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畅通: 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时间： 2020-08-31信息来源：南京社会科学 2020年第6期　作者：金碚　责编：qgy

历经劫难，健者愈强。2019 年底至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冲击了世界经济， 各国都在这一危机中经受了磨难和考验。就如同疫情中的许多死亡者实际上是“基础疾病”并发而致死一样，各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的表现，与其自身政治经济体系是否有“基础疾病”即内在的系统性缺陷，也关系重大。疫情之后，各国都要反思，自己的国家未来将向哪里走? 若存在严重的系统性缺陷，该如何修补? 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如何培育国际竞争力，据此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更是如此。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所面临的冲击、压力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中国尚处于继续改革开放的征程中，其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完善过程，仍然任重道远。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各方面的国情特质和矛盾现象都凸显出来。因此，特别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 疫后中国走向何方，即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中国经济应形成怎样的秩序体系，来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并提升其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①、

 

一、安全取向是中国价值文化和政策选择的鲜明特色

关于经济全球化，尽管存在各种不同的认识和政策立场，但基本的共识是承认其有利也有弊，而且，大多数国家也都承认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利大于弊。其利是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科技扩散，惠及世界更多国家和人群; 其弊是导致分配差距扩大，特别是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其中，病毒病菌感染传播导致疫情的世界流行，就是值得警惕的风险。当前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就是一个突出表现。

疫情袭来，必须采取应对措施，但由于国情不同，价值文化特质有别，所以，各国政策选择的基本取向可能很不相同。在病毒感染初期，大多数国家都会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忽视”或轻视，政府决策犹豫迟缓，根源在于受国情制约，政府政策取向不甚明确，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权衡利弊，导致举棋不定。特别是那些以经济增长为政策优先事项( 大都同执政党的选举考虑相关) ，并且对防疫抗疫的医疗体系有自信的国家，政府决策往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即只有当疫情表现严重时，才会作出断然措施。也就是说，当获知了关于不明性质的病毒感染信息后，决策者是否决定立即采取应对行动，涉及一个关于应对危机的基本理论问题，即只要预测可能发生危机就会采取行动， 还是只有当危机发生了，产生激励决策的作用，才会做出行动决定? 危机是难以预测的，应对危机是必须付出代价的，所以，在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决策体系中，只有确定发生了危机( 或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很高) ，才可能激励决策者做出应对危机的行动决定。因此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上述表现中后一种比较多见。

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政府决策机制具有显著特色。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取向很鲜明，即安全第一，人民生命和健康置于政策目标的首位。从目前各方面所披露的信息来看，大多数主要国家的政府实际上都已得到了新冠病毒感染的情报。区别只不过是获得信息后有没有“当回事儿”!

中国是做出反应最快的国家之一( 尽管湖北武汉政府早先也有忽视和行动迟缓的表现) ，仅就媒体公开报道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正式态度来看，2020 年1 月25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各级党委和政府就明确提出要求，必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很显然，做出以特殊应急举措进行抗疫的决策意向一定是在1 月中旬之前。中央的这一政策抉择，鲜明地表达了中国社会价值观念认同的基本取向: 安全第一。国家决策与人民价值文化高度吻合。所以，中国的抗疫过程可以表现为举国一心、令行禁止、服从调度。从党和政府的最高层到社会管理的最基层，严密组织，确保达成安全目标。

中国在疫情时期所表现出的安全取向，并非特殊时期的偶发，而原本就具有其常态性和趋势性。只需略举无数事实中之一二，就可以表明，中国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相信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承认这样的事实。例如，中国的社会治安和基层管理，确保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安全稳定。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发达繁华的大城市还是僻静边远的中小城镇，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国内居民的日常生活都有充分的安全感，发生恶性社会治安案件的概率很低。恐怖主义分子和恐怖组织在中国是最难有作恶空间的。除了良好的社会治安之外，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的个人及家庭财产安全也有很大提高，特别是同改革开放之前相比，私营企业及企业主的财产安全有了根本性改善。中国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制度，在国家法律制度上不仅保护公有制，也承认和保护私有制。另外，在自然环境安全方面，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土治理特别是江河整治取得巨大成效，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了极大提高。在数千年历史上，中国曾是一个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多难之国，而今天，中国人无疑是生活于数千年来最具自然环境安全保障的时代。而且，十多年来，全国的污染治理有了明显进展，空气质量和水源质量都有很大改善，生态环境受到全社会重视。这些都体现了，对于安全的高度关切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整个国家价值文化和政府政策取向的一个鲜明特色。

