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变幻的2019年已近收官，理性前瞻和务实谋划2020年宏观经济政策与目标，对于非常国际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为此，中国经济时报约请银行界的经济学家，凭借其研究视角和数据优势，以独特的分析框架预测2020年经济走势，期望为未来之路廓清方向。

主持人 范思立

嘉宾

连 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陈卫东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经济增长仍应坚持底线思维

中国经济时报：根据分析研究，中国2020年的整体经济形势如何能够概括预测？

连平：展望2020年，如果中美贸易摩擦趋于阶段性缓解，而逆周期政策调节力度有所加大，经济增速虽有可能小幅下降，但仍有望保持6%左右的增速。

陈卫东：展望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同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增多。从实现“两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大目标来看，2020年宏观政策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建议把稳增长尤其是“保6”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核心。

黄剑辉：展望2020年，主要经济体货币宽松效应显现，全球经济有望探底企稳；美国大选年中美贸易摩擦有望进一步缓和，出口价值链有望重获动能；英国避免无协议脱欧，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正被市场逐步消化，这些均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与消费者信心。

2020年是中国实现翻一番目标的最后一年，经济增速至少需要保持在6.0%以上。总体来看，2020年经济仍将面临不少困难，单季可能会跌至6%以下，但应不会出现明显下行，预计全年经济同比增长6.0%左右。

连平：虽然中国经济处在转型阶段，传统动力包括出口、基建和房地产总体上处在减弱过程之中，但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仍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发挥作用，与新兴制造业、数字经济和新型消费等新动力一起推动经济保持增长。

密切关注宏观经济的风险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居于问题导向，对短期宏观形势作分析预测，社会更关注经济的风险点，请问来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陈卫东：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持续存在。近期中美经贸谈判有些新进展，但不会改变中美博弈的长期化、复杂化趋势，这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带来持续性影响。一是中美互加关税的实质性影响还将持续显现，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市场信心等方面均将产生影响。二是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外迁压力有所加大。近年来，人口红利衰退导致部分企业生产线迁出中国，中美贸易摩擦迫使跨国企业重新思考全球布局策略，加速了中国产业链外迁进程。三是加大了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压力。除经贸领域以外，美国还将华为、科大讯飞等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名单”，减少甚至“中断”高端制造核心上游供给。四是加大金融市场波动风险。伴随中美贸易摩擦一波三折的发展，中美两国股市呈现出明显波动放大的特点，且中国股市由于自身投资者非理性特征明显，导致波动程度更大。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承受较大压力。

猪肉价格上涨带来短期冲击。2020年，在猪肉价格上涨影响下CPI涨幅将明显提高，但食品价格与非食品价格、CPI与PPI之间结构性分化走势仍会延续，需要全面、辩证看待。一是非洲猪瘟对猪肉供应的冲击或比预期的更为长久，也使得“猪周期”比过去的更长，猪肉价格持续高位会带动食品价格上涨，增加居民生活成本。二是2020年尤其是上半年CPI涨幅仍会较高，这可能引发市场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影响市场情绪和信心，改变消费和投资行为。三是短期内物价的走高或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制约，也会对债券等金融市场利率带来一定压力，政策需要在稳物价与稳增长之间作出平衡。

实体经济需求低迷制约信贷反弹。在稳增长任务更为紧迫的背景下，需要加大金融逆周期支持力度，但当前实体经济需求低迷对信贷增速形成了明显制约。一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下，实体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困难，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工业企业利润由正转负，企业投资意愿不强。二是去产能、环保限产等政策给传统行业带来较大压力，导致这些行业的融资需求下降。三是企业生产效益不佳，贷款不良率有所上升。

债券违约风险或向信贷市场传导。受经济下行、企业盈利能力下滑、部分企业主观逃债等因素影响，2019年债券市场违约现象仍呈现高发态势，若不及时化解，未来可能向信贷等其他金融市场蔓延，尤其要关注制造业和民营企业的违约风险。一是一些企业经营状况并不理想甚至还在恶化。二是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周期拉长，制造业和私营企业更加突出。三是不同企业、不同行业去杠杆化进程不同，国有企业“降杠杆”，私营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加杠杆”。

逆周期调节政策应加力提效

中国经济时报：在国内外经济环境严峻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宏观调控政策，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连平：为了有效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失速，实现稳增长政策目标，宏观逆周期政策应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并适度加大调节力度，以切实提升质效。

积极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的逆周期调节作用。2020年财政政策对稳增长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是加大财政支出在逆周期调节上的力度，财政赤字率可以提升到3%或者略高于3%。二是地方专项债券规模可以扩大到3万亿元以上，提前计划并在年初发行，并且扩大将专项债券作为项目资本金的范围。三是扩大地方财政税源，提升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加快步伐落实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提升地方税分成比重。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保障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四是明确地方政府稳增长的责任，加大考核力度，摒弃不作为现象。五是进一步盘活全国机关团体存款和财政性存款，以有效拉动总需求。六是进一步落地减税降费，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减负。

