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了，中国在近几百年的历史中获得了70年无内战的和平发展时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非常宝贵的和平发展时期。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民生凋敝的国家，在战争废墟上建设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70年间也有波折，也走过弯路，有经验教训，这70年是一个波浪式发展的过程。回首这70年，归纳起来，有5次经济建设高峰期。当然，这5次经济建设高峰在时序上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有的有交叉。

        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工矿企业的生产。

        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是围绕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展开的。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产业门类齐全，涵盖了国民经济各主要领域，有电站、煤矿、炼油厂项目；还有鞍钢、武钢、包钢、抚顺铝厂、东北轻合金厂、北满钢厂（特殊钢）、杨家杖子钼矿、吉林石化等原材料项目。还有众多门类齐全的机械制造业项目，例如西安飞机制造厂、第一重型机器厂、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拖拉机厂、哈尔滨三大动力厂，哈尔滨轴承厂、沈阳机床厂、葫芦岛造船厂、大连造船厂、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包头一机（生产坦克）、武汉重型机床厂、四川长虹、红光电子管厂等等。轻纺类项目有保定化纤厂、佳木斯造纸厂等，这些企业后来都成为行业的骨干企业，并为全国输送了大量技术人才。

       后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这些企业也经过了不断的技术改造，许多仍然是行业中的骨干企业，当然也有一部分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被淘汰了。应该说，当时苏联援助的这156项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在苏联也是最先进的，应该承认这一阶段苏联对中国的援建是真诚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中国奠定了产业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非常成功的。1957年反“右”开始，国家的工作重心有了转向。

       第二次经济建设高潮是1958年的“大跃进”。

       “大跃进”的出发点是想迅速把中国建成强国，但是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仍然用战争年代“广泛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的办法。

       “大跃进”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大炼钢铁，各单位都建小高炉炼钢铁。我那时还是学生，但1958年几乎整年都在参加炼钢铁。学校做的小高炉还没有一人高，用自制的耐火砖砌成。原料实际上很多是商铺的铁栅栏门，都被拆下来放在小高炉里去炼钢铁了，当时全国到处都是如此。炼出来的钢铁很多都谈不上质量，浪费了大量资源。我的家乡原来盛产毛竹，生产竹制品是当地重要的副业，后来竹林都被砍了炼钢铁去了，老百姓只好用人工到嵊县肩挑毛竹。

       由于追求高指标、“放卫星”，滋长了浮夸之风。农业领域居然报出亩产十几万斤水稻的产量。1958年算上劣质钢材也未能达到1070万吨钢的目标。钢铁、农业行业如此，其他行业也大同小异。这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用搞群众运动办法搞“大跃进”式的建设高潮很快就难以为继了，在党内也引发了不同意见，就有了七千人大会来纠偏。

       庐山会议的初衷也是为了反“左”，纠正一些“左”的做法。但遗憾的是，后来在庐山发生的一些事情使会议由反“左”变成了反“右”，1959年开始了反“右”倾运动，没有能够认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这以后一直以阶级斗争为纲。1964年“四清”运动，一直延续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近10年间都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而这段时间恰恰是世界科技革命风起云涌、日本经济腾飞、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时期，中国丧失了机遇，被强国拉开了距离，被小国追赶上来。“大跃进”浮夸风直接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其实很多是人为的失误），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大跃进”后，对经济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做了调整，大炼钢铁时的小高炉大多数废弃了，在一些中心城市形成了一批省级的中小钢铁厂，对日后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总体看1958年的“大跃进”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对经济的破坏，是问题多于成绩，第二次的经济建设高潮以这样的结局结束。 

       第三次经济建设高潮始于1964年，直到1980年的三线建设。建设高峰期是在1968年至1976年之间。

       三线建设的背景是，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威胁要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打击，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为防患于未然，毛主席提出了三线建设，对工业布局做战略性转移，在内陆地区建设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防范一旦战争爆发能保留应对战争的工业生产体系。

       一线是指沿海沿边地区，三线是指京广线以西、陇海线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甘肃乌鞘岭以东的西北西南内陆腹地，涉及13个省区市，多数都是山区。

       为准备打仗，三线厂址强调靠山、隐蔽、进洞。甚至提出进山一尺还是出山一尺是路线斗争。所以许多工厂建在交通十分不便，缺少基本生活条件的深山沟。这期间在三线地区的基建投入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参加了三线建设，建成了1100多个工矿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当时采用让一线地区老企业对口包建三线工厂的办法。例如第一汽车制造厂包建位于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汽车制造厂），三分之一的一汽老职工迁往湖北十堰的山沟。其他工厂由沿海迁往三线地区的职工比例和第一汽车制造厂大同小异，大体都在1/4至1/3之间。一重包建四川德阳二重；哈尔滨三大动力包建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上海机床厂包建汉江机床厂和秦川机床厂；北京汽车厂包建陕西汽车厂；上海热工仪表厂包建四川热工仪表总厂；鞍钢包建攀枝花钢铁公司等等。