中国经济的这一特色在应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充分体现出来。尽管中国以人均GDP 或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仍然属发展中国家，人均医疗支出水平也还不高，以人均病床数等指标所体现的医疗系统能力也还不强。但是全世界都会看到，在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上，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其中，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就可以成为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中国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住了病毒感染的蔓延，从爆发病毒感染传染而成为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变为将本地新增确诊感染人数控制到很少的国家。当新冠病毒世界大流行时，中国反倒因有效控制病毒的传染和蔓延而成为较具安全保障的国家，几乎成了一个可以屏蔽新冠病毒感染的“安全岛”，并将防止外部输入作为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点。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抗疫方式基于中国政策目标选择的安全取向，既然是政策选择，就意味着必然有得也有失，即为了确保人民生命和健康安全，宁可付出较大的代价。这样的抗疫方式意味着: 选择安全目标就需要有更强秩序，而强秩序意味着强管控，即必须对人的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换句话说，为了确保安全利益，就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个人自由，即安全要以自由为代价。就是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同西方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抗疫方式。人们没有必要以此作为孰优孰劣的绝对标准，只能说是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各国有各国的政策选择和目标取向，并要承受与之相应的利弊得失。

中国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意识，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人民对国家有很高的信任度，对政府政策选择的安全取向以及据此而决定和实行的措施，包括具有较大强制性的限制性措施，大多表现出理解和配合，可以做到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服从全局。这是中国维护国家综合安全( 包括公共卫生安全) 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这次抗疫期间，不仅许多个人行为受到限制，而且各种经济活动都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有的行业几乎到了“休克”状态。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服从抗疫大局，令行禁止、秩序井然，才取得较快遏制疫情的成效。所有的人都认同: 为了获得人民生命安全健康的更高保障，宁可付出较高代价。接下来的问题必然就是: 为了抗疫和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社会经济活动一度处于被抑制状态， 当然也非长久之策。所以，当疫情初步控制之后， 势必要考虑尽快复工复产，回归经济常态。而所谓回归经济常态，实际上就是经济运行从被抑制状态尽快地实现流转的畅通，以确保经济体的活力释放和市场活跃。

 

二、人民生命安全健康水平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成就

从短期来看，在表面上，安全目标与经济发展要求具有鱼和熊掌两者难以兼得的关系，为了抗疫不得不让一些经济活动暂时停摆，而如果让经济活动照常进行，就难以控制病毒流行。但是从长期看，在最终意义上，人民生命安全同经济发展高度密切相关，而且具有不难理解的因果关联性。在人类发展的数百万年历史上，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0 多岁。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人均预期寿命都在39 岁之下。而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人均预期寿命才不断延长。当前，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均超过70 岁，最高的( 例如日本) 超过80 岁。中国在1949 年，人均寿命也只有35 岁，1981 年68 岁， 90 年代超过70 岁，目前已达到76 岁，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而要迈上人均预期寿命的更高水平，最根本的条件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是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水平最具显示性的指标， 所以完全可以说，人民生命安全健康水平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

正因为如此，“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 多年来始终坚持的基本政策原则。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一直是受到社会高度关切的经济表现目标。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下行趋势，人们需要对此做出科学判断，即经济增长趋缓的性质是什么?

一些经济学家们试图用测算“潜在增长率”的经济模型来进行解释，以此论证现阶段经济增长率趋缓的必然性，并认为，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阶段，高增长率向中速增长率转变是一个普遍规律，即使中国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也会比以往的高速增长有明显的回落。这一解释尽管有理论上的逻辑性，也确实符合一般趋势，但也不可回避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现实: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 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即1万美元，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同美国相比，只有其1 /6。除东南沿海之外，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人均GDP 还显著低于1 万美元，可以说还没有达到中等收入阶段，许多地方仍然处于低收入的状态。这表明，就全国范围来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还在进行中，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很大，安全畅通: 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即使考虑到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压力增大、人口老龄化等新情况，也不可断定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潜在增长率”的约束边界而注定不可遏制地持续下行。其实，由于没有考虑或难以测度经济系统的运行状况，将经济运行的畅通性和活力释放，以及创新精神的施展空间等因素排除在外( 即经济学常用的“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抽象方法) ，以精致模型所测算出的“潜在增长率”的意义是极为有限的，无法“测准”导致经济增长率下行的主要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即使中国经济存在潜在增长率测算模型所描述的趋势性因素制约，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定，在此人均收入水平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或者刚刚接近以至到达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增长就注定会陷入低增长情境之中。其实真正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是: 尽管我们的经济工作取得不小成就，但是经济运行的畅通性受阻，经济主体活力释放受限，因而增长潜力尚未充分发挥。正因为看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多年来中国经济工作的政策意向一直明确定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20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取向和根本着眼点就是要让经济运行更畅通，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举措主要体现为: 加快各领域的改革，扩大企业经营的自由度，减少政府不当干预和繁琐管制对经济活力的约束，改善营商环境，最大限度增强生产和生活的便利性。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并对严重失衡而必须进行调整的结构性“淤结”环节进行有效处置。这样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稳中求进的态势。中国经济工作的这一总体政策思路在抗疫压倒一切的时期有所调整，但疫情之后必将回归其主导地位。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经济运行不畅通的问题已经突出显现，成为导致经济增长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过多和过于细密的行政性干预，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日常经营流程，从而损害经济运行的畅通性和经济主体的活力释放。尤其是表现为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管制条框和文山会海，叠床架屋的“规定”“细则”和“审批”“检查”“问责”程序，束缚或干扰了供给侧的自主性作为和创新行为，使经济主体感觉处处壁垒重重。在由各种“红头文件”和审查报告制度所密织起来的监管网络中，违规风险很高，动辄得咎，即使没有大错也难免会有小错而被追究惩处，因而宁可消极应付，不求有作为但求无过错，不越雷池，避免担责。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表明在不少方面经济运行态势偏离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心，因此，增强经济运行的畅通性和活力释放，应成为实现和促进中国经济稳中求进态势的关键性政策意向。

