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新驱动理念下的供给侧改革时间： 2016-12-22信息来源：黄剑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在内部要素条件及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性重组及改良，对管理及制度进行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以实现经济在“质量、效益”基础之上的可持续发展。总体来说，就是通过企业主体和政府主导，以创新驱动推动供给侧改革，以市场检验作为衡量供给侧改革有效与否的标准。企业作为供给方，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优化结构，提升效率；政府则以制度创新作为主导，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合理布局产能等；供给侧改革是否有效，要看其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是否能够实现企业微观经营目标及政府宏观经济目标。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创新驱动；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市场检验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6）05—0081—06
    　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16.05.010
    　收稿日期：2016—03—24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重点项目“提升安徽省汽车产业竞争力的研究——基于产业价值链地域分工的视角”（SK2016A0453）；安徽省教育厅研究项目“新常态下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2015jyxm406）
    　作者简介：黄剑（1972—），男，安徽省安庆市人，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经济发展。
 
    　一、引言
 
　　中国经济在2015年实现6.9%的GDP增速，保持对世界经济增长约30%的贡献率，但在近五年来呈现较明显的增速下行趋势。一方面，经济增长面临资源及技术制约，要素投入及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市场处于收缩状态，全球经济处于曲折性与脆弱性并举的复苏轨道，^[1]导致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抑制（2015年中国出口额为14.14万亿元，同比下降1.8%），因此，进入“新常态”阶段的中国经济需要进行转型调整，改变传统增长模式，以新的动力机制发挥全要素增长率的作用。
 
    　二、新常态经济增速回落的原因分析
 
    　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其突出特征表现为GDP增速下降，对于曾经保持多年近两位数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新增财富的减少不利于存量矛盾的消除。适度的经济增速是中国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对经济增速近年来的回落需要审慎分析其主要原因，从而以新的理念作为引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指导原则。
 
    　（一）GDP规模扩大造成增速的自然回落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意义重大。中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依靠引进外资、技术、管理所积聚的强大供给与世界市场的广阔需求实现无缝对接，借助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重大契机，“入世”三年之内实现出口总额翻番，不仅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同时经济总量分别于2002年、2005年、2006年、2007年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次“东亚奇迹”在中国再现，其中“出口导向”战略至关重要。
 
    　排除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影响，同时2015年人民币已获准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体系，因此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GDP数字变化更为直接地反映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发达国家近年来的经济低迷相比，中国经济依靠要素投入形成的规模优势可以实现极具竞争力的低成本扩张，但是在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孕育来临之际，单凭要素投入带来的GDP增长率在规模扩大的基数之上必然出现自然回落，这一点也符合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规模成反比的普遍规律。
 
    　（二）结构变化对GDP增速产生与以往不同的影响
 
    　通常而言，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经历农耕社会、工业化及后工业化阶段，在不同阶段的经济结构不同因而增速特征也不同。农耕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速必然缓慢，工业化社会随着大量科学技术及发明创造的运用，经济增长较快，二战以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均保持过多年的两位数增长。而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开始占据较大份额，创造主要物质财富的第二产业面临增长瓶颈，经济呈现“高质量、低速度、高效益”特征，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欧、日的经验均验证了这一点。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期间，结构也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表现为第一产业比例下降、第三产业比例大幅上升、第二产业仍然占据较高比例，已经处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阶段。我国第三产业比例2014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首次超过一半，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
 
    　（三）世界贸易格局变化带来经济下行压力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有合但以竞为主。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4.0、日本“安倍经济学”等战略清楚地表明，在世界经济增长混沌之际，各发达国家力图占据新的世界贸易制高点，这其中以美国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为最，均寄望于在WTO框架之外再塑国际贸易规则，继续主导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普遍经济增长缓慢，新兴经济体也被波及，各国的贸易保护倾向日益明显。在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收缩之际，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进一步抑制了中国出口的增长，加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三、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与内在逻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及文化生活需要，然而，经济社会一则资源存在稀缺性，二则技术手段存在有限性，因而经济增长必然需要克服无限需求与有限供给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实现发展方式从粗放到集约、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2]
 
    　（一）萨伊定律在现阶段的新内涵
 
 　   早在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就提出著名的“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定律实质上说明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因而经济体在完全自由市场条件下不会出现过剩危机。现阶段萨伊定律在我国的新内涵在于通过供给侧改革，促进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使得生产与消费在更高水平上进行有效结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保证经济体系的有序运行。
 
