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主体行为的经济学范式承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思考时间： 2020-04-25信息来源：学习与探索 2020-04-15 作者：金碚 责编：qgy 姜新旸
摘 要：就其使命而言，经济学是不能满足于抽象的假设—推导范式承诺，而是必须面对现实的。而且，正是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现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规律，可以弥补高度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经济学之不足，丰富经济学的内容，使经济学更具科学价值和现实性。经济学在域观范式承诺下，才能把握人的行为。经济学关于“经济活动空间”的范式承诺转变，在劳动力人口条件的域观特征刻画上，具有基本方法论的重要意义。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实际上是观察企业行为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对疫情时期众多企业的现实表现的观察，可以对企业改革和各类社会组织（特别是医疗卫生机构）的改革提供极为有益的启示。各国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是没有唯一的“最优”模式的，有效适应就是理性选择。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都是在社会过程中不断演进的，没有“最优”模式，只有不断适应和调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正常的经济秩序产生极大的冲击，中国必须采取适应中国国情的断然措施，这也可以说是生态理性的选择。各种制度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而其适应性，即能够较有效地应对本国国情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就是在客观上合理的制度。人类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永远会有不足和缺陷，有改进的空间，但可以相信，社会进步的步伐永远不会停止。
关键词：经济主体行为；经济学范式；新冠肺炎疫情；理性选择；中国特色
经济学总是倾向于假定其研究对象是在抽象的“通常”条件下发生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一般以“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这样的表述来假设其经济活动空间性质，其含义实际上是“假定所有条件相同”。也就是说，经济学只研究基于一定范式承诺的假设条件下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不涉及“其他条件”发生变化时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所以，经济学的假设条件所框定的研究空间可以是高度一元性的，即假定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任何国家中，人的行为和经济关系至少在抽象逻辑上是同质的，即人性相同。按照这样的范式承诺，经济学把关于经济主体及其行为的差异性的研究都推给了其他学科（例如社会学、管理学等），而自居于想象中的“纯粹”乌托邦世界之中。因此，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唯一可以演绎逻辑方法，从对“原子”或“细胞”的同质性假设出发，而推演出整个理论体系的学科。她很精美、严谨，但是距离现实很遥远，尽管她要研究的经济活动是人类最世俗、最现实的行为。但是，世界上是不存在“其他条件不变”或“所有条件相同”的经济活动空间的。“其他条件”总是变化的，各种社会条件总是可能非常不同的，所以，就其使命而言，经济学是不能满足于抽象的假设—推导范式承诺，而是必须面对现实的。而且，正是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条件（即“其他条件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发现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规律，可以弥补高度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经济学之不足，丰富经济学的内容，使经济学更具科学价值和现实性。2019—2020年之交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时期就是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可以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实验条件”样本，以其极端条件下的表现，揭示某些内在规律。
经济学如何假设其自然主体——人的行为
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关于自然人的行为假定是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基础和学术范式承诺的前提。众所周知，当假定市场经济条件，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主流经济学假定人的行为具有“经济人”性质，有些经济学家尽管承认这一假定并不科学，但为了逻辑推导的简洁方便，也权且认可从经济人假定出发来进行理论分析（推导），即承认经济人假定具有经济学意义的学术基石性质。
经济人假定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认为，“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他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社会现象归根结底是由单个个人的行为所决定的。而且认为或者相信，“那些伟大的个人主义作家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实际上是要找到一套制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其普通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通俗地说就是：个人主义相信人类可以建立一个人人都按“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他人（社会）”的行为方式进行活动的经济制度，这就是市场经济，而且相信这样的制度是可以达到“均衡”和“最优”的。