总之，抗疫期间的各种措施体现了人民生命安全第一的政策取向，而人民生命安全健康水平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成就。所以，必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阶段性成功、总体态势趋向稳定后，尽快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增强经济畅通性的方式，把经济发展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 大力恢复和促进合意的经济增长，并以此为主要着力方向，形成创新发展动力系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体制机制基础。

 

三、经济运行畅通性决定经济发展态势

如前所述，中国不仅具有观念上的政策目标安全取向，而且有条件成为最具安全性的国家。理论上说，高水平的安全环境可以为经济运行和发展提供最基础性的条件，而让经济运行更畅通， 使内在活力得以充分释放，才能实现更合意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那么，特别需要讨论的是，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态势下，具有强烈安全取向的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上经济运行最为畅通的经济体之一呢?

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格局是在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的理念下形成的。而在西方国家的主流认识中，认为中国是一个不符合他们的“自由”意志取向的国家， 将中国视为经济运行和信息交流不通畅( 不透明) 的国家，总是以质疑的眼光看待中国。实际上，在经济领域，中国同西方国家完全可以在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理解上达成基本共识。当然在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国情上，各国都有各自的不同特质，不可能完全同质化。而在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认同上，尽管也会存在不尽相同的理解，但在经济运行的畅通上，是较容易达成共识的，这大致可以同义于人们所说的“营商环境”，即营商环境的优劣大体上可以通过经济运行的畅通性来体现。在这方面，各国之间的经济比较是可以有可通约的评价标准的。换句话说，经济运行越畅通，表明营商环境越好。企业在畅通性高的营商环境中经营和投资，可以获得更有利的条件。显然，经济运行通畅性强的国家，就更具有国际投资和跨国经营的吸引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能够更顺畅地接入或融入相关产业链和供应链。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尚在路途上，仍然任重道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面临各种复杂和困难的问题需要解决，许多影响经济运行畅通性的障碍还需要清除，而且并非轻而易举就可以大功告成。所以，中国要成为最畅通的经济体，还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不过，中国也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优势，具有成为最畅通经济体的各种基本条件。认真观察中国经济并进行国际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经济不仅具有规模大这个显而易见的特征，而且在经济运行的畅通性上也有其显著特点和创新性特征。

第一，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是物质生产和消费，经济运行的畅通性必须以人员、物资、产品和信息流动的一定物质条件为基础，人类经济活动从来都是发生于交通运输较便利的地方，闭塞之地难以有繁荣的经济。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和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基本建成了即使同发达国家相比也可堪称非常先进的基础设施: 完整而发达的电力系统、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网络、河海港口、通信设施、城市服务基础设施等，在广袤的国土上纵横密布。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基本建成了人员、资源、物质、商品和信息流动流通高度畅通的基础设施体系，为打造世界最畅通经济体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条件。总之，中国强大的工程建设和管理能力对于建成和维护先进完备的基础设施体系，保证经济安全畅通运行，具有显著的国际竞争力优势。在这方面，中国可以称为“发达国家”。

