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瓶颈制约与破除策略时间： 2019-06-06信息来源：改革杂志 《改革》2019年第3期，第38～49页 作者：盛朝迅 责编：qgy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目前我国产业发展正处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窗口期，产业发展面临的“有产业、无体系”“有链条、不畅通”“有要素、不协同”等矛盾突出，制约了产业体系整体竞争力和效率的提升。要按照中央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最新部署，瞄准痛点难点问题，理清思路，突出重点，加快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发展质量，畅通经济循环链条，有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制造强国建设。
当前，我国面临实体经济动力弱化、关键要素短板突出、要素结构错配、协同发展机制僵化、开放层次偏低等突出问题。
（一）实体经济动力弱化，主体地位不稳
当前，受成本上升、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虚拟经济挤压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实体经济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转型升级困难，导致对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高端要素吸引和集聚能力下降。
一是实体经济发展趋缓。近年来，受劳动力、能源、原材料、运费等成本轮番上涨和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因素影响，我国实体经济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盈利能力大幅下降。无论从全部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还是出口交货值看，我国实体经济均呈现较为明显的下行态势。特别是民营企业困难加剧，民营企业资产负债表明显恶化，行业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利润不平衡问题突出。部分民营企业信用风险集中爆发，2018年债券违约支数突破百支，创历史高点，彻底打破刚性兑付。根据WIND数据，我国企业销售毛利率从2000年的26.5%下降到2017年的18%左右；非金融上市公司利润下滑更为明显，净利润率从2000年的8%以上下降到2017年的6%左右。
二是“脱实向虚”风险加大。近年来，大量资金抽离实体部门，侵蚀了实体经济发展基础，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有所动摇。2017年，实体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为85.9%，比2012年下降2.5个百分点。特别是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工业和制造业增速下滑明显，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自2010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达到19.7%后，一直保持回落态势，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6.0%，是1992年以来的较低增速；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为6.4%和6.3%，处于历史低点。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明显下降，目前已低于30%。
三是结构升级滞缓。实体经济低端产业盈利能力显著下降，而向高端产业升级的动力和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受体制机制制约，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动摇、预期不稳，创新创业活力受到压制。一方面，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升级滞缓。另一方面，中高端需求仍然得不到有效满足，巨量消费潜力难以释放。2014年我国居民境外消费首次突破1万亿元，2017年达到1.4万亿元，表明我国居民中高端消费需求强劲，但在国内难以得到满足，高品质产品供给不足，高端需求存在供需错配。同时，也应看到，近年来以“互联网+”、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较快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高涨，释放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活力，但新兴产业体量仍然偏小，短期还难以弥补传统产业下滑带来的影响。
（二）关键要素短板突出，支撑能力不强
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是支撑实体经济发展和构建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关键要素。但目前我国在科技、金融、人力资源等要素培育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距离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构建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
一是科技创新瓶颈凸显。我国人均研发经费支出较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6年我国人均研发支出为326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5，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3，与德国、瑞典、韩国、日本等创新型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从研发人员密度看，我国每万名劳动者拥有研发人员48人，而丹麦则高达213人/万名，韩国、日本、德国等国平均为140～168人/万名。另外，三方同族专利仍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欧盟，三家合计占全球比重达到82.5%，而我国三方同族专利占全球比重仅为3.51%，难以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要求。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较为突出。
二是金融体系支撑能力不足。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脱节严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不协调，整个金融体系中传统银行占比较高，服务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等发展的现代金融培育不足，金融体系效率低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18年6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83.27万亿元，其中包括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在内的直接融资规模仅为26.1万亿元，占全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14.2%，而包括各种贷款在内的间接融资占全社会融资规模比重高达85.8%。从衡量新经济发展活力的风险投资（VC）发展情况看，近年来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迅猛，融资规模从2013年的30亿美元快速上升至2016年的340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上升至26%，但与高达152万亿元的银行贷款相比，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还远不充分。