那么，单个个人的“为自己”行为有什么性质呢？经济学家们有各种表述：人总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有回报的事”“自己愿意和喜欢的事”“有既定目标的事”等。所有这些表述的含义大同小异，都集中于两个最基本的要义：一是自私，二是理性。
关于经济人的自私性和理性，经济学家们有许多争论，因为在现实中人和人及其行为的差异性是很大的，相信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会承认“每一片树叶都不相同”，即对于如何“为自己”，人与人是各不一样的。那么，在经济学研究的抽象过程中，如何假定（即抽象）人的行为呢？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个人主义者的论断的真正基础是，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知道谁知道的最清楚；并且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社会过程使得每个人在其中都能够尝试和发现能够做的事情。”按照这一说法，个人的行为并不是自己独立自主决定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过程（社会条件）下才知道如何行动和作为。换句话说，并非人人都是由抽象人性所决定的具有自由、自主能力的“自私自利”经济行为主体。
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的一个常被引用的著名论断则表达得更为清晰，他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按照这样的深刻理解，在经济学中，还能假定人能够知道做什么事对自己最有利，或能够得到所预期的最大回报吗？
为了回避这个会引起极大分歧的难题，排除关于这一问题的高度复杂性，避免陷入无止境的哲学争辩，经济学不得不走一捷径，即进行“抽象”和“简化”，把自私和理性假定为只是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而关于经济利益，最先是简化为“物质财富”。但“经济利益”或“物质财富”还是过于复杂，难以计量。于是，经济学进一步将其简化为交易关系中发生的易于计量的“流量”，即“产出”“支出”或“收入”。而且，还要能够用货币单位来计量，因而将其定义为市场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货币易手量。这样，经济活动的行为目标就被经济学抽象简化到了十分狭窄的范围之内。因而，经济人就被假定为几乎是如同“守财奴”那样的重商主义者，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和积累货币量为其经济行为的唯一目标和动机。
很显然，这样的行为目标假定是严重脱离现实的，甚至是很荒唐的（按此方式计算，庞大的俄罗斯国家，其“经济规模”居然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省），但这确实是经济学所依赖的工具理性逻辑基础，否则，经济学就无法“计算”了，而如果无法计算，那还算什么经济学呢？当完全不考虑“其他条件”和复杂“社会过程”时，这样的假设—推理范式勉强可以接受，权且作为“模型”。但是，一旦进入现实条件和具体的社会过程中，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例如，经济学假定人人都是人性相同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者，但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条件下，尽管受感染人群数相对于全国人口来说是一个极低的比例，死亡人数也远远低于汽车车祸或饮酒致死人数，但却极大地影响了人的行为表现：一些人自动居家隔离，一些人如医护人员高强度投入工作，一些人如参加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以及多所方舱医院的抢建工程……人的行为差异发生显著的系统性变化，完全偏离“经济人”的假设行为方式。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当然是一个极端场景，并非常态，但却可以揭示不同域境条件下人的行为差异，尽管有些夸张和“扭曲”，但却可以更具显示性地表明：人的行为特征并非经济学“微观”范式承诺所假定的那样“理性”而同质，而是具有显著的“域观”特征，即不同域境（即在具体的现实条件和社会过程）中的人群行为是不同的。经济学必须在域观范式承诺下，才能把握人的行为，即使是按“目标—手段”的构架来描述和刻画不同域境中的个人行为，也不能拘泥于抽象的经济人假设。
按照这样的范式承诺，那么，就必须承认，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运行方式（或模式）的一元化假设也是不可取的。按照那样的一元化假设，既然人的行为方式具有同质性，那么，经济运行方式也合乎逻辑地具有相同性（一元性）。而如前所述，实际情况是，既然人群行为具有域观特性，那么，不同现实条件和社会过程中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必然具有域观性。现实经济的这一域观性质，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用工所面临的劳动力状况如下图所示：
注：L0：全社会可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人口；A0：未接触病毒者；A1：接触病毒者；A2：有抵抗力者；B0：缺乏抵抗力者；B1：轻症者；B2：重症者；A3：轻症自愈者；A4：重症治愈者；S：死亡者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中，全社会可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人口L0，在新冠病毒传播下，分为未接触病毒者A0和接触病毒者A1 ，即L0=A0+A1；接触病毒者A1区分为有抵抗力（而未病）者A2和缺乏抵抗力（而得病）者B0 ，即A1=A2+B0；缺乏抵抗力（而得病）者B0区分为轻症者B1和重症者B2，即B0=B1+B2；轻症者B1成为自愈者A3 ；重症者B2的治疗结果或治愈成为治愈者A4或医治无效成为死亡者S，即B2=A4 +S。
