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增长时间： 2016-10-22信息来源：刘雅南 邵宜航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使国内再次兴起长期增长动力研究的热潮。而基于对我国发展实践和现代增长理论研究的考察与反思，我们认为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应关注与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社会性结构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核心社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根本性作用。本文结合内生增长理论讨论了社会结构的核心——社会分层与流动如何通过影响创新进而作用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可能机制，并在分析社会结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性结构改革的相关建议。我们认为，社会结构层面的改革也应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向。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结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6）04－0052－08
    　DOI：10.13658/j.cnki.sar.2016.04.0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经济增长”（项目编号：71503050）；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集聚、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项目编号：14JJD790015）。  
　    一、序言
 
　　虽然经济增长自经济学诞生以来便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但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的不同历程中，其受关注程度却也迥然不同，随着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从政府到学界开始再次聚焦增长动力问题。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其后，中央高层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又多次提及供给侧改革，经济学界也为此掀起了热烈的讨论。
 
    　当前，国内许多相关讨论关注于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和内涵。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见仁见智：有实务性的观点认为其核心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供给侧管理或者供给经济学，这些概念来自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所采取的以减税为核心的政策改革，供给侧改革被认为是这些改革措施在中国的翻版。也有观点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是“调结构”，比如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实现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匹配。而北大学者蔡洪滨在“2016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上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着眼长远的改革，主要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以提升人力资本为主的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等，从而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更加有效率的制度环境。这些解读都有助于我们深化和细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
 
    　不言而喻，深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给出合乎理论逻辑和现实实践的理论阐释，并基于此进一步探讨科学的发展对策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尤其凸显出必要性和迫切性。不同于已有的相关研究，本文将尝试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视角解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我们注重强调社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影响，着力分析社会结构中的核心——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在进一步探讨社会结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社会结构改革的相关建议，这也将是我国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给予充分关注的重要方向之一。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解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视角
 
    　以下我们通过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视角，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再解构，提出我们所理解和想要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我们认为这一内涵除了包含目前被广为关注的经济结构外，最根本的还应该重视社会结构的影响。
 
    　首先，“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调控相对应，而二者所依据的宏观经济理论迥异。一般来说，宏观经济学所关注的两个主要内容是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普遍借助的分析框架通常是着眼于长期供给的现代增长理论和关注最终需求的凯恩斯经济理论。这两种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所隐含的政策建议存在着差异: 凯恩斯的短期波动理论常常以短期中的名义价格刚性为假设基础，此时短期中的产出主要取决于最终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其政策建议也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熨平波动，稳定经济等; 而长期增长问题一般都隐含了市场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假设，也就是长期而言价格具有弹性、市场能够出清，因此将主要的着力点放在自然产出水平的决定方面，探寻长期均衡增长率的影响因素，其隐含的各种政策建议也旨在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与增长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解释无疑应关注增长经济学。
 
    　而在现实中，人们时常对长期视野重视不足，在我国高增长率的宏观经济背景下，短期经济波动一直都是我国政策关注的重点，常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所津津乐道的便是所谓的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其理论依据也正来自于凯恩斯理论中最终需求的构成。在这一方面，普遍观点是，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而在消费增速缓慢、出口萎缩的状况下，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得不可或缺。但由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而且投资的主体常常是政府，这种增长方式带来的结果是私人投资的萎缩、产能过剩以及投资效率的低下。特别是经过了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政策刺激，需求侧调控的弊端进一步凸显。而随着经济的“新常态”的出现，人们开始注意到从根本上说，提升经济增长应该着眼于提高潜在产出的增长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使得宏观经济分析的重点终于从需求侧回归供给侧，关于长期增长动力的研究再度掀起了热潮。而在这新一轮研究中，理论基础应是增长经济学而不是所谓的供给经济学。
 
    　其次，“结构”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和核心，而这里的结构除了经济结构外，还必须关注与之密切关联的社会结构。在经济理论上，由生产函数所描述的产出主要取决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吴敬链为代表的大部分国内学者均认为，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TFP改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增长经济学明确告诉我们，提高潜在产出的本质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其中又主要包括效率的改进与技术创新，前者体现为现有技术和资源约束下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后者则来自于生产前沿的推进，也就是技术进步（韦尔，2011）。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技术创新？我们认为，从增长经济学和相关交叉领域的新近发展来看，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因素恰恰是其中的关键和核心（邵宜航、刘雅南，2014）。
 