    　1. 化解产能过剩，实现供需再平衡
 
    　当生产力低下时，人们面临的是社会财富不足，因而供小于求，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短缺经济条件下如何扩大供给。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及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在部分领域内会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因而造成资源浪费，出现产能过剩。因此，在现阶段，中国主要出现产能过剩的领域（如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光伏等行业）必然面临去产能压力及产业优化升级变革，以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再平衡。
 
    　2. 合理配置资源，满足消费新需求
 
    　2015年，消费在中国GDP中的比例有了大幅提高，与2014年相比提升了15.4%，达到66.4%，充分说明中国消费的增长潜力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正在扩大。但与此同时，海外购物总额约为1.2万亿元人民币，国人赴美、欧、日抢购电器、厨具、卫浴产品可谓前赴后继，反映了我国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新常态经济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已经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成为主流，旧有的生产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消费出现的新动态。国内消费者存在相关需求，然而有限的资源并未得到相应配置，从而造成所需产品稀缺，在世界市场收缩的情形下，挖掘国内的消费潜力对于经济增长可以形成基本稳定作用。供需不匹配问题倒逼供给侧改革，根据市场需要合理配置资源才能满足消费者现实存在的新型需求。
 
    　3. 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要素投入及投资驱动，形成“潮涌”现象，[3]然而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是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经济增长的核心是“质量、效益、可持续”，粗放式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代之以集约型增长将是中国经济转型调整的方向。其中，构建现代化的产业结构并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在供给侧改革中不可或缺。
 
    　（二）当前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内在逻辑
 
　    中国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如火如荼，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的“供给学派”，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基于现阶段经济发展特点，针对经济下行压力、结构正在优化以及驱动机制构建所提出的经济发展路径，寄望于总供给改良满足并带动总需求提升，实现更高水平的帕累托效应，从而实现全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1. 适应内部要素条件的变化
 
    　传统的要素投入主要包括劳动和资本，这也决定了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经济体所能达到的最大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中国之所以短短几十年改革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的正是简单的要素投入形成了规模经济。在价值链生产中，中国有着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凭借吸引外资投入、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并占据商品低端的加工环节，较低的利润率却呈现出极大的利润量，由此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然而在现阶段，我国也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随着现代产业部门对劳动力的不断吸纳，曾经的“民工潮”转变为“民工荒”，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化使得低成本扩张相对优势发生变化。正是基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使得企业难以负荷，“招工难”迫使在广东、沿海等地的众多外资企业如精工、索尼、阿迪达斯等将生产基地纷纷迁移到东南亚国家，甚至微软也将位于中国的研发中心整体搬迁到越南。同样，资本的投资边际递减效应也使得我国的要素条件发生改变。这决定了按照以往的要素投入及投资驱动模式已经无法再维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型调整势在必行，由此催生供给侧改革成为转型调整的重要发力点，以提升适应内部要素条件变化做出相应调整的能力。
 
    　2. 抗击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
 
   　 企业面临外部环境变化时，其产品生命周期必然会改变。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新技术、新发明的不断涌现，产品的生命周期已大为缩短，企业如果固守旧有的产品及经营模式，不能根据外部市场变化进行调整，那么必然在市场竞争中面临淘汰出局的风险。
 
　　“新常态”下，中国国内市场环境及国际市场环境均发生变化，突出表现为国内需求结构发生改变、国际市场趋于收缩。对国内市场而言，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曾经迅速壮大了中国的众多产业，如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家电、手机、房地产、汽车等行业，正是伴随中国社会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进程，满足不同阶段的大规模需要而得以迅速发展，及至令中国成为今天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的衣食住行得到保障，消费模式转向追求个性化（突出自我）、多样化（与众不同），要求企业改变传统生产方式、采取定制生产，必然带来极大的挑战。一方面是对于消费者的需求信息需要精准掌握以便量身定做，另一方面是个性化产品难以形成规模，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经营难度势必加大。对于国外市场而言，自15—17世纪重商主义形成以来，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交织进行，两者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各国的贸易保护倾向明显加大。我国作为加工型国家而言，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及半制成品，在贸易保护背景下受制于更多的非关税壁垒阻碍。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动态变化，中国经济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优化结构、提升效率，以提高抗击外部经济环境冲击、保持经济增长的能力。
 
    　3. 以创新作为主动力
 
    　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包括消费、投资及出口，对于中国经济产生拉动作用。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投资效应递减及外部市场趋于收缩的情形下，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动力缺失的真空阶段。中国经济多年依靠要素投入及投资驱动，借助于规模经济实现“揠苗式”增长，付出的成本及代价必然是长期面临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增长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
 
