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国际环境的有利因素也在增多，我国经济运行企稳基础有所增强，经济转型有望开启下半程，逐步从“降速”阶段转向“提质”阶段。

　　当前，社会各界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高度关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内外政策出现了哪些新动向？如何看待当前全球经济走势？如何看待中美经贸关系前景？如何看待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转型的“下半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伟阐述了他的见解。

　　记者：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内外政策出现了哪些新动向？这些政策对国际经济形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伟：特朗普就任伊始就表现出强大的行动力，积极兑现竞选时的承诺，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过去总统选前“说一套”，当选后“做一套”的惯例。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特朗普颁布了86项行政法规（包括40条行政令和46项总统备忘录），内容覆盖了能源、外交、经济、军事、社会、外贸等六大领域，其中比较重大的决定有：废除奥巴马《清洁电力计划》，暂停部分国家穆斯林和难民入境，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冻结奥巴马医保法案，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

　　但是，特朗普提出的某些重大政策也未能如期落地，主要是受到国内利益集团、三权分立的政权架构和国际社会的种种制约。比如，减税和扩大基建投资这两项备受市场关注的政策到目前为止仍处于讨论阶段；最新的税收改革方案中并没有出现开征边境调节税的内容；禁止穆斯林入境这一行政令两次被美国地方法院裁定为非法。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政策更是引发广泛非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撰文指责特朗普政策是反启蒙的，不能任由美国这个“流氓国家”毁灭地球。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关键岗位人员到位率不足10%，特朗普政策实施效果相对有限，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短期冲击要小于去年年底时的预期。

　　另一方面，尽管美国经济保持温和复苏态势，但考虑到美国失业率已降至4.4%，达到了较低水平，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同时受制于公共债务压力，美国经济难以再大幅扩张总需求，特朗普将潜在增长率提升至3%-4%的目标难以实现，“特朗普期待”似乎正在逐渐转向“特朗普失望”。也就是说，特朗普政策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样有限。

　　记者：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情况怎样？你如何看待当前全球经济走势？与去年相比，国际经济形势是否出现了明显改善？

　　李伟：2016年6月、11月和2017年5月，西方三个主要大国先后进行了对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投票，即英国“脱欧”公投、美国总统选举和法国总统选举。前两者的投票结果超出普遍预期，一时间引发了全球对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担忧；后者即法国大选尘埃落定，支持改革和“留欧”的马克龙当选，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冲缓和作用。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国内民调相对潜在竞选对手持续上升，连任可能性也在增加。加之近期欧盟经济转暖，英国硬“脱欧”可能性下降，人们对欧元崩溃、欧盟解体的忧虑暂时缓和，对欧盟前景逐步从担忧转向希望重启改革，欧洲经济复苏迹象趋于明显。日本的增长和物价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改善。在西方主要经济体经济状况改善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企稳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压力有所减轻。

　　总的来看，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状况出现改善，全球贸易形势有所好转，国际经济环境也出现一些积极变化，人们的担忧有所减轻。做出今年国际经济形势较去年明显改善的判断是有一定根据的。一个直接的例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6年来首次上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在IMF最近对全球经济的展望中，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再次上调0.1个百分点至3.5%；全球贸易增长预计回升到4%附近，有望自2012年以来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

　　需要强调的是，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地缘政治问题仍在发酵，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根源尚未消除。特别是作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美国，其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特朗普政府不排除进一步出台“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升级措施，强化反倾销和反补贴，并重新评估所有贸易和投资协定，也不排除特朗普对中国以及其他有关经济体进一步施压的可能。全球经济环境的积极变化能否进一步巩固仍然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记者：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你如何看待中美经贸关系前景？如何看待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

　　李伟：总的来看，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有所下降。去年年底，高举保护主义大旗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时间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但从目前的情况看，特朗普并没有挑起中美之间的全面贸易战，也放弃了单方面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产品全面加征进口关税的方案。特别是“习特会”之后，中美两国关系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缓和，新的双边经贸对话机制也正在建立。在中美“百日谈判计划”的初步成果中，我国已承诺将扩大从美国进口牛肉，探讨进口美国转基因农产品的可能性，允许在华美资企业提供信用评级、电子支付、债券承销及结算等服务。美方也承诺尽快允许中国对美出口禽肉，给予在美中资银行以最惠国待遇，并派员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已在美国举行。这些都为促进中美关系向理性务实和稳定合作方向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来看，百日谈判进一步延长时间的可能性很大，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不无取得更多进展的可能，我们要抓住有利机遇，利用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价值链中的新优势，进一步扩大谈判领域，逐步深化中美贸易伙伴关系。