    　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看，随着研究的深入，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出现了融合，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经济结构演变问题被纳入了增长理论研究的框架。经济增长研究的权威论著Aghion和Howitt（2009）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发展经济学家从合理性角度质疑了现有的总量形式的增长模型，从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增长就不得不关注增长中的结构问题。Banerjee和Duflo（2005）从微观结构的视角指出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影响。林毅夫（2014）则从宏观结构的新视角强调了适宜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作用。当然，上述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研究都还是经济结构。而另一方面，社会性结构因素之于经济表现的重要作用也被引入增长研究，Hall和Jones（1999）认为跨国收入差异的主要根源在于“社会基础结构”的差异，但这里的社会基础结构主要指配置各种活动的私人和社会回报的制度和政策。到近期，文化价值观、信仰、信任关系、社会网络等社会性因素对增长的影响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参阅前述Aghion和Howitt，2009）。总体而论，注重经济与社会的结构差异对各国增长表现的影响已经日渐成为共识。
 
    　最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凸显了对于微观主体激励的重要性，而除了重视“企业”这一供给主体之外，对构成社会的微观核心元素“人”的关注应该更为本质。这就更需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考察如何从制度的层面形成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系统性激励。我们可以注意到，与此前一直强调的“需求侧”调控相比，如今的很多改革措施都主要针对供给的主体——企业展开，简政放权、营改增、降低社保费率等多方面的改革都旨在为企业减轻负担，激发企业活力。而实际上，微观主体除了企业之外，可能更为实质性的主体还是“人”本身，人既是需求也是供给的基础，而人的经济行为又将不可避免地受其社会角色的影响。
 
    　在经济思想史上，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约瑟夫·熊彼特等大思想家在其经济分析过程中均注重社会因素的影响。马克思和韦伯因其对经济与社会的关联研究更被视为社会学及其现代的主要分支——经济社会学的奠基人，在经济社会学中，社会学家提出缺乏社会背景的经济分析不可能是正确的，其中1985年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论文《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Granovetter，1985）的发表意味着新经济社会学的诞生；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也开始注意在经济学分析中引入社会性因素，并沿用韦伯所使用的社会经济学名称（参阅贝克尔、墨菲，2014）来概括此类研究。至今，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已经越来越得到重视。回顾以上发展历程，我们认为，时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关注社会结构对人的经济行为，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社会结构与经济增长：嵌入社会结构元素的增长机制探讨
 
    　上文我们提出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关注社会结构问题的必要性，那么这里讨论的社会结构的核心是什么？它又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以下将首先讨论本文所论及的社会结构的内涵与核心，进而再结合内生增长理论考察社会结构对长期增长的影响机制。
 
    　（一）社会结构的核心：社会分层结构及其流动性
 
    　尽管社会结构这一术语的应用十分广泛，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定义。在被广泛引用的定义中，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包含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若干重要子结构（陆学艺、宋国恺，2010）。有时，社会结构也被直接描述为社会关系、社会资本，或者社会成员行动依据的制度关系和规则等，在部分研究中它也可能是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耦合的系统。而基于我们的研究目的，社会结构的上述定义则太过宽泛。本文要着重探讨的是社会学中狭义上的社会结构，它通常是指社会分层结构，或也称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考虑到社会分层的动态变化，那么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就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核心。
 
    　毫无疑问，不论你喜欢与否，社会不平等是社会的现实存在，探寻人类社会的本质必须关注个人和群体在社会中的差异。社会分层就是使社会中不平等的经济报酬和权力长期存在的所有群体所构成的结构化层级( 威特，2014) 。在许多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或许正是由于忽视了这种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性差异而难以解释现实的经济发展。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于阶层应如何划分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马克思的阶级划分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依据; 在此基础上，韦伯提出了更丰富的包含阶级、身份和党派的多元分层理论; 而相对现代的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分层则强调文化资源的视角。当然，还有很多基于其它研究目的分层。但在现代社会，以经济利益和社会声望为基础的职业阶层分划是最常用的社会阶层划分，在本文后续的关于社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我们所着眼的社会分层也更主要指现代经济社会中的职业分层。
 