    　1972年，梅多斯曾提出世界经济应保持“零增长”，其依据是世界面临人口、资源、粮食、污染等限制，这无疑表明经济增长需要克服多重制约。任何一个经济体若要突破资源约束及环境限制，增长的驱动机制则是其中的关键。短期而言，消费、投资及出口只是手段；长期而言，可持续发展只能依靠创新驱动。在经济学相关理论中，边际递减效应、出口贫困化增长、刘易斯拐点、经济周期律等无不说明经济增长将面临各种桎梏。无论是消费倾向逐步变小、出口产品增加导致福利水平降低，还是劳动力在现代部门中转移吸纳后出现的短缺、经济面临长中短周期的更替，消除经济增长的各种障碍首先必须解决效率问题。供给侧改革作为提升经济的发力点，也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机制引领，才能真正实现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
 
　　创新理论最早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包括产品、市场、生产方法、供应及组织创新。^[4]传统上我国的创新主体主要是科研机构、企业研发部门及高等院校，以创新驱动作为供给侧改革的动力更需要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局面，将个人创新、企业创新、机构创新三者融合，厚积薄发转化为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巨大动力。
 
    　四、创新驱动引领下的供给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存在有供给无需求、供给体系低效率抑制有效需求、有需求无供给等三个方面的供需失衡，^[5]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在内部要素条件及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性重组及改良，同时对管理及制度进行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以实现经济“质量、效益”基础之上的可持续发展。
 
    　（一）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是企业
 
    　企业生产的过程是将土地、劳动力、资本、管理及技术进行组合，追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即利润最大化。企业作为供给方，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是结构优化、效率提升的根本所在。
 
    　1. 以产品创新满足并带动市场需求
 
　　中国2013—2015年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1.2%、31.0%、30.6%，接近发达国家食物消费支出水平，同时人均住房约40平方米，汽车保有量、产销量均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已经接近饱和。在基本的衣食住行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作用几乎已经发挥到极致。在海外市场收缩情形下，进一步扩大内需既势在必行，又困难重重。居民收入增加的部分中更多的是用于预防风险及获取投资收益，这从我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及股市动荡、影子银行、融资融券、金融杠杆等经济活动中可见一斑，由此迫使企业在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的时代不断推陈出新，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以带动经济增长。
 
    　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偏好使得产品在进入市场后很快被新产品所替代，不断加大的国际化竞争又使得企业必须不断更新产品和服务，以获取消费者的青睐，并以货币为选票、用脚来投票。对于消费者而言，只有对新型产品的功能产生消费欲望，才能克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形成扩大化的需求，才有可能减少预防风险及投机动机的货币持有，最终转移此部分货币职能付诸消费行动，因此产品及服务创新是企业开展供给侧改革的基础所在。针对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消费偏好进行细致的市场调查及预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制定企业的产品战略方能提升企业的产品竞争力。
 
　    2. 以技术创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传统生产要素中，土地供给固定有限，增加劳动、资本投入更多是体现在规模经济上，且受制于资源限制及环境约束。只有技术提升才能降低成本，形成超额利润，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技术创新是企业立足长远发展的核心所在。
 
    　中国企业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更多的是依靠低成本竞争下的规模扩张，追求的并非利润最大化而是市场份额最大化。作为模仿国在承接了创新国的制造技术进行大规模生产后，价格竞争成为市场扩张的有力手段。其结果是企业在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下日益羸弱的市场赢利能力，无法积累足够的研发创新资金，从而更加依赖低价竞争，陷入商品生产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商品生产的终结。因此，企业应将核心竞争力由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服务竞争、创新竞争，真正实现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良性循环。
 
    　围绕技术创新，曾经充斥着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劣势”还是“后发优势”之争，但不可否认的是，发达国家依靠更为先进的科技显然处于“先发优势”的位置，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发达国家技术创造的基础上加以引进为我所用，毫无疑问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事实上，在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我国已经吸收了大量世界先进技术，同时通过自主研发在多重领域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此点在高铁技术领域最为显著。通过与德国、日本等国的高铁企业合作，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后合并为中国中车）与之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并开发了车头一次成型、风洞实验等技术，形成了我国自有知识产权的高铁制造，进而在世界市场攻城略地，引领风骚。目前我国在高铁、电动汽车、无人机、超级计算机、高压输电和核能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同时我国正致力于“一带一路”建设，在与印尼、俄罗斯、英国等国的高铁及核电项目合作中已经取得多项突破，未来基础设施相关领域企业可以依托技术创新在沿线国家和地区进一步拓展市场。
 