三是人力资源存在结构性供需矛盾。劳动力资源丰裕而人力资本发育不足，全部劳动力资源中人才占比较低，高端人才和专业技能人才较为缺乏。根据科学技术部发布的《中国科技人才报告》，我国自2013年起成为世界第一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目前已拥有1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掌握专业技能的人才资源，但年新增劳动力中研究生学历以上人才占比较低，仅为3%左右，且人力资本增量已经出现增长放缓的势头。在高学历人才供给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从高等院校入学率看，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为48.44%，总体水平仍然偏低，20世纪90年代美国高等院校入学率就已接近80%，2013年韩国达到93%。从专业技能人才看，近年来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出现“断崖式”滑坡现象，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大幅下降，技能型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19%。
（三）要素矛盾错配凸显，配置效率不高
各要素之间协同性不足，各要素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不协同，也是制约协同发展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瓶颈。主要表现为：
第一，科技资源错配现象突出。具体而言，存在“三个错配”现象：一是领域错配，2017年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支出的比重仅为5.5%，而美国为19%，日本为11.3%，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二是主体错配，政府研发经费主要投向高校和科研院所，投向企业的比例偏低。三是行业错配，大量财政资金投向新兴产业领域，而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研发支持不足，导致部分传统产业错过转型升级的机遇窗口期。
第二，金融资源错配问题较为严重。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5年的4%快速攀升至2015年的8.39%， 2017年降至7.95%，但仍高于美国和英国等金融强国。金融业增速明显快于GDP增长和实体经济发展，居民按揭贷款余额占商业银行贷款余额比重从2009年的9%提高到2017年中期的18.1%，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下降。占国民经济比重60%以上的民营经济银行贷款余额仅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5%左右。货币规模和GDP比例关系不协调矛盾突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下降。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无论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与新兴经济体相比较，我国M2占GDP的比重都偏高。
第三，人力资源错配问题突出。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需要全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人才活力迸发，人尽其才、各尽其用。对实体经济而言，就是需要各类人才加快向实体经济流动，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塑造实体经济新优势提供智力支撑。但目前我国人力资本配置不合理，无论从高层次人才专业结构，还是所学专业与从事工作的匹配度来看，我国人力资本过于投向金融和虚拟经济领域的现象比较突出，难以支撑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从就业结构看，优秀人才大量流向金融行业，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部门从事科技创新的比例较低，“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矛盾并存。据统计，近年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每年毕业生就业去向第一选择都是金融业，平均每年都有超过20%的毕业生选择进入金融机构就业，而进入制造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不足7%和1%。一些理工科院校的毕业生也把进入金融行业作为第一志愿，人力资源错配现象严重。企业高层次创新人才不足现象突出，根据科学技术部的调查，我国工程领域博士生愿意到企业工作的比例不足15%，而美国则高达80%。
（四）产业开放层次偏低，内外协同不畅
随着我国产业国际化步伐的不断推进，产业发展与国际产品、要素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但在吸引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要素禀赋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还不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急需提升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开放性。
一是国际创新资源整合不够。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较为重视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主要的科技创新高地往往也是国际创新资源集聚、学术交流活跃高地。欧盟先后推出了尤里卡计划、伽利略计划等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这些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使发达国家可以更多利用外部的研发资金和优秀人才，抢占科技革命制高点。而我国类似国际合作科学计划还不多，整合全球创新资源能力较弱。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入力度较低，目前我国吸引的跨国公司大多从事加工组装环节，设立研发机构的比例尚不足3%，且研发机构层级较低。
二是国际供应链构建和主导能力不足。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我国产业以劳动力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但主要被锁定在加工组装环节，核心技术仍被发达国家垄断，造成我国产业附加值低、国际供应链主导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从工业增加值看，我国人均工业增加值为3243美元/人，仅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的1/3。在事关国家产业安全的芯片等关键零部件上，我国产业链的国际可替代性和市场可替代性不高，一旦发达国家“断供”，国内生产流程就难以运转，产业发展风险较高。
三是金融体系开放层次不高。我国金融发展在体制机制、规则体系、市场环境等方面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程度较低，在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市场准入要求较高，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还不强。原油、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规则制定权和定价话语权缺失，导致我国相关产业发展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高，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有限。
四是国际化高端人才吸引力不足。能够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源源不断地涌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体系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如美国硅谷的工程师有1/3以上是出生在国外，源源不断的高端人才向硅谷集聚，造就了硅谷的创新活力和产业体系的竞争力 ,而我国目前在吸引国际高端人才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据《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在引进国际受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指标上短板较为突出，在参与排名的126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排第97位。