中国劳动力人口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健康结构从L0=A0+A1，变为：
L0=A0+A2+B0；
然后，一些抵抗力较弱者得病，健康结构变为：
L0=A0+A2+B1+B2；
经过自愈和治愈过程，健康结构最终将变为：
L0=A0+A2+A3+A4+S。
从以上公式中可以看到，在疫情冲击下，同劳动总人口相比，得病者B0，特别是难以治疗的重症者B2，数量是相对很小的人口，而劳动人口中的各类A人员均为健康劳动人口。疫情中最后因病死亡者S更是只有数千人（报告的死亡人数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劳动人口），远远少于全国每年十多万的汽车车祸死亡人数、数十万艾滋病死亡人数和心血管病死亡人数。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劳动力域观状况的改变却是非常大的，即劳动力供给行为发生了很大改变，绝非简单的统计数字所显示的那样似乎微不足道。可以说，企业用工行为突然进入了一个具有极大域观特征的劳动力人口域境中，其社会环境发生了极大改变。
这虽然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极端状况，但它揭示了一个客观规律：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人口状况，是具有很强域观特征的。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病毒感染所导致的劳动力人口状况的域观特征以极端形式凸显出来。其实，其他因素，特别是劳动力人口的价值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域观特征，也是影响企业用工和不同域境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企业在“一带一路”各国进行投资生产，所处的劳动力人口域观特征是有很大差异的。在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下的经济人假设中，这一域观特质是被忽视或“抽象掉”的，但在经济现实中，特别是在社会文化和制度条件非常不同的各个国家，劳动力人口的域观特征对社会生产活动的影响是非常广泛、深刻和持久的。在通常的经济学研究中，我们较难对此进行学术刻画，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劳动力人口的群体特性对生产活动的极大影响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使我们能够如同是在一个高倍放大镜下观察劳动力人口的域观特征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经济学关于“经济活动空间”的范式承诺转变，在劳动力人口条件的域观特征刻画上，具有基本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即必须认识到，在不同的域境条件下，劳动力的供给—需求关系是非常不同的。将劳动力人口状况作为体现经济活动空间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学研究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从个人主义到企业本位的经济学范式思维
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底层逻辑不仅基于自然人即经济人假设，而且将其直接推演到企业本位假设，即把经济人的理性自利假设，推论为企业行为的利润最大化行为目标假设，也就是假定，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决定了企业追求私利的行为，而企业的私利又被简单化为利润最大化（即收入盈余最大化）。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其实，这样的推论是很轻率的。即使承认自然人的经济人行为目标，也难以逻辑严谨地推论出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其间存在着逻辑推演的“阿基里斯之踵”，也就是说，在个人作为经济人和推断或假定企业也是经济人的逻辑链条中存在逻辑断点之致命弱点。因此，主流经济学将企业经济人作为自然人经济人假设的逻辑推理延伸，是不够严谨的，在现实中更是不成立的。
实际上，现实中的企业行为是存在非常显著的系统性差异的，因而具有实质性的域观异质性，即区分为域态有别的域群或域类。笔者曾经撰文讨论了企业的域观类型：“关于企业同质的假定是一个在逻辑链上存在诸多间断点的经济学体系基石。粗略划分，现实中的企业至少可以有这样四种基本类型：自利企业、兼利企业、社会企业和极致企业。国有企业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域观群类，即企业大家庭中有别于其他企业的一个特殊‘域类’。在国有企业改革和演化过程中，行为目标的确立是一个核心问题。市场竞争过程并非如微观范式承诺所想象的那种同质企业的自由竞争状态，而是异质企业的有效竞争状态。不同域类的企业群体，并非主观设想的制度安排结果，而是在‘现代企业制度’环境中，自然演化形成的企业生态结构，企业世界的域观现实，本身就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自利企业、兼利企业、社会企业和极致企业，在统一的市场竞争中都会有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传统经济学的微观范式所承诺的‘自利同质企业自由竞争’的世界已经演变为域观范式所承诺的‘多域异质企业有效竞争’的新世界。”
在这四类企业中，自利型企业的行为更接近“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他人（社会）”的经济人行为假设；兼利型企业，更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包括对员工的关爱、对客户利益维护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贡献等；社会企业则以解决社会问题，例如，扶贫、环保、生态、安全等为企业目标，而以创新性的市场化（商业）方式，可持续地进行生产供应活动，即遵循“主观为社会，客观利自己（可持续）”的经营理念和积极创新；极致型企业则不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致力于某些特殊极端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或特殊用途产品的生产。换句话说，企业并非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假设的同质性微观经济主体，而是呈现为不同域类的企业共存。
