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视域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原因及路径探讨时间： 2017-04-08信息来源：刘萍萍　作者：hjr_admin　责编：

 ■ 刘萍萍    博士生（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改革是一种有着明确预期与计划的自觉实践，从邓小平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到习近平发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强音，从局部改革、增量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揭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我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基于改革视域，本文拟从机会窗口、路径依赖、路径锁定、路径创造等方面透析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原因，与此相应地从选择环境、触发力量、打破锁定、创新路径等方面探究更好地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路径。
关键词：改革视域    经济新常态    原因    路径
 
　　我国经济“新常态”概念的考察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近年来我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投资支撑的旧常态已难以为继，它必然要过渡到一种新常态，而这种新常态的实质是经济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增长阶段，在这一必然趋势面前“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意指经济上的“新常态”必须配合政策上的“平常心”，意味着要以平常心态对待GDP减速，不能急于用“强刺激”的老办法提拉增长速度。“新常态”概念一开始是在我国大多数经济领域的官员中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同时我国接受经济放缓在心态有了准备，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政策转型的思路再次得到确认，此时习近平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新常态概念在我国的发展统一了思想。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首次对“新常态”概念进行系统阐述：“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我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的我国经济发展行进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值此战略转型的关节点，我国的发展战略更应静观其变、平心静气、冷静谨慎。从“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到“新常态”经济思想的形成，不仅是中国人对自己独特的发展思路有了相对自觉和清晰的理论概括，而且在2014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中得到了实践印证。
 
　　目前关于新常态的概念，学术界的认识和观点不尽一致，还存在不少争鸣和探索，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吴敬琏指出：“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相反，如果能够在增长减速的同时提高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就能减轻增长减速的冲击，甚至能够在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所以，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如果无法在GDP总量减速的过程中提高增长的质量，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此时由GDP数量扩张所掩盖的种种经济社会矛盾就会暴露和激化，那么在当前的情况下应采取怎样的方针、措施保证不发生崩盘、不发生系统性危机？如何控制减速过猛，甚至经济“失速”？若在增长减速时增长质量也随之下降，如何解决人民生活的雪上加霜？吴敬琏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一个好的经济社会体制，才能优化结构、提高效率、转变方式，以全面深化改革确立由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追求的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经济规模的数量扩张，带来的是改善民生的新希望，而不是让人民生活陷入恐慌，不断探寻新常态的客观规律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厉以宁总结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可能一时段“高”，但不可能长期“走高”的经济规律，审视我国前几年超高速经济增长的状况，厉以宁认为我国前几年超高速经济增长其实并不符合经济规律，因为这种超高速的经济增长存在着五大弊端，他深入剖析：“‘新常态’，首先是抛弃超高速增长的做法，超高速增长有五大弊端。第一、资源过快损耗；第二、生态破坏；第三、低效率，你要求速度快，速度上去了，效率低了；第四、产能过剩，或者叫盲目投资引起的产能过剩。以上四个弊端已经够严重了。但更严重的是第五个弊端，即错过了最佳的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时期”，这一观点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超高速增长时期已结束，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对超高速增长的抛却，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低碳、高效、创新等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应有之义。
 
　　基于全球视域，林毅夫提出：“‘新常态’是指经济增长率很低、风险非常大、失业率高企的经济状态”，全球经济很有可能长期都处于“新常态”，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体很可能进入“新常态”长期化，对此林毅夫持较悲观态度。而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林毅夫认为仍然是相当可观的，林毅夫深刻批判了“唱衰中国论”者，认为其将视域局限在了我国信贷增速下降较多的现象中，但实际上他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性理解得并不全面。裴长洪则以国际分工为切入点剖析：“传统的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已经减弱，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正在进人深度调整并等待新的科技革命到来的‘新常态’”，的确，1990年以来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推动了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强劲增长，但这个势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已消退，自2013年来国际分工深化的趋势减缓造成世界贸易增速趋缓，而在以国际经济秩序的深度调整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掀起为标志的“新常态”中，则有望寻找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鉴于此，“全面系统谋划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经济发展态势，真正形成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一条重要路径。
 