（五）协同发展机制僵化，内生活力不足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构建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表象上看是企业研发动力不足、金融在虚拟经济领域空转、人力资源错配、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所需高端要素培育不足等数量、质量、结构和配置层面的问题，从实质上看主要是受体制机制制约，包括在要素管理方面还有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制约了要素的合理流动，尚没有形成有利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
一是科技创新机制不活，尚没有形成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创新体制。主要表现为企业研发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不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受阻，转化渠道不畅通，知识链、技术链和产业链脱节问题较为严重，“科技成果走不出实验室”现象普遍。政府在科技资金投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仍具有较浓厚的直接干预色彩，科技创新治理涉及多个部门，创新资源难以有效配置，部门间协同性差。因此，我国推进科技创新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关键的是要破除科技管理中的制度藩篱。
二是金融改革滞后，尚未形成有助于实体企业融资的现代金融体系。我国以银行机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以间接融资渠道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并未得到有效改变和扭转。主要表现为在金融产业结构上以传统商业银行、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为主体，创业投资、天使投资、证券、信托、基金等新型金融机构培育不足；在融资结构上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比例偏低；在金融开放上，管制措施过多，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进入金融业限制重重，造成金融业竞争不充分，国际国内金融要素未能实现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以商业银行为主体、以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为主的金融体系“风险厌恶”倾向显著，对民营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有一些歧视性规定，难以支撑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
三是人才流动机制不畅，人力资本提升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在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发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创新创业环境改善要求创新型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入，但我国人力资源在体制间、区域间、城乡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较多，包括户籍登记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职称评定制度、工资福利制度、人事档案管理制度、身份管理制度等，这些制约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以致难以实现“人尽其才”。
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在客观分析制约现代产业体系瓶颈制约的基础上，加深对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规律的认识，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构建思路和重大举措。
（一）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总体思路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与传统产业体系的最大区别在于：各要素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传统的线性单维关系，而是涵盖“数量、质量和结构”的三维关系。仅有要素数量的投入，没有要素质量的提升，也很难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仅有要素数量投入、质量提升，没有很好的比例结构关系，也不利于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甚至部分要素资源配置的扭曲还妨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此外，从根本上看，一国（地区）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及其变化，取决于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下的协同发展机制。动态高效的协同发展机制，是打破规模报酬递减魔咒、提高实体经济持续增长潜能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为此，我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既要解决要素数量不足的问题，加大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要素培育，又要提高要素质量，重点提升中高端要素供给，还要构建有利于要素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要素资源优化配置，优化要素和产业结构。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有赖于外部环境的优化，如政府政策的稳定、营商环境的优化、促进对内对外开放等，这既是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外生变量，又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我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总体思路是：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要求，紧密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沿着“培育高端要素—构建协同机制—优化发展环境—促进协同发展”的思路，着力破解产业体系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制约因素，全面提升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着力加大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要素投入力度，不断提升要素质量；着力构建各类要素向实体经济流动的协同机制，促进各要素合理配置、高效互动，协同促进实体经济和产业体系优质高效发展；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阶段性目标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
到2025年，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产业发展向中高端迈进，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0%，工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1.68%以上，进入世界100强的创新型企业达到10家以上。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18%以上。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20%以上，直接融资占比达到30%以上。
到2035年，基本建成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工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2.2%以上，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30%以上，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5%。现代金融的支撑作用有力增强，创业投资额接近美国目前水平，直接融资比重达到40%。人才培养与制造业发展需求更加吻合，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年以上。