       三线建设同样离不开基础设施先行。三线建设期间修建了成昆、焦枝、阳安、湘黔、襄渝等铁路，极大地改善了广大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状况。还建成了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等一批能源项目。

       在三线地区还部署了西南物理研究院、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大批军工生产企业，事实上，我国后来的大批杀手锏武器关键技术都是在三线地区研发和配套的，包括歼-20、轰六、核潜艇技术等。

       三线建设动员的人力物力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大跃进”都要多。毛主席对三线建设十分重视，发表了许多关于三线建设的分量很重的指示。例如“攀枝花钢铁公司一天不建好，我一天睡不着觉”“没有钱把我的稿费拿去”“没有路骑毛驴也要去”“现在去不去三线就和大革命时期要不要下乡一样” “三线建设要把好人、好马、好设备都调过去”等等。广大的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为建设三线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调往三线支援建设的同志都义无反顾携家带口奔赴三线。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和他们的后代都留在了三线地区，真正做到了献了青春献子孙。

       我当时大学刚毕业不久，也奔赴三线参加三线建设，七十年代中期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三线企业投产缓慢，机械工业部从三线工厂抽调了一些人协助三线企业完善工装配套，我被抽调安排在机械工业部汽车轴承局技术处，因为这个原因我到了东风汽车厂等许多三线工厂。我在《神州穿越》一书中有一篇“东风轶事”，讲了东风汽车厂建厂的一些故事。后来在媒体上还发表过一篇“那些隐秘在秦岭古迹中的三线工厂”。机缘巧遇，上世纪90年代原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划归国家计委领导，办公地点仍在成都，由我协助甘子玉分管三线调迁工作。

       国务院三线办成立后办公地点一直在成都，三线办的领导人是李井泉。彭德怀同志复出安排工作也安排在三线办，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可能没有人见过彭德怀写的诗，在川南攀枝花，彭德怀面对建设者的忘我劳动，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首七言诗颂攀枝花：“天帐地床意志强，渡口无限好风光。江水滔滔流不息，大山重重尽宝藏。悬岩险绝通铁路，巍山恶水齐变样。党给人民无穷力，众志成城心向党。”

       后来三线办领导是鲁大东同志，他去世后国务院三线办划归国家计委领导，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主要任务是对当时厂址选择不当、缺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企业进行调整搬迁。由于三线建设时过分强调靠山隐蔽进洞，有些企业无法在原址生存发展，于是将这些企业从山沟里迁出，集中安排在有城市依托的开发区。例如成都的龙泉驿、西安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都是集中安置迁出的三线企业的地方。经过调迁使这些企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例如我曾经工作过的三线企业现在成了世界最大的生产重型汽车变速箱的公司，是陕西省工业战线上的明星企业。

       由于三线建设是在基础设施差的西部地区展开的，而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过分强调靠山隐蔽进洞，所以建设成本肯定高于沿海，有的后来不得不做调整，因此对三线建设的利弊得失一直有不同看法。但是三线建设改变了我国的工业布局，有利于缩小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区域差距，为现在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有许多三线企业虽然地处交通条件较差的西部地区，但已经成为行业的骨干企业，例如东风汽车制造厂、东方发电设备制造公司、成都飞机制造厂、绵阳科技城等。江泽民同志倡导编写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由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包叙定任主编，我任副主编，曾培炎副总理领导了书的编写。对“大跃进”和三线建设的评价描述进行了认真讨论，对三线建设给予了积极评价。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迁移职工最多、建设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建设高潮。

       第四次经济建设高峰是从1973年实施的“四三方案”和华国锋任总理后于1977年实施，后来被批评为“洋跃进” 的大规模技术引进。

       其背景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党中央国务院抓住我国国际环境改善的有利条件，大规模引进了26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技术装备。另一个背景是，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人心思变，迫切希望把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了用43亿美元引进26套成套装备的计划，所以称为“四三方案”。毛主席、周总理很快在2月份就批准了这一方案。这26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肥、化纤和烷基苯三个领域，分别针对粮食增产、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生产化纤替代棉花，解决棉花与粮食争地，解决中国人的穿衣问题。这两个民生问题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烷基苯是洗涤剂原料，解决老百姓洗衣服问题。这26个项目于1982年全部建成，实际花了51.8亿美元。这以后，逐步取消了实行多年的粮票布票还有肥皂票，1984年取消了从1954年起实行了30年的布票。这26个项目中主要有辽阳化纤、四川维尼龙厂、上海石化、南京烷基苯厂、大庆化肥厂、云南天然气化肥厂等。还有一套武钢的一米七轧机。这一次的大规模引进和建设，抓住了国际形势的有利条件，执行也是顺利和成功的，如果说不足，就是当时对引进设备国产化工作重视还不够，导致引进13套大化肥设备后紧接着又引进了6套。