    　3. 以管理创新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企业的生产、研发、营销、物流、服务是一系列的创造价值的过程，现代企业制度的先进性就在于通过科学管理将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进行合理安排，达成企业的经营目标并增强企业的发展活力，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遍观苹果、微软、谷歌、耐克、三星、华为等知名公司，无不具备对市场的把握、对研发的递进、对营销的布局、对服务的追踪等系统安排能力，在与生产及消费有关的环节中进行管理的不断创新。例如，苹果公司集中于研发而将组装进行外包，同时为不断推出的5S、6S等产品举行声势浩大的发布会以吸引全球关注，每每新产品推出之时都一货难求，带来极为丰厚的利润，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这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成功之道。
 
    　（二）供给侧改革的主导是政府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然而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政府的“有形之手”必须进行调控，以制度创新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主导，在营造市场环境、制定产业政策、合理布局产能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
 
    　1. 有序的市场环境是供给侧改革的前提
 
   　 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几乎被普遍采用，其原因在于以市场配置资源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以公平竞争的有序市场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平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可以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运行作用，更可以在市场失灵时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调节作用，当务之急是政府应致力于创造并维护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市场力量发挥作用时可以促使资源合理配置，但无序的市场对经济发展也存在非常大的阻碍。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侵犯知识产权、不公平竞争、寻租现象、非法集资等无序市场行为在我国各个地区及领域时有发生，不仅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也破坏了企业经营应遵循市场规则及国家法律的基本规范。发挥企业创新性的供给侧改革主体作用，离不开政府创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既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的合法性以激励创新，同时也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向企业提供不断发展壮大的空间维度。
 
    　2. 有效的产业政策是供给侧改革的保障
 
    　新常态经济下，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第三产业比例不仅超过第二产业且已经占到一半（2015年第三产业比例为50.5%），显示了工业化后期的结构演进特征；^[6]同时，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有了很大提高（2015年为66.4%），这些都反映了转型调整所取得的结构优化，也对产业政策调整提出了新要求。
 
    　促进供给侧改革的产业政策在于对绿色产业、新兴产业、战略产业给予扶持形成“洼地”效应，减少政府的不合理干预以降低制度成本，与创新形成的“高地”效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目前的产业主要包括追赶型（如汽车、高端装备及高新材料）、领先型（白色家电、高铁造船）、转移型（劳动密集产业、产能过剩产业）、弯道超越型（信息、通信、软件、手机）、战略型（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等，针对产业特点、行业趋势及在世界所处位置制定因时而异的产业政策，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保障。
 
    　3. 合理的结构布局是供给侧改革的完善
 
    　要素投入及投资驱动形成的规模经济促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由此带来重复投资及产能过剩的负面效应，导致产业结构及产业分布不尽合理，尤其是近年来虚拟经济过度吸收资金，造成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及资产价格泡沫化，破坏了实体经济作为工业强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7]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及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近年来遭遇较大困难，传统工业竞争力不足、新兴产业缺乏是东北及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协调发展必须跨越的鸿沟。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及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不平衡发展长期存在，政府在推进供给侧改革时，做好产业整体布局及地区协调发展是对供给侧改革的不断完善。
 
　    （三）供给侧改革的检验是市场
 
    　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主导，企业及政府需要在此进程中加强管控，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相应调整。以创新推动供给侧改革成效的衡量标准则是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是否达成企业微观经营目标及政府宏观经济目标。
 
    　1. 以企业经营目标检验供给侧改革
 
    　主体企业在进行供给侧改革时应以市场需求为核心，结合企业自身条件制定合理经营目标，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是否成功的标准则是是否与市场接轨并达成经营目标。企业作为微观经济的基础和个体，必须制定合理的经营目标以保持不断发展，进行供给侧改革是达成经营目标的途径，是动态的过程而非结果。企业根据目标设定检验供给侧改革所采取的创新是否有效，从而进一步从产品、技术、管理层面挖掘潜力。
 
    　2. 以宏观经济目标检验供给侧改革
 
    　政府职能在于减少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并消除市场失灵现象，作为推进供给侧改革的主导，政府制度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正确与否，其衡量标准也是建立在是否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保障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均衡四大目标。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政府职能定位、统筹区域发展、协调产业政策都将考验政府治理能力及顶层设计能力。
 
    　3. 以可持续发展检验供给侧改革成效
 
    　供给侧改革不是短期行为，而需立足于长远。只有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福利水平的提高。供给侧改革的创新需要建立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绿色循环发展基础之上，而非仅为短期效益的目标追求。以是否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界定供给侧改革科学与否，无疑能给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更好地厘清改革的思路，进而促进动态的不断优化。
 
    　五、结论
 
    　供给侧改革是适应并引领中国“新常态”经济的发力点，需要发挥企业主体和政府主导的协同效应，创新驱动则是其中的关键。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并以此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国家发展战略的支点，将能够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以产业兴国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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