　　源于不同的研究内容和制度环境，立足于全球视域和我国视域考察新常态概念，其内涵上的区别不容忽视。基于对全球经济旧常态的概括，李扬对全球经济新常态进行系统分析，他提出：“所谓全球经济旧常态，系指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之前长达20余年的‘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也有译成‘大缓和’）时期。这段时期，也被认为是第三轮全球化的繁荣时期，其主要表现就是：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胀、低失业率以及低波动同时并存”，简而言之，“旧常态”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大稳定”。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新常态绝不仅仅意味着增长速度下滑。新常态区别于常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它是经济发展脱离常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另辟蹊径意味着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转变、治理体系的重塑和大国关系的再造；在国内，除了上述全球共性，另辟蹊径还意味着对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增长方式的脱离，对质量、效益、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并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迈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这一观点里，提高增长质量意指挤出GDP水份，优化结构意味着改变投资依赖格局，动力多元旨在创新驱动中将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落到实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共赢有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增长点。
 
　　基于上述各点，“新常态”的“新”就是“有异于旧”，“常态”就是经常发生、存在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处于世界经济发展新常态之中，但我国有自己独特经济基础、政治环境、文化生态，无法回避我国发展中特有的矛盾与难题，我国可以借鉴世界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但我国新常态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只有靠一批批真正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自己应尽责任的志士仁人共同奋斗、探索才能完成。这需要“躺在冰面上”思考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困惑、新经验，不再把已然的研究看作一成不变的，而是善于自觉地认识、适应、引领这种变化，从而科学地发展我国新常态理论。
 
　　改革视域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原因
 
　　从邓小平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到习近平发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强音，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揭示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发展观是一个能充分登高望远的视域，它打开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问题领域，标显着研究改革视域下新常态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因素有很多，基于改革视域，本文主要从机会窗口、路径依赖、路径锁定、路径创造四个方面进行探究。
 
　　首先，经济危机与政治周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机会窗口。当今“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风险和挑战不断集聚，经济增速普遍放缓”，我国经济发展确实遇到不少困难和挑战，但危机之时往往孕育着改革之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面临后国际金融危机与全面深化改革机遇的并存，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尽管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我国既没有超发货币，也没有强刺激，主要靠改革激活、稳定、调控经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政治基础从1998年朱镕基着手政府内部改革和肃贪行动时开始奠定，改革开放30多年持续改革创新所形成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又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打下良好的经济、文化基础，当下“我国正在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规划了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有了“新常态”科学定位就要付出决断和行动，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不然可能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甚至可能付出更大代价。
 
　　其次，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速度型经济的路径依赖正在被破除。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新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意味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由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追求速度效益转向追求质量效益。根据人均GDP水平，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要素驱动型，当人均GDP处于3000美元以下时，主要依靠土地、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开发与利用实现经济增长；第二阶段是效率驱动型，当人均GDP处于3000美元至17000美元之间时，市场作用下人们通过劳动、经营来创收；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型，当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以上时，围绕产业发展需求以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能力促成创新发展。目前我国“虽然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只有7589美元，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65%、美国的1/7、欧盟的1/5，排在全球第80位”，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正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但真正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还任重而道远，正如2015年9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第九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的：“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实现制造业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升级发展，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到消费和投资协调拉动的转换，是一个充满阵痛、十分艰难的过程”。
 
　　再次，权力任性、发展方式任性的路径锁定正在被改变。“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20多年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科学定位于“决定性作用”，此举“‘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重大部署，用制度理性、刚性约束套牢权利任性、发展方式任性，李克强总理指出：“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要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调动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注入新动力”，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是进入到了全面建立法治经济的新阶段，更加注重“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改革与发展，既为经济发展营造了以法律为边界的开放空间，也为简政放权、商事制度等改革凝聚了更大的民意基础。
 