       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成为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也想尽快扭转“文革”对经济的破坏。当时经济面临的局面相当严峻，突出的问题是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紧张。1977年7月，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代表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今后除抓紧“四三方案”的在建项目的投产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总额为65亿美元。邓小平提议引进还可以加一点，譬如搞100亿美元也是可以的，后来又经过几次汇报，华国锋同意将引进规模扩大到180亿美元。这一次的技术引进包括建设宝钢、仪征化纤、扬子乙烯、大庆石化、烟台合成革厂等13套重大项目，还有43套采煤综采设备和几个电厂，以解决能源需求增加问题。但是不久，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受到批判，重大技术引进也被批判为“洋跃进”。宝钢建设和大庆乙烯等项目都被暂停，当时的冶金部长唐克等在人代会上因宝钢项目受到质询。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兼任宝钢政委陈锦华在上海也受到批评。后来陈锦华同志任国家计委主任后成了我的忘年交，他曾多次向我详细讲述了宝钢上马和下马的过程，包括对他本人的批评。后来陈云到上海调研，肯定了宝钢建设，在邓小平、陈云同志的支持下，宝钢恢复建设。我认为，宝钢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使我国钢铁工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通过“四三方案”和其后的技术引进，我国的钢铁工业、石化产业、化纤工业等产业缩小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石油化工、化纤成为重要产业，也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如果说问题，就是引进和建设规模的确超过了当时财政所能承受的能力。1978年决定引进的180亿美元，国内配套建设资金至少要1300亿元，而1976年我国财政收入才776.58亿元，连吃饭开支都很困难，所以有的项目延期，停缓建更增加了建设成本。另外，重引进，但对装备国产化的安排重视不够，导致连续引进23套大化肥设备，一次引进4套30万吨乙烯设备。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过10年“文革”浩劫后，人心思变，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顺应了党心民心，掀起了经济建设高潮。中间虽有波折，但邓小平同志1991年南方谈话又拨正了航向。1993年经济工作以反通胀为主要任务，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未能阻挡经济发展势头，使中国保持了30多年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平均年增长率超过9%。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神武景气”持续时间还长。

       改革开放后，我国首先是利用改革开放新形势，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我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国家计委，在国家计委机电局负责机械行业的技术引进。那时候从小到电缆接头、绝缘电瓷，大到发电设备、露天矿成套设备都要引进，最大困难是没有足够的外汇。我1981年进入国家计委，记得1982年的外汇储备是负10亿美元。所以，有限的外汇只能有选择地用于最优先需要引进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要国家计委审批的原因。后来知道了还有中外合资或独资这种形式。据李岚清副总理回忆，合资这种方式最早是在北京吉普与美国AMC汽车公司谈技术引进时美方首先提出的，中方不懂什么是joint venture，后来向最高领导汇报了谈判情况，邓小平同志批示可以尝试。李岚清同志回忆此事但找不到批示件，让我在国家计委找，我也没有找到。但是当时合资同样碰到外汇问题，审批条件最难的是要求合资企业自身外汇平衡，即合资企业必须用自己的创汇来支付外方投资者的利润，这就要求合资企业必须有出口创汇能力。而基础设施没有创汇能力，所以在基础设施领域很难有合资。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软肋就暴露出来，能源、交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所以当时把世行、亚行和外国政府贷款优先安排用于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当后来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到100多亿美元时，李鹏总理提议用外汇储备建设了苏州工业园电站、天津蓟县电站、湖北襄樊电站等。

