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与新出路研究时间： 2016-10-29信息来源：蒋宇宁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科学研判宏观经济的新走势，准确认识经济新常态的新特征，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是站在新发展阶段起点上的中国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GDP保持合理增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经济结构调整承受着较大阻力，新旧动力转换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全面深化改革面临诸多因素掣肘，一些潜在风险和问题不容忽视。同时，经济新常态也带来了推动结构性调整、建立“世界市场”、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资源红利和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当前，要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以“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发展空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催生新的发展动能，以民生经济促进协调发展，以制度创新为发展提供保障。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一带一路”；“供给侧”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6）04－0156－04
    　[收稿日期]2016－04－04
    　[作者简介]蒋宇宁，男，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开发区分行中级经济师，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6.04.026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档、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动力转换的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据此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这是一种客观的状态，也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现象和自然过程。新常态将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挑战，但同时也蕴含着更多机遇。利用新常态给予的新契机，积极寻找符合我国国情、契合新常态内涵的经济发展新路径，对于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新常态与新挑战
 
　    经济发展新常态必然表现为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只有认清并主动适应其中的诸多新变化，才能迎接挑战，从容应对。
 
    　（一）GDP保持合理增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GDP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十分必要。增速的底线，是民生的底线，也是处理好发展、改革和稳定关系的重要前提。当前，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带动130～150万人的就业。经济增长减速是新常态下经济规律自我作用的结果，但如果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市场预期就会受到影响，民生支出就难以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回旋空间也会被压缩，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危险上升，保持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也就会动摇。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两个翻番的目标。要完成这一目标，2016年至2020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还是必须要保持在6～7%左右。然而，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周期性因素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我国的经济运行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下行压力仍会持续加剧，各种矛盾和风险将明显增多，稳增长还需持续发力。
 
    　（二）经济结构调整还承受着较大阻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同时也指出要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经济结构调整所面临的阻力不小。在化解产能方面，钢铁、煤炭等过剩产能行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去产能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来自企业、政府乃至社会的压力。在消化库存方面，可能会导致产品价格出现一定的下跌，实体经济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被削弱，面临生产成本日益攀升与产品价格走低“两头受压”的局面，经营困难加重。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很多企业都是在依靠杠杆艰难生存，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就会给整个行业的稳定带来严重冲击和影响，甚至引发区域性、行业性金融风险，切实解决相关问题所面临的压力不小。在扩大供给方面，创新挑战和技术瓶颈依然存在，供给端的改革节奏可能慢于需求端变动，造成供给与需求错位。
 
    　（三）新旧动力转换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在全球经济低迷和国内结构性矛盾叠加的双重因素影响下，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原有主要动力正在减弱，新的增长动力又尚未完全形成，短期内难以弥补传统动力消退带来的影响，未来经济发展会面临巨大挑战。而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发展的基础条件也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原有比较优势的减弱或消失，影响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以“人口红利”为例，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目前呈现出加速老龄化趋势，劳动力年龄人口连续三年（2013～2015年）下降，这种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直接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自主创新则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最初萌生创意到获得市场利润，整个过程需要资金、人力的不间断投入，并且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与过去我们对短、平、快的技术引进和简单复制有根本上的区别。依靠“创新红利”和“技术红利”创造经济新增长核心动力源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四）全面深化改革依旧面临诸多因素掣肘
 
    　当前，我国改革已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将对深层问题、体制弊端及已形成的利益结构进行深度调整和重构，这一过程遇到的多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其中，既有思想观念障碍的存在所导致的改革难以形成共识和动力，也有一些既得利益受到影响所形成利益固化的阻碍甚至是抵制。与此同时，改革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简单放权让利式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论是深化财税、医疗体制改革，还是加快土地、户籍制度改革，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常常举步维艰，各项改革无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不仅需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更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多个领域的协同作战，环境十分复杂。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政策与各方面的关系，是“新常态”下对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智慧的极大考验。
 
    　（五）潜在风险和问题不容忽视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以粗放型增长模式为主导，依靠简单的要素投入式的增长，这种粗放型增长可以用最快的速度使我国大踏步进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但也埋下了一些隐患。当前，经济减速使过去高增长时期掩盖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如实体经济通缩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民间借贷问题和虚拟经济的资产价格泡沫放大问题，这些问题躲不过、绕不开、逃不掉。再如，由于过分依赖大型工业化带来的高速产能积累而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由于过度发展城市工业、忽视农村建设而带来的城乡发展不平衡，由于依仗地域优势率先发展东部沿海开放城市而造成的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在快速发展中忽视了对于财富收入分配机制的建设完善而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等等，都成为了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阻碍。
 
    　二、新常态与新机遇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深刻变化，既带来多种挑战，也蕴含着更多机遇，它会促动经济运行模式、经济管理方式等的一系列转变，使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一）推动结构性调整的机遇
 
    　经济新常态促使我国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也带来了诸多积极的变化。从需求结构上看，在消费内容和形式加速转变的情况下，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将大量涌现，这些都会给行业、企业带来重大机遇；从区域结构上看，我国所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成效正逐步显现，东部地区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的引领作用更加明显，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继续得到发挥，区域呈现协调发展新局面；从“三产”结构上看，中国经济转型正在实现由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的新常态，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增速快于工业（规模以上）增加值。一系列数据显示，“新常态”所带来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和需求结构再平衡，将使我国经济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二）建立“世界市场”的机遇
 
