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也由浅入深，国际影响力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进入新阶段。那么，回顾这40年来参与全球治理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发展进程，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这一路走来又做过哪些探索？本报特邀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来为读者细数这40年历史长河中具有里程碑的时刻。

 改革开放提供拥有话语权的机会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开放对于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和提升国际影响力有何重要意义？

 张建平：在过去40年中，我国在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贸易治理、投资和金融的治理以及各种国际合作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我国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话语权也在同步上升。

 改革开放是我国取得这些成就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国目前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取得的位置和话语权。改革开放40年，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在与其他国家互动合作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中的话语权。而改革开放使我国获得了拥有话语权的机会，并且在某些方面还会发挥引领作用。因此，未来中国想要在全球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就需要更大程度地对外开放，更加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当中。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影响力方面是怎样的局面？当时作出了哪些探索？

 张建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是适应和接受国际规则。这个阶段更多地表现为自主的改革开放，以引进利用外资为主，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比如，设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包括高科技园区等，通过设定一些优惠政策条件吸引外资的集聚。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被美国是否给予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年，这直接促使中国决定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因为如果能够加入谈判，就意味着将会自动享受到最惠国待遇的原则。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全球最关键的多边贸易体制平台，我国经过多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可以说，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到了全球贸易治理的平台。

 借助平台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经济时报：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上也开始关注中国的声音。在这个阶段，我国有哪些发展策略？

 张建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区域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除了加入世贸组织外，中国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主动融入到全球治理当中。例如，在2001年，中国率先和东盟启动了双边自贸协定的谈判，用了十年的时间先后完成了货物贸易协定、服贸协定、投资协定等，直到2011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才全面建成。同时，中国和巴基斯坦、中国和智利、中国和秘鲁的双边自贸协定也都通过谈判签署，此后还带动了日本和韩国。

 这个时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分工协作越来越紧密，对区域一体化也提出了要求，形成了席卷全球的浪潮。中国开始大力推动自由贸易区，同时，利用多边WTO和双边贸易协定，“两个轮子一起转”，在全球贸易治理的进程中越来越主动。

 近年来，我国借助三个平台加深了与全球治理的融合度。

 一是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这个区域治理平台对亚太地区从创新增长、包容发展，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区域一体化，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2001年10月，APEC会议首次在中国上海举行。2014年，APEC会议时隔13年再次来到中国。会议通过了我国学者主导研究的《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等，明确了我国发展目标，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其归结为“亚太梦”。这是APEC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开始掌握了全球话语的主动权。

 二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新型的全球治理平台。在公布愿景行动目标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这一理念在2017年被纳入联合国决议，成为全球治理新理念。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现在已经被联合国接受，作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平台。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另起炉灶，而是要遵守现有的世贸组织规则，提供一个更加综合、多元、务实、高效的合作平台和发展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通过“五通”的务实合作，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水平，从而促进全球治理的发展。

 三是G20峰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G20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全球经济治理非常关键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能力在不断提高。

 可持续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中国经济时报：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逐渐深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我国作出了哪些努力？

 张建平：气候变化是可持续治理当中很重要的一方面。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目标，现在已经成为所有国家努力的方向。中国从始至终都非常支持应对气候变化，这么多年来，每年的气候变化谈判，中国都有政府部门和很多研究团队参加和支持。

 因为气候变化涉及到历史问题，巴黎协定的谈判很艰难，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历史积累排放这条道路，有的并不愿意承担这份责任。中国这样后发的发展中大国，坚定地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一起，与发达国家进行漫长的斗争谈判和斡旋。在气候变化减排目标设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技术支持这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中国还设立了南南合作基金，给予南太平洋一些小岛国以及非洲发展中国家力所能及的帮助。

 目前，我国又在“一带一路”这个新平台上研究如何推进气候变化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

 中国经济时报：在金融和投资的全球治理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又是怎样的发展历程？

 张建平：在金融全球治理方面，中国一开始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根本没有位置，也没有话语权。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是从中国成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股东开始的，这个阶段是我们初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阶段。不过，最显著的进步是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中国参与设立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标志着中国开始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主动发挥作用。

 此外，另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就是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纳入到SDR以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央行就要按照比例来储备人民币的资产，这对于未来促进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和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

 在投资方面，杭州G20峰会上，在中方的主导和协调之下，成功地推出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确立了九大核心原则，为建立全球投资治理平台奠定了基础。因为从目前来看，全球投资治理没有平台，也没有组织和机制。但是现在全球的资本流动发展非常快，影响也越来越大，非常需要将来在全球投资领域也能有治理平台或者规则。

 多元化措施应对逆全球化浪潮

 中国经济时报：近年来，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拓展，但是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你看来，我国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应对目前的危机？

 张建平：全球治理是出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现在却遭遇了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多重危机，全球治理走在了十字路口。但是，中国坚信，全球化的浪潮趋势不可逆转，逆全球化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回潮。因此，中国不仅会坚定地支持全球化，而且还主张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构建相互尊重、多样化发展的世界多极格局，共同完善全球治理。

 要应对这样的局面，措施一定要多元化。一是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持有坚定的立场和态度，包括我国对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坚持。这点很重要，不论美国的贸易保护还是英国脱欧，中国还是继续要坚定地推进全球化。二是要继续朝着维护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继续发展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体系，让所有国家都能包容发展。三是要促进建立综合性、多元化的全球治理平台和治理体系。四是要建立贸易、投资、金融、可持续等不同的领域不同治理平台、机制、办法、规则。五是要坚定地认为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改善的过程当中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想在未来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当中做到引领的高度，应对危机，首先自己要做到最好。现在中国经济正处于新常态，面临着结构转型的痛苦，发展模式亟须调整，如何真正地从国家层面上切换到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上，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这就要求中国下一步必须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完善体制机制，改善营商环境。只有中国能够把自身经济变得均衡、可持续、健康发展，不断释放经济活力，才有能力去履行更多的国际责任，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