       国务院领导充分认识到重大装备国产化对国家的重要性，成立了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当时，李鹏、江泽民都是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经委，由经委副主任林宗堂任办公室主任。我作为国家计委代表是办公室成员。根据国家的重大工程确定了12项重大装备，其中有30万、60万千瓦发电设备，50万伏输变电设备，千万吨级露天矿装备，秦山核电站装备，三峡工程设备，大秦线装备，30万吨乙烯设备，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设备，宝钢成套装备，秦皇岛煤码头设备，50万立方米城市煤气化设备，电子对撞机等。依托国家重大工程开展装备国产化工作，我国机械制造业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国务院重大办的工作为日后我国重大装备国产化奠定了基础。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经典案例极具战略谋划和智慧。大秦铁路的规划建设是其中之一。我国资源分布不均，南方缺煤，北煤南运占了铁路货运能力的近一半。过去的煤炭订货会最关键的是分配铁路运力。1985年规划建设从大同到秦皇岛的重载铁路专线，初期按1亿吨/年的运力考虑，并在秦皇岛建设了煤码头。后来经过几次改造，到了2010年大秦铁路线的运力达到了4亿吨，成为我国北煤南运最重要的通道。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因为当时缺少外汇，要求自己解决外汇问题。后来香港中华电力参股大亚湾核电站，所发电量的一部分输给香港，解决了大亚湾核电站的资金和外汇问题。国家没有拿钱和外汇就建起了大亚湾核电站，内地、香港和外商做到了三赢。同样由于国家缺乏资金，用煤代油的价格差自己滚出钱来，组建了神华公司，开发出现代化的神府煤田，神华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企业。

       在这期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之大、速度之快为世所罕见。对于财力基础并不雄厚的中国，这么大的资金投入从哪里来？其实任何国家，财政的每一分钱都是来自老百姓。为了解决电力短缺问题，我国建立了每度电两分钱的电力建设基金，用这笔钱来加大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后来这笔钱又用于农网改造。铁路建设基金则是通过铁路每吨公里运费加价3分3厘钱来筹集，而高速公路的建设采用“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这8个字解决了大问题，机场建设收取机场建设费。否则政府财政怎么能拿出这么多钱？而俄罗斯就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他们很多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做法。我曾应邀参加大莫斯科市的一个基础设施研讨会，当民众问到为什么交通这么拥堵、没有高速公路时，他们的交通部部长振振有词回答，财政只给我这么多钱，我只能修这么多路。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经常有一些经济学家批评基本建设规模搞大了，货币发行多了。但是这么多年来，虽然也有通货膨胀稍高的年份，但整体上没有出现像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通胀始终在可控范围内。

       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21世纪初先后出台了“西部大开发”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规划，但遗憾的是，迁就各地的攀比，面面俱到，缺少战略重点。

       我国经历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8月泰铢的贬值，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包括四小龙在内，货币贬值、经济受到重创。只有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采取了扩大内需的做法，在国际上一枝独秀。不仅经济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反而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1998年以后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过去还要快。

       至今还有人指责发行国债、扩大内需加剧了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但是这些批评者没有经历扩大内需的实践，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扩大内需究竟做了什么？

       1998年到2002年政府换届前5年共发行了63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6个方面。朱镕基总理一再指示这笔钱不能用于一般性的、扩大生产能力的加工工业项目。一是应对1998年的大洪水，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干堤进行了一次全面加固，疏浚江河、移民建镇、退耕还湖等，用于水利建设的投资占的比例最大。二是农网改造，首先实行城乡居民用电同网同价。三是农村粮库建设。四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里程迅速增加。实施了农村村村通公路、县县通油路工程。五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轨道交通。六是文化教育基础设备，对旅游景点的交通道路、卫生设施建设给予补助。高校扩招、大学筒子楼改造。后来应经贸的要求，对一部分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给予贴息，但所占投资比例不大。如果是现在，2万亿元也做不了这么多事。

       应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同样采用了扩大内需的办法，但4万亿元和前述的6300亿元不同，4万亿元是社会资金概念，包括了银行贷款、企业债券等，并没有6300亿元精准，投资规模也宽泛。但总的看，我国还是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保持了汇率稳定，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中国在船舶、汽车、通信技术和设备、高铁、电力、新能源等诸多领域从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外汇储备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为负储备到今天拥有3万亿美元。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仅水力发电站，中国企业在海外就投资建设或工程承包建成了350座，总装机容量达到8100万千瓦，相当于英国的装机容量，在拥有14亿人口和广大农村的中国实现了户户通电。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成功的经济实践说明了中国采取的经济政策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政策。有些“经济学家”也在搞“两个凡事”，凡事都拿中国的做法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标；凡事都拿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批评中国的政策。其实宏观经济学理论要和一个国家的国情结合，古典传统经济学不与一个国家的国情结合，不与社会与时俱进，就是教条的宏观经济学。他们认为什么时候都要做到供需平衡，没有通货膨胀才是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波浪式前进，“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才是真实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理论创新，走出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认识误区；进行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