第二，互联网广泛运用，向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高度渗透，使得信息流动的畅通性大大提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尽管人流、物流受到很大限制，甚至“封城”隔离，人员不能聚集交流，但信息流动基本上畅通无阻。而且，新的通信和信息交流方式，包括远程视频会议、网络授课等，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以大数据技术支持的手机健康码，对疫情进行广泛监控，有助于提高人员流动的安全性。

第三，近年来，城乡快递物流业大规模高密度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一大显著特点。由于有上述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技术运用的支撑，加之中国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很有效的社区基层管理秩序，使得快递业长足发展，大大增强了消费供求的畅通性。在疫情期间，城乡居民基本生活物资的流通渠道畅通，民生未受很大影响，市场供应基本正常，没有发生因民生物资短缺或断供而发生的市场抢购现象，更未发生对于基本民生物资供应的社会恐慌心理。这充分反映了在全国范围民生物资供应渠道和消费品市场运行的高度畅通性。也表明中国具有成为消费大国的物流条件优势。

第四，在经济运行中，货币金融如同“血液”，数字信息技术在货币金融领域中的运用可以极大提高资金流动的畅通性。在金融科技的研发、运用和普及上，目前，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一位从西方国家到中国某一银行工作多年的高管告诉笔者: “若干年前我来中国是作为‘老师’来向中国学生传授先进技术和经验的。而现在，中国在金融科技运用上已经走在我们国家的前面，我现在反而要更多地向中国同行学习了。有些方面，中国同行已经成为我的老师了。”可以看到，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所支持的移动支付和金融业务，已经遍及中国城乡。金融便利性大大增强，更大范围发展普惠金融的技术条件也已基本具备。金融体系业务流程的畅通性和便利性的不断提高，并快速向实体经济各个领域和层面的极大渗透，可以有力地促进实体经济运行的畅通性和高效性。

当前，一些新的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科技的运用方兴未艾，中国还将加大“新基建”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使通信信息技术向5G 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方向加速推进，有力助推经济体系的畅通运行。随着新一代的技术迈入产品化、产业化、商业化的门槛， 将进入各个经济和社会领域，产生各种各样的运用场景，为增强生产流通及社会事业的各领域业务流程的畅通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条件。现在， “线上”“线下”已经越来越互联互通，在工农业、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领域，都已有了率先“吃螃蟹”的创新者。线上世界和线下世界的密切相通互动，将成为经济运行畅通性的突出表现之一。

第五，中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和众多最勤劳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是世界唯一在联合国产业分类的所有类别中均拥有相当规模生产能力的国家。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特质决定了中国拥有构建最畅通产业供应链体系的独特优势。可以说，几乎所有产业类别的产品研发和生产活动，在中国庞大完整的产业体系中都可以获得邻近优势和聚集优势，即就近建立和连接各类产业供应链中的大多数分工环节，因而可以大大增强产业供应链各环节间的关联畅通性，适应于产业体系和分工关系越来越复杂化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

第六，使经济活动更自由，以达到体制机制的更高畅通性，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演化主线，在这一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上，我们做出了长期努力。例如，设立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产业新区、自由贸易区等，都是中国提升经济运行畅通性所进行的体制机制创新和实践尝试。这些特别经济区不仅具有特区性质， 而且是先行先试的试验，它们的许多做法都会成为其他地区进行改革开放的经验借鉴，并得以推广。未来，这一经济改革发展路径和方式还会向更大范围扩展，预期将有进一步的重大举措，例如将海南省建成世界最大的自由港试验区，上海、深圳等城市在金融开放和自由贸易方面进行更大胆探索。所以，至少是在经济领域，改善营商环境， 让经济活动更加自由畅通，已经在中国形成了思想观念上的广泛共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内在因素，非常有助于中国向着高度畅通经济体的方向发展。

经济运行畅通性决定经济发展态势，中国经济所拥有的经济畅通性基础条件和国情特征，可以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迅速提升正是得益于此。新冠疫情之后，中国将以打造最安全和最具畅通性的经济秩序，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要求，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四、以确保安全畅通的经济秩序适应和助推经济全球化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发展到现代经济时期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世界经济的极大繁荣进步，但全球化也可能有其弊端，产生风险甚至发生危机。安全风险与危机不仅会危及人民生命健康，而且会给经济运转以致命性冲击。所以，经济全球化必须时刻警惕安全风险与危机的挑战，这是各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时，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这次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危机告诉我们: 只有建立能够确保安全畅通的经济运行秩序，才能在全球化的风险环境中，拥有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如果能够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安全畅通经济体”，就可以大大增强吸引力和影响力，升华国家品牌价值。