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应更多地从“增信用”的角度发力以疏通信用创造渠道，提升政策边际效应。具体方式可以从提高监管对于银行风险监管指标容忍度、定向为商业银行补充流动性和合理补充资本金等方面入手以改善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积极性和投放能力。在全球普遍降息的背景下，境内外利差持续扩大也可能衍生出阶段性汇率过度升值压力。国内适度向下调息、通过降准适度增加流动性、减轻银行负债端压力不应被当前CPI阶段性、结构性上行所掣肘。MLF操作利率已成为现阶段价格型调控重要工具。提升价格型工具主动性将有利于增强预期管理，改善与市场的沟通，减少市场预期与政策调节之间的偏差。为更好地支撑LPR对贷款利率的引导作用，需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贷款定价惯性行为，真正参考LPR报价，促进市场实际贷款利率下行。

陈卫东：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将财政赤字率提高至3%甚至以上。

一是提高财政赤字率。应对经济持续下行压力，2020年财政政策应更注重底线思维，将稳增长放在优先位置。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可考虑由今年的2.8%上调至3%甚至以上水平。

二是将减税降费和扩大基建补短板作为财政政策的两大抓手。在总需求持续走弱情况下，地方专项债扩容是短期逆周期调节政策的重要手段。根据2019年和2020年GDP增速分别为6.1%和6%推算，则2020年地方政府性基金赤字将由2019年的2.15万亿元提高至3.24万亿元。同时，发挥好专项债资金杠杆作用，撬动更多市场化资金，以基建投资为抓手，托底投资增速趋稳。此外，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并举。

调整货币政策基本取向，引导货币信贷合理适度增长。

一是综合运用降准、降息手段，引导货币信贷合理适度增长。考虑到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在全球仍居较高水平，未来仍有降准空间。综合多方因素考虑，建议2020年应降准2—3次。降息方面，考虑到银行存款成本刚性是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面临的主要障碍，未来要综合运用LPR、MLF等措施引导利率下行和降低货币市场利率过度波动的情况，以此推动商业银行存款成本下行。

二是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前制造业投资下滑不仅加大了投资的下行压力，也不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制造业技术改造由于投入较大，预期收益不确定等特点，财政资金等政策性资金覆盖面较低。未来，可考虑确定一个抵押补充贷款（PSL）额度，专项用于支持制造业技改投资，以促进制造业投资企稳。

三是加强应收账款拖欠问题专项治理，化解非市场因素造成的货币政策传导“梗阻”。应收账款拖欠问题是不少中小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也是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梗阻”的重要原因。建议政府通过加快前期欠款的催收和拖欠惩罚力度，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明确应收应付条件与期限、保障支付链条下游企业权益等方式，继续强化对应收账款问题的治理。

黄剑辉：财政政策应定向发力、精准施策。围绕稳增长目标，财政政策将保持积极基调，定向发力、精准施策，增强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一是继续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这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之举。2019年，我国减税降费力度空前，涉及增值税、个税等12个税种，养老保险等19个费种，规模超过2万亿元，对财政收支平衡构成较大压力，加之部分政策效果将延续至下一年，因此预计2020年减税的力度可能不及上年，其方向大概率是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以重点加强对小微、民企的支持。具体可能包括推进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及环境保护费等领域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调整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等。

二是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央及地方开源节流，多渠道筹集资金弥补减收、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硬化预算执行约束，以保持较高的财政支出强度。财政支出更多向重大基建项目和民生项目倾斜，以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筑牢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根基。

三是上调赤字规模和赤字率。2020年，在持续减税降费和严控房地产的政策背景下，财政面临较大的减收压力，同时受稳定就业、保障民生、污染防治等因素的影响，财政支出中刚性支出增加，考虑到3%的社会预期心理防线，加之赤字率过高会产生挤出效应扰动市场，预计赤字率目标为2.8%—3.0%。

四是地方专项债继续扩容，但需引导资金运用。地方专项债不纳入预算赤字，额度进一步调升的概率较大，预计2020年发行规模将超过3万亿元。考虑到2019年虽然有超2万亿元专项债发行，但是基建投资增速一直在低位徘徊并未突破5%，主要原因在于专项债大部分用于棚改、土储两大领域，未形成有效投资。因此，2019年9月初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提前下达的2020年专项债不得用于上述两个领域，但要扩大使用范围，重点用于交通、生态环保、职业教育、托幼、养老等10个领域。