换句话说，在现实经济中，由于域观条件和社会过程中存在系统性的差异性，企业必然划分为不同的域类，各域类中的企业行为目标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即使是以企业本位论替代个人主义的经济人假设，企业的同质性假定也是很轻率和不严谨、不现实的。
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由于现实条件和社会过程发生极大变化，各类企业的社会条件和经营环境剧烈变化，不同行业特质的企业处于具有极大域观差异的市场条件中，其行为空间发生极大变化，经济空间急剧变异，使其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必须进行适应性调整。尽管有些调整是短期的、应急性的，但所反映的理论逻辑终究是：在不同域境条件下，企业的行为目标和经营手段各不相同，客观上区分为不同域类，即企业的经济生态是域观性的，而非微观经济学范式承诺所假设的同质企业竞争态势。
我们看到，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有些企业如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业企业几乎“休克”；医疗卫生、制药、网络（网上办公）等企业异常活跃；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产业确保供应；直接为抗疫提供产品的企业，如口罩等卫生防护产品生产，或参与抗疫设施建设的企业，如医院建设，超常强度生产和施工。即使是疫情中心地区武汉市和湖北省，在疫情十分严重的时期，卫生防护品生产企业也100%复工，加班进行生产。
此时，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完全服从于各类域观特质企业的压倒性实质生产目标，企业的兼利性和社会性特征凸显出来。一些企业生产为抗疫停工让路，一些企业为抗疫高强度生产，一些企业为抗疫而调整产品生产，一些企业放弃商业利益目标直接提供抗疫产品和服务。企业之间的域观特性差异在新冠抗疫时期以极端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不应单纯地将其视为非常时期的非常表现，实际上，非常时期展现了企业原有的域观特性的内在因素。对企业的持续经营来说，正常时期与非常时期并无绝对界限，或者，正常时期与非常时期都是企业经营过程中须面临的域观形势，甚至有些企业本身就是为满足非常时期的市场供应和社会需要而建的。
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行为的同质性（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假定是不现实的、武断的，因而关于市场经济一元化机理的范式承诺也是不现实的和武断的。各国、各领域的市场经济运行当然有其共性机制，即以价格信号所调节的供求关系机制，但是也必须看到，市场机制在不同的域境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特性。因此，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承诺，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假定其他条件相同”的思维框架中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必定是脱离实际的。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实际上是观察企业行为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各类企业的内在机理和各种内外关系都会凸显出来。例如，员工与企业的关系、企业的目标抉择、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企业行为对社会条件变动的适应调整、企业竞争力的内在因素等，都会成为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展现在经济学研究者的面前。对疫情时期众多企业的现实表现的观察，可以对企业改革和各类社会组织（特别是医疗卫生机构）的改革提供极为有益的启示。可以相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企业改革和行业（事业单位，特别是医疗卫生行业）改革将进一步推进或调整方向。
社会及国家经济主体的经济参与和干预
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以其“科学性”自诩，自认为服从科学方法是其学术追求。英国学者彼得·罗素说，“我们所有的科学范式都是基于一种假设：这个物质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是组成这个现实世界的基本元素。”在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范式承诺下，经济活动或生产过程被设想为一个“生产函数”，其自变量即“基本元素”生产要素为：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但是，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是社会性的，所以，经济科学属于社会科学，她不应刻意排除社会性因素，包括其中对人的行为具有极大影响的精神性因素，而貌似“科学”地显示其“客观”性。或者，更彻底地说，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本身就具有主观性和精神性，是有意识、有观念、有态度的人和人群的社会性活动。既然如此，那么，经济学理应关注和研究：社会文化是否会成为决定经济系统的域质特性的主体性因素？这种主体性因素会不会导致经济主体的域质域态的系统性差异，形成具有稳固特性的“域群”“域类”，以至民族（国民）经济的域观特性？在具有不同的域观特征的经济体（经济系统）中，经济活动和组织发生，以及经济秩序的治理方式是否会有不同性质和特征表现？
