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可以有，“四万亿”不能再玩时间： 2020-03-23信息来源：刘亭随笔 2020年3月12日　作者：刘亭　责编：qgy

报载，近期31省推出了40万亿的基建投资计划，重启新一轮大规模基建的呼声也日见高涨。与此同时，“新基建”亦被高层“点名”。3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强调，要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进度。

很显然，要对冲疫情对经济正常运行的冲击，首先是要在继续有效防控疫情反弹和回潮的前提下，尽快去除和调整诸多“高等级风险疫情”下的隔离措施，使得全面复工复产成为现实，并促进全社会的经济社会运转恢复正常。其次，从宏观调控的角度，也可酝酿出台一些拉动经济的大招和实招。热议中的“新基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台的。从反周期的角度，似乎不失为一种顺势应时的良好对策。

但对此，我觉得还是要保持清醒头脑，话分两头说。本次所提的新基建，关键是有个“新”字。新基建的“新”，到底“新”在哪里？不是时间序列上的“新”，也不是字面提法上的“新”，而是从内涵上、主体上和方式上，都应当有别于过往。在闹明白了“新”在何处的前提下，我的结论是：新基建可以有，“四万亿”不能再玩！

新基建的“新”从内涵指向上来看，主要是指“5G网络+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还有一些因疫情暴露出“短板”的公共卫生设施和应急储运设施等），和一向以来大规模基建所指的“铁公鸡（铁路、公路和机场）”显然不同。当然，对新基建再扩充一些，把涵盖新能源的譬如充电桩、充气站等包括进来，也未尝不可。甚而至于，把促进制造业和所谓实体经济“数字化改造”的配套基础设施都囊括进来，也勉强说得通。但无论如何，新基建中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建设，主要是指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也即同新一代信息技术泛在应用相关联的投资建设活动。在此之外，把新基建的内涵无边界地泛化，恐怕不是对新基建内涵负责任的解读。至于把新基建像当年“四万亿”那样，理解为是中央“萝卜快了不洗泥”，是对于一窝蜂地“大干快上”的一种默许，那更是大错特错了。

新基建的“新”从实施主体上来看，主要是指包括国企在内的市场化主体，而非地方政府以各种投融资平台出面的政府债务“化身”。信息基础设施和传统的“水（利）电（力）路（交通）信（基本通信）城（城市基础设施）”相比，既有作为基础设施公共性、公益性、稳定性的一面，但也有较多商业性、逐利性、可变性的一面。尤其是我们现在正身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前沿，也是一个技术快速迭代更新的当口，科技方面尚存在大量不确定和高风险因素。在国家宏观指引下，由体制机制灵活、产权盈亏明晰、决策自主分散的市场化主体来承担这方面的任务，既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事实上，国外的电信公司基本都是私营或股份制的，数据中心和各种平台，也是大量由私营企业投资建设的。华为参与的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也没有应着什么国有企业的名分。至于像公共卫生和应急调度的一些社会基础设施，那责无旁贷倒都是政府的事情。

新基建的“新”从运作方式上来看，主要是市场化主导而非行政化主导的方式。依我前述内涵解读的新基建，其建成后的功能应用，一般来说都可以保持市场化投资和运行的“良性循环”，因而纳入市场化运行轨道，是没有问题的。但真正保证电子政务数据可靠运行的网络设施和数据中心，那还应当由政府来“买单（投资）”。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其建设实施也应由政府的公司来完成。事实上，它们大多也都是由民营高科技公司来“担纲”完成的，而政府只是通过竞争性招标的方式，购买此类“专业化的服务”。至于有些新基建的内容，功能上可以完全民用，也可以官民和政社共用，那就可以继续采取“PPP”的政府和社会资金共投共建的模式。但其中的权利和义务，须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协定、合同等具明固定下来。

在上述三方面的正本清源之后，我觉得新基建可以有，而“四万亿”不能再干。客观地说，早在十年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的俗称“四万亿”经济刺激措施，就本身的内涵而言，照纸面上的表述并没有什么错——两年因政府扩大赤字和信贷规模，而政策性带动扩大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过新增区区四万亿元。应当说，这还是“相当谨慎”和“偏于保守”的。

但国内的行事风格，“你也懂的”：一松口就会“刮风”，一“刮风”就会下雨。一些官员不管是出于寻租的动机，还是想追求政绩，本来就对亲手搞项目有一股子热情。如果一旦再形成“政治正确”的风口，那更会助长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结果是政府一马当先，各地一窝蜂地上项目，“把猪给吹到了天上”。所有的投资也在一夜之间，都戴上了“有效投资”的桂冠。短时即期的“一枝独秀”肯定是有了，但因此造成的产能过剩、债务陷阱、损失浪费等“一地鸡毛”，至今还让我们处在“三期叠加（其中之一为‘前期政策消化期’）”的历史漩涡之中。正是从这个可能重蹈覆辙的特定意义上，我冒叫一声：“新基建可以有，‘四万亿’不能再玩！”

顺便说一下，新基建的主体中，大概率的会有一批近年来“崛起”和“暴发”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一向所说的“BAT”暂且不论，其它还有不少。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环境下，这些平台公司承担了堪称巨量的、政府政务数据和社会公益数据的服务，对这种既有格局带来的公共安全风险，必须要有足够的预见和防范。政府购买相关服务的过程，同时也应是政府对其实施有效监管的过程。监管寓于购买，服务要确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