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总体来说符合预期、总体合理、稳中有进。同时，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问题和风险依然比较多，下行压力持续加大。”12月7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作题为“当前经济形势与深化改革”的主旨演讲时表示，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稳增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尤其需要重点推进六大改革。

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均在相对合理区间或预期区间

“为什么说是符合预期、总体合理？这主要表现在增长、物价、就业、国际收支这四个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均保持在相对合理区间或预期区间。”张军扩说，从增长来讲，今年前三季度GDP平均增幅是6.2%，根据大多数分析预测，全年也将保持在6%以上，不仅处在全年预期6%-6.5%的目标之内，从世界范围来讲，也是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从物价来讲，前三季度CPI平均上涨2.5%，处在全年预期目标3%左右以内。根据分析，如果扣除猪肉价格上涨因素，CPI涨幅会更低一些。就业方面，前10个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193万，已经完成全年1100万新增就业目标的108%；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9月份下降0.1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而国际收支方面，1-10月，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0.4%，贸易顺差为23000亿元，也保持了基本平衡状态。在国内外发展环境十分复杂的形势下，四个核心的宏观经济指标能够取得这样的组合是十分不易的。

为什么说稳中有进？张军扩认为，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工业结构方面，1-10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6%，而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7%，比全部规上工业快3.1个百分点。投资结构方面，前10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2%，而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2%，快于全部投资9个百分点。另外，社会领域投资增长较快，民生短板得到加强。

二是营商环境继续改善。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中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从2017年的第78名，提高到今年的第31名，两年共进升47位。营商环境的持续大幅度改善，对于中国经济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保持相对平稳增长，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三是民生继续改善。今年以来，面对经济持续下行、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生工作，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着力解决民生突出问题，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项目的调查结果，今年以来，在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之下，居民对当前生活状况的满意度、对过去一年民生改善程度的满意度以及对未来信心，均比去年有较为明显的上升。

“在看到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依然较多，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张军扩指出，市场需求不足，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债务等风险加大，营商环境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6.4%、6.2%、6.0%，放缓趋势明显。特别是在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效益情况不容乐观。1-10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9%，其中10月份下降9.9%；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14.9%，比1-9月上升3.5个百分点。

明年也将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从外部环境来看，虽然各大国际组织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比今年会略有回升，但回升幅度有限，回升力量脆弱，特别是在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外部环境很难有大的改善。而从国内来看，一方面，投资、消费都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内需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仍将突出；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放缓，保护主义加剧，国内营商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的背景下，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也会对投资和生产的增长构成较大压力。

经济潜力仍然很大但须通过改革争取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张军扩指出，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形势，涉及到对两个方面重要问题的分析和判断。

一是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分析和判断。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及潜在增速问题，在前几年的研究讨论中形成了两点基本共识：一是虽然由于发展水平提升、后发优势减弱和发展阶段变化，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三四十年间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但中国是个非典型性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从对日本、韩国等相对较小的经济体研究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不一定适合中国，无论从供给要素还是需求空间来看，我国都具有诸多独特的优势和条件，因此，仍然具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如10-15年）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二是中国经济所具有的中高速增长潜力并不能自动释放，并不能自动变为现实的增长，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去争取的。如果改革和政策不到位，潜力也可能不能变为现实。

“这两点结论和共识今天仍然是成立的。”张军扩说，中国经济潜力仍然很大，但需要通过改革去争取。

既然潜力不小，为什么经济仍不断下行？

张军扩表示，导致近年来经济持续下行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主要归纳为三大类：一类是阶段性变化原因，就是发展水平调高了，后发优势减弱了，因而潜在增长率下降了。二是外部原因，包括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总体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等。除了这两个原因外，还有一类就是体制机制制约的原因。三类原因都是存在的，但政策重点应当有所不同。第一类阶段性原因是客观规律使然，主要是适应问题。第二类外部冲击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我们应当积极争取最好结果，但并非我们自身能够单独控制。而第三类体制原因则不同，是我们自己主动作为就可以做到的。因此，通过加快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突破制约经济增长潜力充分释放和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应当成为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重点。

“当前，需要注意防止两个倾向。”张军扩指出，一是过分关注阶段性因素和外部因素对经济下行的影响，而对体制因素的影响关注不够，特别是不能把经济的下行全部归因于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二是面对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经济政策要避免通过“大水漫灌”式强需求刺激来提升增长速度的误区，而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以改革促增长、促稳定。

高质量发展和稳增长应重点推进六个方面改革

张军扩认为，从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稳增长的角度考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尤其需要重点推进以下六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要切实加强产权保护和稳定民营企业家的预期与信心。这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基本和重大问题。为此，一是要进一步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国家现代化总体目标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基本经济制度的长期性。二是要依法严格保护产权，并使产权人形成良好和稳定的预期。现阶段的重点，是各级政府要形成严格的产权意识、合同意识，在法律和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努力做到透明、公开、可预期。三是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尤其是要在公平市场准入、公平获取生产要素和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等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

第二，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论是增强活力、提高效率还是应对挑战，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为此，一是要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改革要求，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的分布结构，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撑、引领和带动作用；二是要以解决一股独大和以转变经营机制为重点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三是要深化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健全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内部人事管理制度，充分调动经营管理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第三，切实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为此，一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打破对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的各种隐形壁垒和隐形歧视。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依法加大对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处罚力度，增加违规成本。同时，要根据发展阶段变化，及时更新和提高质量、环境、安全标准，充分发挥国家标准对促进产业升级和提升发展质量的倒逼机制。三是要着力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真正形成优质优价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

第四，要下大力气解决政府职能错位问题。其中的关键，是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特别是产业升级方向、方式以及产业优胜劣汰与重组等的直接干预。在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特别是淘汰落后产能、淘汰僵尸企业等过程中，要尽可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作用，要更多转向功能型社会性支持政策，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第五，要进一步优化创新环境。下一步发展和竞争主要靠创新，创新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为此，必须下大力气改革我国的科研、教育和人才管理体制，着力营造能够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来华从事科研教育工作或能够充分为我所用的良好环境。科技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如何加快营造良好的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吸引人才的环境，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只有我们的创新环境比别人强，更有吸引力，才能最终在科技创新竞赛中获得竞争优势。

第六，要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尤其是地方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所有事情都是需要人去干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快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广大干部强烈的发展积极性。面对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的艰巨任务，需要尽快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统计指标体系，加快完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制度、激励和容错制度等，以充分激发和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