　　最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路径创造。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着如何顶住下行压力、力求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时如何稳定经济、增加就业、促进可持续发展？增长减速的同时如何寻找新增长点以优化结构、提高效率、保障民生？等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新常态也是创造新路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是新常态下我国亿万群众寻找新增长点的一条新路径。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结构性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是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旨在消除束缚人的创造力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有力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保障。2015年9月10日在第九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双创’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人的创造力是发展的最大本钱，我国有9亿多劳动力，每年有700多万高校毕业生，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创业创新之中，催生了新供给、释放了新需求，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力量”，促使众创空间低成本化、便利化、全要素化、开放化，引导、鼓励和壮大创新创业群体，培育新增长点和打造就业创业新引擎，已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改革视域下我国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路径
 
　　改革主要是改革“旧的”不合理的现状，发展才是改革的根本追求，否则改革就会失去意义。研究改革视域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更注重于改革的方向、计划、方案以及改革的推行，这是保证改革成功的根本。基于改革视域，主要从选择环境、触发力量、打破锁定、创新路径等方面探究更好地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路径。
 
　　首先是选择环境。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仍未消除就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环境条件。在“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取向继续分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突出”的环境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必须正视基础不稳、动力不足、速度不均、经济下行风险增大、金融市场动荡等新形势，增强自身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的适应性，并借势发力，把握机遇，化挑战因素为助战因素，引领经济发展从周期性复苏走向可持续性增长。
 
　　其次是触发力量。主要源自环境危机和第三次工业化。当今世界，粮食欠缺、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等诸多发展难题仍对人类生存构成严峻挑战，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已经证明“单纯依靠财政刺激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增长不可持续，建立在过度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得不偿失”。鉴于此，2015年3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意见》，致力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因为“如果大家依照现存资源消耗模式生活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我国拥有4200多万人的工程科技人才队伍，这是我国开创未来最可宝贵的资源。发展科学技术是人类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绿色科技等交叉融合引发的第三次工业化将给我国带来后来居上、弯道超车的新机遇，由世界经济的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
 
　　再次是打破锁定。新常态下打破权力任性、发展方式任性的路径锁定，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了30多年创造了世界奇迹，还能创造经济奇迹吗？新的增长动力从何而来？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能否解决伴随着新常态而不断浮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风险？带着诸如此类的思考，2012年习近平重走邓小平南巡路，发出新一轮改革的最强音：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大部署，从局部改革转入全面深化改革、从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新常态下新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也日趋凸现，而党作为改革的倡导者、推动者、领导者，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在于全面从严治党。“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正确方向，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凝聚党心民心，形成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强大正能量。
 
　　最后是创新路径。聚焦点在于集成创新与业态创新。2015年4月召开的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上，李克强总理作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衔接期”的新判断：一些传统的支撑力量正在消退的同时，一些新力量新业态新产业呈爆发式成长，但目前我国新旧产业与动力转换却未衔接到位。鉴于此，“通过突破关键技术，加强技术集成应用和产业化示范，重点解决战略性、综合性、跨行业、跨地区的重大科技问题，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改善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才能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由此，集成创新“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伴随着集成创新的推进，企业中出现了新的经营方式、生产技术、营销手段逐渐取代传统，分工专业化、精细化导致传统价值链走向分解，创造出新的商品组合和商铺形态去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进而催生出新产业业态，鉴于此“改进互联网、金融、环保、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监管，支持和鼓励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发展”成为业态创新的新趋势，其前景是孵化培育出一批能够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创新型企业，加深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融合，推动我国在全球率先形成新的增长产业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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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厉以宁. 经济低碳发展符合新常态 [N]. 光明日报，201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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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李扬，张晓晶. “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 [J]. 经济研究，2015（5）
　　8. 李扬，张晓晶.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 [J]. 开放导报，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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