    　在社会学中，与社会分层紧密联系的另一个概念是社会流动，正如克博（2012）所言，任何忽视社会流动的社会阶层分析都是不完整的。社会流动表明在一个既定的分层结构下，人们如何实现自身或者子孙后代收入或社会地位的改变。如果说稳定的分层结构是静态的，那么社会流动就是既有规则下的动态资源配置。社会学中的社会流动通常被区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分别指的是个人在分层体系中位置的水平移动和垂直移动。大多研究都关注于一个社会垂直流动的幅度，垂直流动的程度体现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而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通常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更广泛的垂直流动代表了更稳定的社会结构。
 
    　（二）社会结构与经济增长
 
    　在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中，社会结构通过制度关系及规则限制来制约人们的社会行动，同时人们在自己的社会行动中将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并以此来影响、规范和调整人们的行为规则以及社会制度，进而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可见社会结构影响人们的行为，同时社会结构也可以不断变化调整。在社会结构的后向影响方面，许多研究的目光都投射在对政治周期、政治秩序、社会动乱等方面的影响上，如金观涛、刘青峰（2011）从系统论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对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与王朝周期性更迭的作用机制，Bai和Jia（2016）实证检验了废除科举制与1911年辛亥革命之间的因果联系等。
 
    　将社会分层结构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最早且最具典范性的研究当属马克思，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层中的对立和矛盾与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关联。而目前关于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多是基于东西方的对比，从一个相当长久的历史视角展开。如麦克法兰（2013）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此后的高速成长都脱胎于英格兰特有的社会结构；前述金观涛、刘青峰（2011）中也提及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不了创新因素，林毅夫（2007）也有类似看法。此外，曾凯（2011，2012）从新经济史视角分别以英国和我国清代和民国为例讨论了社会结构变革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即使是将分析视野局限在工业化完成以后的发达国家，虽然其社会分层结构已然稳固，但社会流动对增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由于经济学家常将代际流动性描述成一种“机会不平等”，社会流动性的作用得到了很多经济学研究的关注。前述韦尔( 2011) 中就曾提及，社会流动性将通过两方面影响增长，即人才利用效率和不平等带来的政治冲突。唐世平（2006）则从制度安排的视角讨论了社会流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我国的社会结构仍处在转型之中，但近年来人们对于社会阶层固化的担忧日益加剧，我国的许多学者也开始呼吁关注社会流动性的变化，如前述北大学者蔡洪滨近年在媒体几次强调社会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经济增长研究的国际权威学者阿格因（P. Aghion）、阿西莫格鲁（D. Acemoglu）和佩尔松（T. Persson）等也在我国2013年末的第四届财新峰会上从不同侧面强调了社会流动性对今后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性。
 
    　以上学者不同程度揭示了社会分层和流动对经济发展长期表现存在着重要影响，但是已有的这些研究对社会结构影响增长的机制都并未进行经济增长框架下的更规范的深入分析。实际上，这一作用机制已经隐含在现代增长理论中，通过总结新近的创新驱动的增长研究，我们认为在社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中、其核心中介变量就是创新。
 
    　在经济学中，以Romer（1990）的横向创新增长模型和Aghion和Howitt（1992）的纵向创新增长模型为代表的第二波内生增长理论中，创新（R&D）作为增长的直接动力得到了突出和强调，这里的创新实际上融合了现实中的科技研发与创业。其后，创新对于现代经济的推动作用已得到了理论和实践多方面的证实，而如果从更长期的角度来观察经济的发展史，从工业革命前的停滞状态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代的整个经济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创新阶层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兴起、壮大并到对增长起主导作用的演变过程。我们认为，社会结构中的分层和流动正是通过影响增长的驱动力——创新，构成了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本源因素。
 