    　经济新常态下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将使我国以更加稳健的步伐向建立“世界市场”迈进。目前，我国GDP稳居世界第二位，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有了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全球经济疲软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的情况下，我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表明了我国拥有极大的市场潜力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新常态下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融合互动，仍将创造出更多、更新的市场需求，继续为世界提供巨大的市场，这将对合作伙伴有更强的吸引力。同时，生产效率的提升和自主创新的更多投入，将改变我国以往靠大量数量型投入获得市场份额和较低层次国际竞争力的对外贸易局面，使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逐步由“微笑曲线”终端向两端延伸，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下的相似消费需求，也将更有利于提升我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的竞争力。
 
    　（三）打造区域协调发展的机遇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中西部地区将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回旋空间较大，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仍不高，余地尚大。我国所统筹实施的“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全方位开放战略组合，为我国经济拓展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全面推进，形成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的对外经济走廊，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给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对外开放机遇，这也是中西部地区未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前，“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而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产业由东向西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我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也将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使我国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四）构建新资源红利的机遇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双重叠加”的背景下，我国将迎来构建新资源红利的一次关键的机遇。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这将为用科技创新创造新资源红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时会发现，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国内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居世界第1位和第2位；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阀值，于2015年达到GDP的2.1%，增速达9.2%，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在全球主要贸易市场中的份额已从2000年的6%增长到了目前的37%，成为全球最主要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之一。同时，大学生已逐步成为我国新增劳动力的主体，其所占比重已超过50%，我国劳动力素质正不断提高，人力资源也更加丰富。一系列现象表明，“第二次人口红利”“技术红利”“创新红利”等的新资源红利正加速形成。
 
    　（五）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
 
    　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为我国企业更好实现低成本、大规模“走出去”带来了机遇，对外投资平均每年超过30%的增速和海外并购的突飞猛进，必将使中国从“商品输出”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的发展新模式。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为核心打造全方位互联互通国际合作新平台，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共同构建的国际金融的新格局，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方位强化中国全面开放的板块效应有效扩张了我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收益模式，将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性突围，把我国带入立体式经济全球布局新阶段。
 
    　三、新常态与新出路
 
    　（一）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
 
    　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必须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要坚持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相结合。通过改革完善国家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协同创新有效组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努力为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制度条件。另一方面，要坚持国家战略与市场导向相结合。凝练一批立足全局、着眼未来的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提升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协同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形成全方面梯次接续的系统布局。同时要依靠市场激励创新高地竞相迸发，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源链，使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进一步优化，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更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二）以“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发展空间
 
    　积极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空间争取时间，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有利条件。“一带一路”建设将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覆盖面广，合作内容丰富。沿线国家普遍处于发展上升期，未来，随着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互联互通，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必将得到不断深化。要利用好这一国际合作大平台，完善好相关合作制度设计，特别是要积极推动我国产能过剩产品、装备制造、科技服务等方面的经贸合作以及自由贸易区的磋商。同时，国内沿线各省区特别是西部省区，要在远近结合中实现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产业优势互补和市场深度融合的协同发展。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承接相关产业的梯度转移过程中，不断增强区域发展战略支点的辐射能力，实现多中心带动、多圈覆盖，从而加快我国西部整体地区的快速崛起。
 
　    （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催生新的发展动能
 
    　实际上，供给侧、需求侧都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应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仍需要从供需两端发力，但在需求侧管理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下，重点要着眼于提高生产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培植经济增长新动力和新优势。一方面，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通过调整人口政策、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等一系列改革制度供给，形成经济增长新机制，增强和催生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另一方面，要紧紧围绕提高效率这一个核心，从生产端入手，尽量减少无效和低端的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的供给，解决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使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四）以民生经济促进协调发展
 
    　发展民生经济有利于实现发展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是实现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充分运用民生经济具有发展可控可调的特性，通过直接调控民生投资规模、结构、领域及空间布局，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民生改善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各方面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另一方面，把民生改善的要求植入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运行环节，实现居民生活水平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的同步，从而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努力实现质量效益更高、更有利于生产率提升、发展成果共享的发展。此外，应注重将民生投入作为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有效投入，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支持大众创业，扩大社会就业，使之致力于促进劳动力的横向和纵向流动，增加劳动力的职业转换能力和创新能力。
 
    　（五）以制度创新为发展提供保障
 
    　经济“新常态”下实现新跨越，必须牢牢把握制度创新这条主线。3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制度创新不断推动着改革和发展，也是改革红利的重要来源。经济进入新常态，依然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形成适应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和保障体系。当务之急应从经济领域一些制度性的缺陷和漏洞入手，通过制度创新革除“路径依赖”带来的弊端。比如，创新土地管理制度破解“三农”问题；创新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创新户籍制度解除劳动力、人才自由流动的约束，等等。同时，要立足长远，从制度上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继续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消除束缚市场主体的“无形枷锁”和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有形之手”，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放活企业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
 
　    [参考书目]
    　[1]陈雨露.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七大机遇 [N]. 光明日报，2015－03－19.
    　[2]杜栋，顾继光. 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生态各自的协同发展问题研究 [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责任编辑  张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