的能源原材料高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问题，即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比重过高，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重低。
2. 劳动生产率的差距
从劳动生产率方面考察，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分别为23 170 万人、2322万人、1583万人和1100万人。中国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分别为美国、日本和德国的8.9、13.0和18.8倍。2012年中国城镇制造业的劳动力为5258万人，美国、日本和德国分别为1408万人、1100万人和774万人。中国城镇制造业增加值的人均产出分别为美国的32%、日本的38%和德国的45%。2010年中国制造业小时劳动生产率为10.5美元/小时，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制造业小时劳动生产率分别为62.5、42.3和49.3美元/小时，韩国、新加坡、南非和墨西哥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小时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1.5、33.4、12.3和11.5美元/小时[5]。
3. 国际知名品牌的差距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统计数据显示，国际知名品牌在全球所有品牌中所占比重不到3%，但国际知名品牌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却高达40%，销售额超过50%。产品出口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中，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不到20%，拥有自主品牌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销售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10%。在全球100个最有价值的品牌企业中，大部分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销售额占全年销售额的50%以上。在中国，即使一些知名度很高的企业，其在国际市场的销售额不到10亿美元，仅占其全年销售额的10%左右。中国出口产品中约九成是贴牌产品。2008年至今，没有一家中国制造业品牌跻身世界500强前一百位[6]。中国品牌发展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忽略品牌独创性及个性化；品牌与用户联系松散；企业过度重视短期利益，不注重品牌塑造。
4. 创新能力的差距
2012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调查报告《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30个国家》，中国排名第27位。2013年中国在全球的专利申请数量占16%，排名第三。排名第一的美国专利申请数量占28%，其次是日本，占21%。2013年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100强企业中，美国有39家，日本有11家。当前，中国R＆D经费支出在绝对数量上已经超过日本，2012年R＆D经费支出按照汇率换算，将近2000亿美元，约占GDP的2%，日本为1465亿美元，约占GDP的3%，中国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低于日本。2011年中国R＆D人员数是日本的3倍多，但每千名就业人员中R＆D人员数不到日本的1/6，每千人R＆D人员专利数是日本的2%；2011年中国R＆D人员数是美国的1.8倍，但就业人员中R＆D人员密度仅为美国的14%，每千人R＆D人员专利数是美国的4%[7]。
5.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的差距
现阶段，中国制造业仍然处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国际分工时主要充当两种角色：一是由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工业产品的生产加工基地，中国主要发展来料加工型的制造业。二是原材料的采购和零部件的制造以本土化为主，跨国公司控制研发和市场销售网络，中国企业充当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与此同时，制造业内部的垂直分工体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一种产品由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相关企业共同完成，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每个国家或地区只从事同一产品某些环节的生产，但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依然由跨国公司控制，并实行全球采购，从而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结合起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
在衡量双边贸易竞争力时，通常采用的指标是贸易竞争力指数，即某一产品净出口额与该产品进出口总额之比。中国与工业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构成中，贸易竞争力指数高于0.5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家具和生活日用品等，指数低于0.5甚至为负的产品，主要是技术密集型的机械电子产品，如民用客机、芯片、轿车和精细化工产品等。这说明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而工业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6. 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供给能力的差距
中国工业生产能力一方面存在严重过剩，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短缺。由于资源禀赋条件所决定，每年不仅需要大量进口原油、天然气和铁矿石等资源型产品，还需要大量进口高附加价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在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中，中国每年有4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2012年中国化工产品、塑料及制品、光学、精密仪器、航空器、航天零部件和集成电路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额为4404.8亿美元[5]。在进出口贸易结构中，中国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副产品为主，进口产品以高附加值的机械、电子和精细化工产品为主。在这些行业，如果国内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性能能够达到工业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水平，减少对进口的依赖，贸易逆差就会显著缩小，国际贸易条件将不会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而恶化[3]。
中国工业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差距的形成，首先是历史的原因，即工业发展的历史起点不同。虽然在明末清初中国就出现了以手工工厂为主要形态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观念，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18 世纪西方国家开始以机器大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却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成为被侵略、被掠夺的对象，丧失了发展近现代工业的历史机会。新中国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工业发展的新纪元。中国用60多年的时间，在工业生产总量上，完成了对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的赶超任务，成为世界工业生产大国。但在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方面，与其仍存在很大差距，究其原因：一是从发展阶段方面考察，过去几十年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形成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能力，消除工业产品短缺，保障国内市场供给和进出口贸易平衡，工业发展的战略重点是缩小与工业发达国家的数量差距。二是后发国家工业生产技术的来源主要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技术，而发达国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战略，限制先进技术的出口和转让，以维护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垄断地位。三是经济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科技研发与经济发展脱节，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低；国有企业缺乏科技创新的动力和积累能力，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民营资本热衷投向短期能够获得高回报的房地产行业，因而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和政策不到位，面向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风险投资机制还没有形成，社会资本普遍存在投资证券市场和房地产行业的投机行为；企业重视技术引进，不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导致普遍的重复引进；企业缺乏从事现代工业的耐心，不重视技术进步和技术积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国缩小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实现从工业生产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进程变得更为艰巨。
三、制造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方向和任务
1. 制造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方向是“高也成、低也就”
制造业结构调整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保证社会再生产的协调，避免严重短缺或严重过剩。二是提高生产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现阶段，中国制造业调整的重点和难点是生产要素利用效率问题，即如何使投入的生产要素实现产出效益最大化。