    　为进一步论述这一机理，容许我们利用一个社会职业分层的例子展开稍微繁琐的解释，当然更严谨的经济学理论分析需要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进行，在此不再展开，我们仅说明理论模型的分析思路。当在增长理论框架中考虑社会分层的存在时，劳动力可以被简单划分为位于中、上层的创新阶层（包括企业家阶层和研发人员）与政府管理者阶层，和位于其下的非技能劳动者阶层。这里考虑的社会分层的差异主要反映为管理者阶层和创新阶层中哪个阶层处于最高层。对应于包含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创新阶层将影响刻画经济中创新与创业活动的中间产品部门的创新程度，管理阶层将影响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效率，而一般非技能劳动者阶层参与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生产。非技能劳动者收获完全竞争市场的劳动边际产出，创新者获得垄断竞争市场的垄断收益（创新的专利），管理者通过征税获得管理活动的报酬（可以假设廉洁的政府按照管理的边际收益进行征税）。在如此考虑社会分层的经济系统中，首先，社会分层结构将影响创新阶层的规模和质量。因为此时人们的职业选择将不仅取决于其预期经济收入，还依赖于对不同职业阶层社会地位高低的评价，如此，一个创新阶层处于更高地位的社会将会吸引更多和更高能力的人从事创新，创新阶层规模的壮大和平均能力的提高将有助于提升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其次，社会分层结构还影响与激励创新相关联的社会制度的设计，如果社会中的创新阶层被赋予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则可以对管理者阶层的制度和政策设定形成更多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整体制度设计向有利于保护创新、完善产权制度、实行信息公开等方面推进。再者，社会分层结构还会影响社会的知识结构，这里的知识结构主要指的是科技知识或诸如法律、公共管理方面的知识，当创新阶层位于最高层时，更多的人愿意进入大学学习科技知识，如此则会促进科技知识相对更多更快地积累，使得整个社会的专业知识结构更有利于创新，这在Murphy等（1991）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经验验证。
 
    　在社会流动性对增长的影响机制层面，首先，在流动性高的社会中，人们对未来收入和地位提高的预期与当前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性更高，那么相比于低流动性的社会，各个阶层都会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将提高整个社会的增长水平；其次，较高的流动性意味着较低的阶层转换门槛，这使得最有能力的人会被更好地配置到社会中地位最高的部门，从而提高要素在部门间的配置效率，如果创新阶层是社会中最重要的阶层，那么这种效率的提升显然有助于增长；此外，高的社会流动性还有助于创新精神的培育，相比一个阶层僵化的社会，更高流动性社会中的底层将更愿意挑战具风险性的创新活动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总而言之，社会分层结构及其流动性正是通过影响创新主体的规模与质量、创新的知识基础以及创新的制度与文化环境进而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表现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本质性的作用，对社会结构问题的关注显得尤为必要。
 
    　四、社会结构视阈下的结构性改革建议
 
    　以上我们论述了社会分层和流动这一核心社会结构对经济增长表现存在着根本性影响，而陆学艺（2010）曾提出我国的社会结构建设落后于经济结构至少15年。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也伴随着社会转型，以往的阶级分层正逐渐向以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为基础的职业分层转化，同时不同阶层之间规模和成员组成也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之中。如何引导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社会结构？显然，在依赖于创新的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利于创新阶层的形成、壮大和提升的社会结构才能够激发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活力。因此从增长的长远视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必须包括社会结构层面的结构性改革。
 
    　（一）社会分层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在如何形成有益于创新的社会分层方面，Baumol（1990）、Murphy等（1991）的研究指出，重大的知识创新和进展通常来自于高才能的人，而这些高才能的人可以有很多的职业选择，这些活动主要可分为两类：创新和产品生产（创造财富）以及不同形式的寻租活动（攫取财富），社会如何引导高才能群体的行为与社会在长期内繁荣与否具有紧密的联系。他们强调了影响高才能群体决策的关键因素：第一，相关市场的规模：高才能者获取收益的市场越大，则从事相关活动的激励就越强，比如较低的运输成本、较少的贸易壁垒会鼓励创业精神；第二，报酬递减的程度：比如如果资本市场运行良好，企业可以迅速扩张，创新活动潜在收益更大，就会推动创业而不是寻租；第三，保护相关活动收益的能力：即明晰的产权可以保护财富促进创业，而寻租行为的合法化则会助长无益于社会的活动。
 
    　尽管上述研究将国家管理者的政治行为尽数视为攫取财富的寻租行为并不合理，但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改革的思路：为了形成一个大规模、高质量的创新阶层，改革至少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
 
    　其一，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提高创新的潜在收益。目前我国一系列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也都主要体现在这一层面，这里需要践行的有许多: 如进一步的大规模减税、定向的免税、税收优惠；打破行业垄断、降低私营企业的准入门槛；完善资本市场，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公正透明的司法体系，保护市场竞争与产权等等。
 
