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发展经验深化认识需要经由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来得到。《国际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发展经验与理论研究》课题组通过经济增长数据和历史实证分析，梳理了其他典型发展中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经验，以此为参照进行横向、纵向对比，来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回顾历史不仅是为了纪念，也是为了更加坚定地前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应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化危为机、转危为安，最重要的在于我们自身的发展能否坚持正确的道路和方向。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的发展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如何认识这一历史成就，深刻决定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共识凝聚与道路选择。

中国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高速增长是20世纪最重要而又最为复杂的一项经济研究课题。发展经济学和中国问题的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经验已有大量分析解释，这些研究中不乏一些有洞见的思考，但也存在各自的不足。这些研究总体可概括为四类。

第一类是新自由主义的解释。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着重从制度层面认识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其主张的国家发展道路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为基本特征，“华盛顿共识”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典型发展主张。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中国自1978年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包括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对外开放等，符合其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

第二类是结构主义的解释。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其将一国的经济增长视为经济结构转变的结果，重点关注有助于推动以工业化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结构升级战略和政策。具体到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解释，有代表性的是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支持一国经济增长的最佳产业结构是与该国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能够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主要是因为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导向的、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实行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符合比较优势的结构战略。

第三类是新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新政治经济学是近30年来取得较大发展的一个经济学分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政治学主题，主要关注政治治理和政府行为的分析，把经济发展作为政府实行良政的结果。运用新政治经济学解释中国发展的典型研究主要有“市场维护型财政联邦制”“官员晋升锦标赛”“分权式威权制”等观点。这些研究虽然具体侧重有所区别，但总体而言，其共同之处是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来自于1978年后中国在特定政治体制下实施财政分权改革从而对地方政府形成强大经济发展激励的结果。

第四类是从社会、文化等其他特定角度的解释。例如，一些学者提出“人口红利”观点，认为通过实行计划生育等政策，中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出现了有利的人口结构转变，造就了历史性的、无法重复的经济增长。再如，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说”，认为重视储蓄和教育的文化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

以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分析解释各有其启发，但从历史比较、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都存在着各自不足。从历史视角来看，以往研究重点关注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的差异，这一比较的前提是认为新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主要体现于1978年之后，1978年之前的发展不如人意。从数据来看，1953—197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6.2%，如果剔除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前四年经历的曲折，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速高达10.6%，高于同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改革开放前后相比，计划经济时期的增长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起伏大、不稳定。另外，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成就还体现在其他方面。1978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年限、学龄儿童入学率、成人识字率等许多发展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中游水平。这些发展指标的提高需要物质基础的支撑，但不是仅靠物质增长就能够实现的。与许多有增长、无发展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是比较全面、普惠的。

从国际比较来看，如果把视野放开到全球经济增长的国别经验，就会进一步发现对中国发展经验现有解释所具有的局限性。比如，新自由主义观点无法解释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时间比中国长，市场自由度、对外开放程度更高，但都没有实现快速发展。结构主义观点难以解释很多与中国结构条件相近、结构选择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没有中国快。新政治经济学重点刻画的政治分权治理结构特征，同样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具备，但其增长也没有赶上中国的速度。

对中国发展经验深化认识需要经由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来得到。为进一步思考这一历史课题，《国际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发展经验与理论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课题组通过经济增长数据和历史实证分析，梳理了其他典型发展中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经验，以此为参照进行横向、纵向对比，来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在实证分析方面，研究从重做发展核算出发。发展核算是以生产函数为基础，利用跨国宏观数据来分析各类生产要素的水平差异对人均收入水平国别差异影响的统计分析方法。发展核算的经典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的差异对人均收入国别差异的影响超过资本存量差异。这一结论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实证基础：既然人均收入差异主要是由“效率”差异决定的，低收入国家就应重点着眼于实施有助于提高“效率”的政策。给定技术引进能力和增长潜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就要让市场更多发挥作用。如果不同类型的生产要素对收入增长贡献度随收入水平变化而有结构性差异，那么无视发展阶段的政策建议就会产生严重误导。根据我们的重新测算，如果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为样本重新进行发展核算，结论将发生重大变化——中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差距最大的生产要素是物质资本积累水平，而不是生产效率。正如中国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言，没有一定规模的物质资本积累，提升效率是镜花水月。这一发现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中低收入阶段要实现快速增长，重点是要加快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

从这一实证结论出发，课题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理论框架，以重新认识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追赶需要处理好的战略和政策考量。第一，资本积累任务决定了后发国家工业化战略和政策的选择。第二，资本积累任务也极大影响后发国家所有制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第三，工业赶超战略下经济结构协调是一道难题。第四，社会建设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影响资本积累能力。第五，外部资金对实行工业赶超的作用有限、成本较高。第六，实行工业赶超需要为应对宏观经济冲击和波动留有余地。最后，实现工业成功赶超必须适时建立自主的工业技术研发体系。研究梳理了非洲国家、拉美国家、苏联以及东亚经济体在二战后的发展经验，提炼出若干典型事实，在新的理论框架下，这些典型事实能够得到较为一致的解释。

在新发展理论框架下，课题研究总结了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第一，选择了符合国家发展长远利益的工业化战略。第二，建立了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能够有效支撑工业化战略的体制和政策。第三，始终注重社会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第四，较好地协调了对外经济联系和国际关系。第五，危机应对及时果断，发展具有极大韧性。第六，也是最重要的，坚持理论和道路自信，不断增强执政党驾驭发展过程的能力。

本课题研究与以往中国发展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在一致性的理论框架下来统一思考和认识新中国70年的发展经验，而不是把前30年和后40年的发展割裂起来。我们不回避历史的问题和教训，但也不因此否定正确的原则和道路。

发展是一道永恒的现实课题，也就是一道永恒的理论命题。我们期待课题研究为中国在新时期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提供有益借鉴，也欢迎各方对研究提出批评和建议，以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思考不断深化。

（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贾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调研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