　　当然，中美经贸关系中也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同时，美国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等政策的变动都可能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和冲击。

　　2014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入贬值周期，特别是2015年“811汇改”之后一度贬值较快，今年年初曾跌至6.96，逼近7.0大关，一些知名国际投行认为2017年人民币汇率还将持续下跌至7.3左右。与此同时，外汇储备也快速下降，今年1月末曾跌破3万亿美元大关至29982亿美元。但今年以来，受经济企稳回升、出口增速由负转正并继续保持较高贸易顺差、美元指数走低等多重因素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减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震荡中升值，国家外汇储备也企稳回升。7月14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6.78，较年初升值2.5%。6月末，外汇储备升至30568亿美元，为连续第5个月上升。

　　下一个阶段，需要关注的是美联储“缩表”计划的潜在冲击。美联储在6月已公布缩表初步计划，预计下半年美联储可能再次加息并启动“缩表”行动，届时将对全球流动性产生紧缩效应，提升美元融资成本和全球利率水平，不排除对各类资产价格造成冲击，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对新兴经济体复苏进程产生一定压力。对中国也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包括导致国内金融市场调整，再度诱发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引起外汇储备估值损失等。对此，我们要密切跟踪观察，积极处置应对。

　　记者：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已经持续了7年多时间。你曾经指出，中国经济转型有望开启下半程，逐步转向新阶段。如何理解你提出的这个“下半程”和“新阶段”？如何研判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

　　李伟：201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国际环境的有利因素也在增多，我国经济运行企稳基础有所增强，经济转型有望开启下半程，逐步从“降速”阶段转向“提质”阶段。

　　看待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要有历史视角和国际视角。

　　从后发经济体发展历史看，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经济增速都会出现明显下滑，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持长期高增长。根据后发经济体的经验，当工业化追赶中期阶段完成即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人均GDP达到10000-12000国际元时，以大投资、大进大出拉动经济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技术追赶空间减缩，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基本结束。在经济增速降幅达到40%左右以后，随着结构调整升级，将有条件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201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课题《2030年的中国》，预测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保持6.5%左右，2030年前维持5.5%左右，现在来看还是基本站得住脚的，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经济发展阶段。

　　从国际比较看，像中国这样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并不多。如果按照平均增速5%以上为标准，全球能够持续增长20年以上的只有20个左右的经济体，持续30年以上的仅有5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末，经济增速基本都在3%左右，本世纪以来大多都在2%左右徘徊。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速普遍不高，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的，世界银行和IMF都测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三分之一左右，与发达国家整体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基本相当，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从短期看，经济波动在所难免。无论什么样的经济体，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经济短期波动都不可避免。我说过2017年中国经济有望开启平稳中高速增长新阶段，但中长期平稳增长并不意味经济增速保持一条直线，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围绕中高速平台有所波动，甚至上下1个百分点的波动都不应该说是不正常的。比如，美国2015年经济增速2.6%，2016年1.6%，美国政府、美国人民、国际舆论并没有什么大的反应。

　　只有立足特定发展阶段，历史与国际视角结合，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结合，才能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态势，避免对短期小幅波动做出过度反应。

　　记者：从国际的视角看，我们下一步应该重点做好什么工作？

　　李伟：下一步，要继续按照中央确定的政策框架做好宏观调控，坚持稳中求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避免出现大的波动，工作中要把握好重点。

　　其中，要更加注重风险防范，针对转型期各类风险叠加特征，继续做好去杠杆工作，保持严监管力度，坚决守住风险底线，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更加注重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充分利用我国经济体量增大、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上升的契机，增强议题、平台和机制的创设能力，逐步完善多边或区域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营造稳定的经济和贸易环境。并下大力气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与此同时，针对新的不确定性问题，我们需要继续做好评估，制定好预案，做出有理有节的应对。比如，在中美经贸关系领域，可积极推动“百日计划”向“年度计划”过渡，并进一步扩大谈判领域，尽可能促进中美经贸关系朝稳定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