    　其二，降低寻租活动的激励。在我国，官僚精英阶层拥有的优势过大，这一优势体现为权力资源所带来的潜在隐性收益，全民“公务员热”就是这一激励的最好体现，目前我国强有力的反腐和简政放权增加了官僚阶层寻租的机会成本，同时也减少了这一阶层的寻租基础。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官僚管理阶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其正面作用，降低寻租激励不能过度打压官僚管理阶层的收益和声誉，这也同样可能扭曲资源配置进而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更长效的调整机制在于反腐的制度化和信息的公开透明化，如精简官僚体系、进一步下放权力、公开官员财产，加强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机制等等。
 
    　其三，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官僚阶层常常是精英阶级的代表，国家管理阶层更高的社会地位并不仅仅来自于寻租带来的灰色收益本身，其社会地位也是一种文化价值观作用的体现。在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市场经济中企业管理阶层收入的显著提高、企业家形象的正面塑造，其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但是目前的社会分层结构、特别是科技创新群体阶层的培育仍有待进一步改进。虽然文化观念意识方面的改变非常缓慢，但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积极的宣传和引导都能产生有利的影响。我国目前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正面鼓励和大力支持，如对李克强总理提倡的“万众创新”与“大众创业”的大范围宣传也引发了群众对创新创业活动的认同，这些都将逐渐改变着人们的职业选择观念。
 
    　（二）社会流动性方面的结构改革
 
    　一个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下还应该保持阶层之间通畅的流动渠道。在引导一个有利于创新阶层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过程中，还应注意保障社会阶层之间的高度流动性，以动态调整来保持社会主体的活力。近年来，频频见诸报道的各种“二代”现象引发的社会矛盾，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调查数据所显示的“寒门难出贵子”等等都警示了我国社会流动性的弱化以及社会阶层流动渠道的封闭化态势。那么，什么是社会流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诸多文献提供了各自的有益见解，而前述韦尔（2011）的总结性归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是：公共教育与医疗卫生等保障程度、政治与政府管理质量以及一国的婚姻特征。其中政治质量主要指如果最强势的利益集团反对提高流动性程度的政策，富人对经济政策的控制程度越大，采取加强社会流动政策的可能性就越小。可见，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更多来自于制度层面，通过制度改革与制度设计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流动性，实现机会平等。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改善社会的流动性可以从以下层面展开：
 
    　其一，打破职业岗位的垄断，扫除劳动力市场上职业阶层之间的流动障碍。在劳动力市场上，职业阶层之间的流动障碍很多是人为设置的。官僚管理阶层由于拥有影响制度设计的天然相对优势，更容易通过非市场的制度安排实现社会地位的代际传承，如设置更高的门槛阻止其他阶层的流入。这一现象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并不鲜见，某些岗位招聘中常针对某些特定群体设置条件以阻止其它求职者的竞争，政府或企业的领导层通过交叉安排职位照顾彼此子女的入职和升迁等等，这些隐性的障碍都造成了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因此，打破岗位垄断、建立合理的人才甄选机制有助于提升职业岗位的匹配效率。此外，社会学的研究表明，我国社会底层还存在大量未转移的农民，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降低房价、实行社会保障机制的一体化都将有利于推进深度城市化、促进农民阶层的代际向上流动。
 
    　其二，实现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投入的区域平衡，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我国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不足与不平衡间接加剧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很难想象如果家庭中的父代连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基本需求都难以满足，其子代可以在教育和健康方面获取更多更优质的资源。为了阻止这种贫困的代际传递，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本支出，实现义务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的全面覆盖；另一方面，加大中央政府的调控作用，减少公共资源分布的区域不平衡。实际上高等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渠道作用的弱化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的区域差距，特别是城市和乡村之间教育质量方面的巨大鸿沟，因此有必要调整义务教育的央地支出结构，提高中央政府支出比例，特别是应加大对农村和不发达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
 
    　第三，建立合理的税制和收入分配体制。进入现代社会，财富的增长机制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收益，而非劳动收入。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的资本》（中译版，2014）中就突出强调了这一点。这也意味着拥有更多资产的个体能产生更大的财富增殖，也更容易进行财富的代际传递，结果是不平等的越演愈烈。建立合理的收入累进税制、征收房产稅、遗产税等有助于激励个体从事劳动、生产和创新，维持长期增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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