经济主体的社会性首先表现为家庭，经济学假定的微观经济主体是自然人，而现实社会中经济原子或细胞实际上是家庭，而家庭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不同国家中）是各具特质的。有学者指出：“家庭在中国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中国社会的细胞，社会的其他部分基本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中国广大民众参与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参与竞争、参加劳动、节俭勤奋，背后的一个巨大动力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家庭’：父母累死累活、辛勤劳动、省吃俭用，为的是让子女有更好的经济和生活条件，让家庭成员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品质。”家庭是各种经济活动人群的供应者，也是其行为的影响者。
除了家庭之外，社会性经济主体还包括各类社会组织，以及由各种社会关系所组成的社会性网络。特别是在电子媒体和通信联系网络（例如微信、微博、朋友圈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社会性经济主体的作用会日益增强。而社会性网络系统中“人”的主观性、精神性非常强，而绝不是经济学所假设的那种经济人行为。
经济社会中的一个强大主体是国家，经济学中称之为“政府”。在传统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中，“国家”或“政府”的角色行为是被高度精炼的。国家或政府的责任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管制垄断行为，提供市场难以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以“熨平”经济波动。按照这样的范式承诺，市场经济是有一个“最优”的市场—政府关系的，一般认为那应是一个“大市场、小政府”体制和社会经济运行机制。
但是，纵观世界各国，什么是“最优”的市场—政府关系呢？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欧洲各国、澳洲国家、东亚日本等，其体制机制也都有各自特质，难以一律。更不用说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更不可能有什么“最优”的体制机制，尽管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中都包括有国家经济主体的参与和干预，但是各自的具体表现不同，即均有其显著的域观特征。
关于经济体制（制度）的形成经济学家们有两种影响深广的理论主张，一种叫建构主义理性，起源于勒内·笛卡尔，即认为，“所有有价值的社会制度，是而且应该是由人类理性自觉的演绎过程创造的。”也就是说，有效的社会制度是人类（通过某些英明人物的主张）按照符合理性和逻辑的理念而构想和建立起来的，可以叫做：遵从理性为最优。另一种叫生态理性，认为，“如果个人、市场、机制或其他由个体集合形成的社会系统能够适应环境结构，那么这便是生态理性。”也就是说，有效的社会制度是许多人实践过程的集合性结果，它的理性体现为能够较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可以叫做：有效适应为理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农·L.史密斯说，“我们采用建构主义的思想来构建模型，正式或非正式地模拟人类的理性是决策、发明或设计社会制度，同时应用生态理性的思想来研究适应性的人类决策和在自然社会体系中的群体发现过程。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两者不一定相互排斥、对立或不协调的；我们可以运用理性来研究和模拟人类文明中自然产生的规则，来评估此类规则的智慧和功能。此外，个体和群体生产产品、孕育思想、制定政策，但这些是否传承或复制，还有待选择和过滤的力量，这些都远非发起者所能控制……一个构建主义计划越早经受生态过程的选择，人类就越知道其是否能够幸存下来。”
按照这样的思维，人类各种有效社会制度，并不是凭借“合理”理性就能构想和建立起来的，而必须在实践中不断“试错”，试错过程中，理性的判断当然发挥一定的重要作用，但最终的制度选择，取决于社会生态过程的取舍（适者为用）。因此，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显然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也不会有什么一致的“最优”制度，而必然是一个多元化的和多样性的丰富世界。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正常的经济秩序产生极大的冲击。单凭理性构想，不可能形成一个“最优”应对制度。对武汉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进行“封城”，是史无前例的，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这甚至是无法想象的。随着疫情的发展，实施全国性的流动控制和隔离措施，更是其他国家不可思议的。但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疫情的传播即使导致很小比例的感染、致病和死亡，其绝对人数也是非常巨大而难以承受的。在这样的特殊域境条件下，中国必须采取适应中国国情的断然措施，这也可以说是生态理性的选择。
当然，中国的社会生态具有其他国家所罕见的域观特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强大社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也是中国有可能采取极为非常的措施和政策安排来应对疫情的必备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国事实”条件下的中国措施和中国应急方式，其他国家恐怕是难以模仿的。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独特的域观特征。这再次表明，传统经济学的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其他条件相同”的思维范式是不现实的。“其他条件”总是变化的，各国的“其他条件”总是不同的，所以，各国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是没有唯一的“最优”模式的。有效适应就是理性选择。