到2050年，产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充分彰显，现代金融更好助力产业发展，人力资源与制造业发展需求高度吻合，主要指标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高效协同互动，共同支撑建成产业发展强国。
（三）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重点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涉及方方面面，任务异常繁杂，需要把握好“五个结合”，才能做到不失偏颇。
一是将高端要素培育与高效协同机制构建相结合。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高端要素培育是基石，协同机制是关键。为此，既要加大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高端要素培育，又要着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制约要素流动的不合理障碍，优化要素配置，提升要素效率，促进科技创新与鼓励成果转化产业化相结合，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尊重金融规律相结合，形成实体经济与高端要素协同发展的有效机制。
二是将推动重点产业发展和促进整个产业体系构建相结合。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推动若干实体经济产业创新发展是构建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重要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既要突出重点，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有中出新”“老树发新芽”，密切跟踪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方向，超前谋划部署，统筹科技研发及产业化，大力推动“无中生有”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发展，又要注重推动整个产业体系的完善和竞争力提升，注重提高产业链配套能力，促进产业发展从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市场营销、物流配送等全产业链拓展，增强整个产业体系的链条完整性和竞争力。
三是将纾解实体经济困难和高质量发展相结合。要把短期纾解实体经济困难和长远提高实体经济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针对实体经济成本居高不下、融资难、融资贵、市场萎缩、投资外流等突出矛盾和问题，制定出台一揽子可操作、可落地、可检查的政策措施，有效降低实体企业经营成本，改善实体企业营商环境。同时，确保这些政策不形成保护落后产能、落后技术和落后企业的温床，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短期纾困措施中设置长期竞争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考核目标，促进形成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竞争机制。
四是将推动协同发展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相结合。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健康运行离不开营商环境改善等宏观大背景的支持。为此，既要重视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者之间的协同关系构建和协同效应发挥，又要重视四者之外的重大变量改善。要完善相关制度和法规、优化政策环境，协同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加快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和高效服务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激发实体经济活力，为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健康运行保驾护航。
五是将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相结合。开放性和动态性是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必须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既释放开放红利，又释放改革红利。既要立足扩大内需，依托规模巨大、前景广阔的国内市场，进一步深化市场准入和要素市场改革，激活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进入、公平竞争的活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供给结构优化、创造市场空间，实现供给和需求相互促进和更高水平协调平衡。同时，要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发展空间，提升国际合作的水平和层次，拓展产业体系的国际市场空间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快塑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加强高端要素培育、提升要素供给质量，又要破解制度性障碍，构建高效灵活的协同发展机制，还要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创新，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审慎包容的创新生态。同时，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一）加强高端要素培育，提升要素供给质量
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要素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构建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基石。当前，构建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数量不足的问题，而是质量不优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大高端要素培育力度，加快提升要素质量。
一是加大科技创新要素培育。建议成立类似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实体，聚焦产学研合作短板，重点承担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产业创新网络构建等工作。按照企业主导、多方参与、军民融合、成果分享的模式构建，集合全行业国家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优势科研力量和行业领军企业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力争在制约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亟需攻克的重大技术、事关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核心技术或“卡脖子”技术、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的原创性前沿重大技术等重大技术领域取得突破。继续加大开放创新，在国家产业创新中心下设国际协同创新和技术合作组，专门收集中国企业的技术需求，对接跨国公司现有技术清单，开展合作研究和技术转让等。
二是加大现代金融要素培育。积极发展科技银行、民营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鼓励国有银行开展中小微企业服务，形成大中小组合、国有民营外资多元的银行体系，扭转信贷资源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错配现象，促进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需求衔接匹配。大力发展创业投资，放宽对创业投资地域、行业和收益率等方面的限制，提高创投机构、基金经理投资自主权，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经济领域高成长性行业的投资力度，鼓励创业投资机构通过资本纽带构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互动的产业生态圈。不断拓宽银行信贷、资本市场、风险投资、金融创新等各类金融服务渠道，减少间接融资比例，加大直接融资力度，稳健发展资产管理业务，形成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引入有效竞争、推动金融智能化转型等方式提升金融体系效率，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切实提升现代金融企业风险防范与管理水平。