五是探索优化体制机制推动减税降费更好落地。继续推进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缓解地方财政运行困难，释放更多减税降费空间；优化纳税服务，简化申报流程，提高办税效率，进一步解决纳税人和缴费人反映的痛点、难点、堵点，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有关部门应密切跟踪、及时解决落实过程中的问题，加大督查力度，促进纳税人更好地享受政策红利。

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健略偏宽松的总基调。企业2020年投资意愿将保持低位，信贷需求不足，实体经济与金融环境运行情况都仍需要货币政策相机抉择和动态调整，逆周期调节不会缺席。但考虑到通胀环境和房地产调控进程，央行将保持稳健略偏宽松的总体基调，以渐进的步伐实施定向结构性放松，大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帮助扩大内需，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一是关注通胀形势，把握货币政策合理放松节奏。当前的结构性通胀环境将在2020年初持续，猪肉等食品价格继续推动CPI处于高位，但与此同时核心CPI低位徘徊，PPI持续下行。2020年货币政策放松空间和节奏将会受到一定限制，但不会影响稳健偏宽松的总体基调和大方向。

二是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结构调整。2020年，央行将继续通过降准、定向降准、MLF、TMLF、再贷款等定向工具激励金融机构对民企、小微、“三农”、扶贫等领域实施精准“滴灌”。2020年，降准仍可期。当前经济仍需逆周期调节政策稳增长，同时考虑到以往央行往往在春节前通过各类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注入更多流动性，应对春节期间大规模现金漏损带来的流动性需求，因此央行在春节前再次推出降准的可能性较大。随着通胀掣肘减弱，后续央行也仍有再次降准空间。

三是通过利率市场化推进引导贷款利率下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仍然是2020年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尤其是在年初通胀上行压力缓解后，贷款利率下行空间仍较大。央行将继续通过LPR报价缓步、小幅下行来逐步引导贷款利率下行。MLF操作频率或将增加，在LPR报价前开展MLF可能成为常见操作，目的是强化其在LPR报价基准中的作用，通过LPR下降促进市场化降成本。目前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依然偏低，且企业自身融资意愿有待提升，但在政策发力下信贷结构正在逐步优化，预计2020年融资成本将进一步下行，市场融资环境继续改善，制造业和民企等领域融资将逐步修复。

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以上对2020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请问还有哪些其他建议？

陈卫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由破向立转变。

第一，从去产能向促转型、谋升级转变。目前煤炭、钢铁去产能任务已完成。随着技术标准、环保、差别电价等市场化去产能手段的建立，无效供给逐步退出市场。2020年应更注重提升产业链水平，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机器人、高新材料、5G、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应用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促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形成适应需求变化的有效供给，塑造和培育新的产业竞争优势。

第二，从去杠杆向优化杠杆转变。近年来在去杠杆政策作用下，宏观杠杆率稳中趋降，微观杠杆率持续下降，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融资渠道的过快收紧。未来随着金融市场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国企改革方向的逐步明确，去杠杆政策可以向优化杠杆转变，这也是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的必要之举，从去杠杆转向优化杠杆也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高杠杆效率。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强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加企业股本融资。另一方面，稳增长需要流动性支持，而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短期内难以改变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结构。在监管政策和规则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应更加突出加强金融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等实体产业的有效支持。

黄剑辉：需求侧继续发力，继续做好“六稳”工作。

从近期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看，决策层对于形势的判断相对谨慎：全国层面，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猪肉等一些产品价格上涨较快、企业经营困难增多等矛盾交织；区域层面，地区经济走势分化明显，一些地方工业、投资等指标增速下滑较快，发展动力减弱，财政收支和保障民生压力较大。应对整体经济下行、地区走势分化，宏观政策要稳定、有效和落实。预计2020年经济政策的基调是继续落实好“六稳”部署，更有效运用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工具，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妥善应对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努力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运行。

需求侧稳增长政策将继续发力。一是提振固定资产投资。随着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地和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制造企业融资环境将大幅改善，制造业投资有望回暖。二是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住不炒”的调控基调不会变，但在“因城施策”框架下，2020年部分城市房地产政策将结构化边际松动。三是多举措促消费稳增长。2020年将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加大开放力度，创新提升消费能级，大力培育新兴消费优化环境要素保障，预计将有拉动汽车、家电等消费的方案出台。四是发挥好出口对稳增长的支撑作用。2020年，随着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营商环境的建设，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进一步扩容，外贸发展将上升到新的阶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持续推进，其重点是补短板、降成本和去杠杆。补短板方面，要加快农村、西部、民生等领域的基建，同时，要加快发展科技和创新短板。降成本方面，重点还是减税费。去杠杆的政策总体是明确的，重点是加快处置“僵尸”企业，推进债转股落地，降低国企资产负债率；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控制隐性债务。去产能方面，要加快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去产能机制，要加快完善企业破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