可见，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都是在社会过程中不断演进的，没有“最优”模式，只有不断适应和调整。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体制的独特优势显著体现出来，其不足和缺陷也突出地暴露出来。这些优势和不足缺陷，不仅存在于医疗卫生领域，而且在社会经济的各领域都存在着。所以，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全方位的社会“体检”，以极端的甚至是破环性的方式，检测中国制度环境的健康状况。各类经济主体、社会性经济主体和国家经济主体，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的表现，可以将平常时期未能显现的问题凸显出来。
各类经济主体，包括社会性组织和国家组织，在全国的制度体系中各有其功能及分工定位，从各自的方位参与或干预经济活动。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由于各种问题在极端情形下的暴露，可以为制度调整和改革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案例支持，并大大扩展视野和增强思考深度。如前所述，各类社会性经济主体及国家经济主体，在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作用不仅体现为“物质”性和“能量”性，而且具有非常特殊的精神性和信息性功能。尤其是政府组织，对于各种经济和社会流量，包括信息传播都具有管控能力和职责。因此，在形成有效的社会制度中，如何疏导和管控各种经济和社会流量，特别是信息化社会中的信息流量，成为疫情时期所提出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一次大疫情中产生一些即使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可以留下疑题，激发思考和探索，这也是一种历史贡献。
进一步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全民抗疫，将会是一个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和全民记忆，它的影响将非常深远。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以往那种微观—宏观范式承诺已经不适应对现实经济以及经济制度的研究，难以解释人类所面临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理解和描述的经济世界是一元化的、规则单调的，而将各种复杂现象都视之为“异常”“偶然”或“不合理”而排除于研究对象之外，美其名曰“理论抽象”。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范式承诺，中国所发生以至长期存在的现象都被认为是违背常态的，并断定必须除之才可入正常体制之主流。
而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却告诉人们，世界可能会如此不同，尽管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各种现象会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却可以显示经济体的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它们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如果仅按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来观察它们，必然会是不得要领的。由于经济体具有各自的性质和特征，所以，经济世界不是微观经济学所假设的同质性“微观”主体的匀质经济空间，而是各类异质性经济主体所构成的非匀质性经济世界，笔者称之为域观空间。由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设想的那种抽象的新古典经济世界在现实中是永远没有的，现实世界中的经济体系都是“特殊”的，有“特色”的，所谓的“正常”时期其实都是由各种“特殊”时期所组成的。新中国70年，再追溯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100年来，有哪些年份可以算是“正常”时期，哪些年份算是“特殊”时期呢？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当然可以算是特殊时期，但却可以十分突出地表现出中国制度的“正常”性质。在这一时期，世界看到一个如此与众不同的中国，不是与中国自己不同，而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而她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恰恰是最具“中国”域观性质的表现，不是中国的“异常”表现，而恰恰是她的制度性质所展现出的最“正常”的表现，是她的“特色”。她抵御病毒感染的能力无与伦比，采取的措施极具“中国特色”。能如此有力地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那么，能认为这样的制度是不合理或不正常的吗？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中国当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是，哪一种制度下可以绝对不出问题，世界上能有“最优”的构建主义理性体制吗？
我们不能不承认，各种制度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而其适应性，即能够较有效地应对本国国情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就是在客观上合理的制度，也就是体现了前述学者所说的生态理性的选择。人类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永远会有不足和缺陷，有改进的空间，但可以相信，社会进步的步伐永远不会停止。可以说，这是新冠肺炎疫情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有益的启示。而且，它对现行制度的优势与缺陷揭示得很充分、很尖锐，可以说，是以疫情的方式，触及我们的“痛点”，促进中国制度改革的前进步伐。
金 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