三是加大人力资源要素培育。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战略，着重解决教育脱离经济发展和高技能人才等短缺问题。通过改革传统人才评价、考核和激励机制，加大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方式，吸引一大批有经验和影响力的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团队投身实体经济发展。要把促进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主要任务，持续加大对高中阶段教育投入，对低收入家庭子女实行免费普及高中教育。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生产自动化、人工智能等发展带来的工作技能需求变化，参考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职业教育模式，通过调整教学模式，大幅度提升中职教育中通识教育水平，避免单一职业技能教育模式，增加通用技能和综合能力培养，推动中职教育复合化和多元化，培养更多学习型、复合型、创新型、社会型的劳动者。
（二）破解制度性障碍，构建高效的协同发展机制
聚焦重点领域制度性障碍，通过重塑实体经济发展导向机制，强化科技创新引擎机制，顺畅现代金融服务机制，健全人力资源资本化机制，破除制约要素流动的不合理障碍，优化要素配置，提升要素效率，提升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本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形成实体经济与高端要素协同发展的高效机制。
一是重塑实体经济发展导向机制。坚持实体经济主体地位不动摇，把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作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举措。要强化对实体经济重要性的再认识，形成“尊重实干、崇尚实业、脚踏实地、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优化发展软环境，建立健全各类要素市场化发展机制，真正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切实加强产权保护，增强企业家发展信心，稳定企业家发展预期，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创业动力。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保障全社会实体经济从业人员的合理回报，加大对违规投机行为和违法所得的惩罚力度，引导全社会行业收入分配机制向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引擎机制。强化科技创新引擎作用，关键要建立激发创新活力、有利于成果转移转化的体制机制。要激发科技创新源动力。加快科研机构分类改革，促进应用型科研机构市场化改革，建立自主创新、自负盈亏的企业化应用型科研机构，彻底打通应用型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衔接障碍。彻底改变现有以经费管理为主导的管理方式，全面建立以科研成果绩效为导向的新型管理模式。要探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模式。推动建立领先用户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鼓励各领域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技术应用方建立企业为主导的科研机构，通过联合设计、合作开发等方式推动建立产业技术联盟，发挥领先用户在研发和成果转化中的作用，从根本上打破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体制机制障碍。要强化产业共性技术供给机制，定期开展企业共性技术需求普查，引导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发展方向，为科技计划项目设计提供依据。建立联合研发机制，支持建设一批政产学研多方参与的产业共性和关键技术研发机构。
三是顺畅现代金融服务机制。金融稳则经济稳，但逐利也是金融资本的天性，必须正确处理现代金融自身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共生共荣。要加速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放宽对外资和民营资本的进入管制，积极发展科技银行、民营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不断拓宽银行信贷、资本市场、风险投资、金融创新等各类金融服务渠道。要畅通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促进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发展，进一步推进企业资产证券化，适度降低投资者进入新三板市场交易的资本门槛。助推小额贷款与担保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打破金融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壁垒。要改革金融监管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尽职免责、纠错容错机制，打破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隐性壁垒，保障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真正享受同等的金融服务。
四是健全人力资源资本化机制。人力资源是产业发展的根本源泉，人力资源只有转换成人力资本才能更好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要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资本化的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科研成果所有权分配机制，保障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权。改革传统人才评价、考核和激励机制，改革职称评定和薪酬管理制度，取消职称评定指标配额制。改革国企领导的身份和薪酬体系，取消保留行政级别前提下的限薪办法。要打破人力资源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建立体制内外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人才流动新机制，加速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大幅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要重塑人才培养与发展的良性机制。加快教育改革，破除社会资本办学的制度性障碍，加快设立一批高水平民办大学、职业技术学校、在职培训机构，强化中等教育阶段的职业化理念和中职教育的通识教育，打通职业教育和学位教育的双向转换通道。建立高校和职业技术学校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实现产业结构与人才培养协同共进。
（三）深化改革攻坚，激发实体经济和要素发展活力
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不仅需要推动生产要素质量变革、优化各种要素资源的配置，而且需要深化改革，推动政府服务和体制机制的深层次变革，激发实体经济和要素发展活力，营造良好的实体经济发展环境。
一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打破制约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深入推进金融业改革，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金融业，通过促进市场竞争切实降低制造业融资成本。深化土地、资源能源等领域改革，促进要素更大范围更广程度优化配置和流动。消除地区、部门分割，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加快建立和完善负面清单制度，使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优化配置。