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不应仅仅理解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而应坚持“高也成、低也就”的方针。所谓“高也成”是指提高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制造业构成中的比重，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增强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金属与非金属材料、高性能和智能化机械装备、高速铁路装备、航空航天设备、精密仪器、电子通信设备、精细化工、新药研发和生产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达到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并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所谓“低也就”是指努力保持比较优势，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作为吸纳就业和扩大出口的重要产业。
2. 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但中国的比较优势并没有出现颠覆性变化，所谓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是一个伪命题。按照现行汇率换算，中国工业增加值略高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但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总数，美国、日本和德国分别为1408万人、1100万人和774万人，中国不包括乡镇工业的制造业劳动力为5258万人，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3.7、4.8和6.8倍。2014年中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只占全社会劳动力总量的7%，不存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中国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互补性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也不可能重新恢复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工业的配套体系、产业链的完整性以及能源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条件是工资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现阶段还难以达到的。
现阶段，中国制造业企业出现招工难的问题，主要是教育结构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现行教育政策、就业政策和分配政策事实上在引导劳动者脱离实体经济和工农业体力劳动。解决制造业企业招工难的出路，不是增加全社会劳动力的供给总量，而是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增加有技能的工人的供给。
由于中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分布不平衡，在沿海地区工资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应促进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劳动力输出地区转移。例如，黄淮海地区16个地级市的人口总量超过13000万人，是劳动力外出务工最集中的地区。如果长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淮河流域转移，既有利于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资成本，又能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这些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3. 全面缩小制造业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
现阶段，中国工业发展遇到的突出矛盾是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工业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和企业找不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生需要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出现具有广阔成长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以新的科技创新成果为支撑的新兴产业或新产品的出现。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由于科学技术革命性的突破引起的新的产业革命。二是对现有产业和产品生产技术的渐进性改进。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革命性的突破只有三次，即蒸汽机发明以后的机器大工业的出现，电力发明以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的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信息化革命。在每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经历了百年以上的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传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目前我们是处在新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还是处在对信息技术应用深化和完善的阶段？有观点认为，我们不是处在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而是处在科技革命进展放缓的时代。
新美国基金会经济增长项目政策主任迈克尔·林德认为，信息时代的新发明给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带来的变革远远不如20世纪初期至中期的一系列重大发明。目前传统技术仍然唱主角，真正的革命性科技创新非常罕见，即使出现，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改变经济和日常生活。迄今为止我们仍然生活在技术停滞的时代，仍在分享20世纪的科学成就[8]。进入21世纪以来，工业和交通运输等物质生产部门以及文化产业的主导产品和技术仍然是20世纪发明的产品和技术，科技创新的重要任务是对现有产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而不是颠覆性和革命性的变革。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新的产品和技术的出现，是以渐进性的革新为主导，突破性的质变和飞跃也是在渐进性的量变基础上实现的。现在还不可能全面放弃20世纪发明的影响人类生活的产品和技术而另起炉灶，用新的产业和产品替代它们。因此，不应把经济增长主要寄托在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基础上，而应重视对现有产品和技术的改进和革新。
中国制造业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包括产业的横向差距和产业链的纵向差距。所谓横向差距，主要是指在国际制造业分工体系中，中国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进口产品以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导。在产业链纵向分工体系中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中国制造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工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处于高端。例如，在机械装备制造业领域，90%的高档数控机床、70%的轿车制造关键设备、95%的芯片制造设备和100%的光纤制造设备依赖进口。在化学工业领域，中国的染料、合成纤维、化肥、农药、纯碱、烧碱、轮胎、涂料和硫酸等普通化学品行业，无论是产量还是销量都已居世界前列。但在高端专用化学品和化工新材料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方面主要依赖进口。PX产品是生产合成纤维、医药、农药、染料、油墨和溶剂等化工产品必需的化工原料，2011年中国产能为877万吨，进口700万吨，2015年进口量将达1300万吨，进口额约1700亿元。2010年进口价每吨8350元，2011年上涨到11850元，2013年为12800元。PX产品出口国主要集中在日本和韩国。国内每一次出现反对PX建设项目的群体事件后，都引起PX产品进口价格上涨。中国是电子工业生产大国，电视机、计算机和手机等产品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50%、68%和70%，但这些产品所需要的核心元器件大部分依赖进口。2014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2856.6亿块，进口额2184亿美元，仅一种产品的进口额就占进口总额的11%。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制造业既存在产能过剩，也存在供给不足。供给不足主要集中在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正是国内企业的市场空间。与其把希望寄托在新的科技革命的出现，不如把缩小现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产品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现有产业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找准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技术赶超。
4. 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改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贸易条件，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降低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依赖程度，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比神舟工程、登月工程、航母工程和建空间站还要难。实践证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需要高新技术做支撑，更需要将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化和规模化，并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3]。因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途径不同于搞“两弹一星”，也不同于神舟工程和登月工程。前者主要依靠市场化机制，后者主要依靠国家投入和行政主导。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途径主要有：对未来科技进步的方向做出准确判断；依靠自主研发获得关键技术；将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化和规模化；提升政府的扶持力度与民间投资积极性；培育核心龙头企业的技术集成能力；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机制和组织方式；发挥高科技人才的凝聚力；塑造企业家追求创新发展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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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