二是深化垄断行业和国企改革。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继续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等重要领域、关键行业和垄断环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合资、合作、并购、参股、入股等方式，积极引入优势互补并能提供战略支持的非国有资本，不断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益。将“竞争中性”原则应用于国有企业，把国有企业全面纳入竞争政策体系之中。按照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要求，以“僵尸企业”出清为突破口，采取破产重组、兼并收购、债转股、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有效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有进有退加速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放开民间投资市场准入，明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竞争壁垒，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履行社会责任。
三是放宽重点领域不合理管制。放宽教育、医疗、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和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兴领域的进入管制，吸引更多社会资源通过创新对冲成本上升压力，提升实体经济发展层次和水平。及时调整新能源汽车、网络约车、互联网医疗等领域相关政策、法规和行业标准，抓紧修改、废止阻碍新动能发展的规定，建立适应技术更迭和产业变革要求的标准动态调整和快速响应机制，营造更加适宜的创新生态，用高效率的服务为企业创新赢得更多的机遇。
（四）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包容创新的生态
营商环境是软实力，是竞争力、吸引力，也是构建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重要外部变量。必须进一步优化发展软环境，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
一是继续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建议强化系统联动，通过召开系统工作会议和专题培训会等多种方式开展系统联动、业务指导培训和交流，确保地方和中央机关业务精准无缝对接。积极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在前期指标体系构建和北京、天津、上海、深圳、重庆、南京等22个城市试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逐步扩大试评价范围，争取早日实现全国31个省（区、市）全覆盖，定期向社会发布《中国营商环境报告》（省域报告）和《中国营商环境100强》（城市榜单）两份报告，督促各地加快改善营商环境。设立一批营商环境示范区。
二是为新企业成长壮大提供优质服务。建议为企业开办和成长提供“点对点”服务。优化扶持流程，为创新创业企业的开办和成长提供政策、信息、法律、人才、场地等全方位服务，密切跟踪新生市场主体经营发展情况，促进新生市场主体活跃度提升。通过信用评级与税收便利挂钩，减轻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审批负担，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新创企业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优化创新创业企业融资环境，围绕创业企业从初创期、萌芽期、培育期、成长期等不同阶段，大力培育政府引导基金、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科技金融、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给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创业企业以针对性的资金扶持。严格规定政府引导基金投向，主要投向尚没有被风投发现的种子企业和早期发展企业。
三是加快构建新经济基础设施和数据平台。适应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量子通信、数字经济、知识付费、电子商务、在线医疗、远程教育、网络约车、第三方支付等领域新兴市场主体快速发展的需求，加快完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基因与种质资源库、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基础设施，推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和数据资源整合利用，构建一批覆盖全国全行业的数据库，促进大数据应用创新，切实优化服务流程，为新业态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数据、应用和基础设施服务。
（五）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
面对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战略性调整，需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新特点，对标国际先进规则，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通过全球资源利用、业务流程再造、产业链整合等方式，不断提升我国产业发展全球位势和分工地位，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大幅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加快在全国推广外资企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化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在金融、医疗、健康、电信等重点领域加大开放力度，取消制造业重点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充分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积极引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等领域企业，促进形成新一轮跨国公司和科技型企业对华投资热潮。在上海、海南、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等地打造高起点对外开放平台，探索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等体制机制。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有序放宽制造业准入限制，缩短“负面清单”长度，健全产业安全审查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创新，争取跨国公司及央企结算中心落地。
二是构建开放引技引智的新体制。积极构建国际开放实验室、世界产业创新联盟、全球创新网络等，加强与国际一流大学、顶尖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创新战略合作，吸引跨国公司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进一步简化外籍人士居留审批程序，支持中关村、深圳等地区开展技术移民试点，鼓励企业聘用高科技外籍人才，加大对全球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
三是完善产业“走出去”支持机制。加强政策指导和公共服务，支持建设一批境外合作区、科技园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促进国际技术和产能合作，鼓励优势企业发展国际总承包、总集成，带动包括装备、技术、标准、品牌等在内的产业输出，支持发展一批跨国公司，通过产业链整合、资本运作、联合经营、设立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构建全球营销及服务体系等方式，更好融入全球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通过投资、全球采购、OEM、ODM等多种方式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我国企业的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和产业国际分工地位。&
作者简介：盛朝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