本文前节所讨论的中国国情和建设成就，可以表明，中国具有成为最畅通经济体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在抗击新冠病毒中，中国先于其他国家全面控制了疫情，不仅为复工复产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为进一步构建和维护能确保安全畅通的经济运行秩序奠定了基础。当然，要使得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还要克服当前的许多困难，并要准备进行长期的努力。

第一，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必须尽快考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尽快将着眼点聚焦于大力恢复经济畅通性，及时全面撤除因抗疫而设置的限制经济活动的各种阻隔环节，坚决做到应撤尽撤、应简尽简、应通尽通。由于受到疫情冲击，大多数企业都处于较困难的境况，特别是许多中小企业几乎处于生死边缘。所以，要形成应急式快通道营商秩序，最大限度简化非必须的行政性管控程序，把畅通经济作为最主要的政策取向和改革重点。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交易流转，经济增长的实质就是更大规模的畅通流转，所以，恢复经济就是恢复流转的畅通性。“复工复产”能否实现，关键主要不在于工厂能否“上班”，而在于能否让供应链畅通地运转起来。

第二，在这次疫情中，不仅经济实业受到冲击，而且社会心理也受到极大冲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心理冲击比实业冲击的影响可能更大、更持久。所以，形成安全畅通的经济运行秩序，必须要使社会舆论场理性化，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地看待新冠病毒疫情，减少社会恐慌情绪和宁严勿松的惧怕担责心理偏向。要充分认识到，真正有效的复工复产和实现经济畅通，其前提是社会心理常态化。所以，稳定或常态化人们的疫情预期， 是直接影响经济畅通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面对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未来，人们的预期和心理反应受到信息传播内容的影响。许多研究结论都表明，信息公开透明可以防止“忽视—恐慌”现象，避免危机的剧烈发生和破坏程度。为此，应建立一个关于疫情的常设预警制度，就像天气报告和空气质量报告那样，以一般民众可以理解的表达方式及时向社会提供公共卫生安全( 及风险) 信息。这就可以使防疫常态化，使公众既习以为常，又保持警惕。也就是说，一方面可以时时警示公众，自觉保护卫生环境和遵守卫生秩序; 另一方面，在心理上打好预防针，保持理性关切疫情的心态，不必产生过度敏感、焦虑以至恐慌情绪。只有稳定预期，减少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行为失序，才能有效保障经济运行的高度畅通性。②

第三，由于经济开放和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产业的供应链已经高度国际化，中外经济之间的高度依赖已成难以改变、而且也无需改变的事实。换句话说，企业复工复产涉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以及国内外供应链的恢复和重建。由于疫情冲击的具体情况不同，目前，各国疫情形势不尽相同，各国应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也差别很大，对营商环境和交通物流系统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破碎化影响，世界市场的整体性受到严重破坏。为此，作为率先控制了疫情并着力考虑复工复产的国家， 而且是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的大国，中国有必要采取国内带国际的策略，即不仅考虑本国产业复工复产，而且要助推经济全球化破损环节的修复。从尽快恢复和完善国内营商环境着手，带动口岸通关环节和国际物流环节的顺畅化和便利化。特别是要在“中国通则全球通”的领域下功夫。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经济体系，不仅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而且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继续扩展，才能以最安全最畅通经济体的走势方向和不懈努力，促进全球经济形成更具安全性和畅通性的国际运行秩序。总之，以国际主义超越民族主义，应成为中国打造最安全最畅通经济体的基本指导原则。

第四，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尽管某些方面可以做到“全国一盘棋”，但却难以做到事事都能“齐步走”“一刀切”。承认地区差异，因地制宜进行政策安排，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效的主要经验之一。所以，在打造最安全最畅通经济体的战略大方向上，也可以实行让具备条件的“一部分地区先通先活起来”的经济安全畅通战略。“先通先活起来”的地区，不仅要尽快实现全面复工复产，而且要焕发创新热情，以改革精神创建最安全最畅通经济地区。防疫抗疫是硬仗，畅通经济更是硬仗。“先通先活起来”的地区要以最高效市场体制、最便利营商环境、最简化管控程序为标准，形成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经济畅通性和经济活跃度的至善地区( 城市) 。这些地区( 城市) 可以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名片”，向世界展现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第五，本文主要讨论了中国可以打造成最安全最畅通经济体的条件和基础实力。而且，在应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各国也确实可以看到: 中国是一个具有极强组织能力的国家，强大的组织能力不仅能够保障安全，而且能够维护经济运转畅通性的秩序条件。③世界各国也在危机中领悟到，失序损害安全导致混乱，混乱妨碍畅通破坏经济，所以，安全与畅通具有内在统一性。中国既能成为最安全的国家，也有条件成为最畅通经济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历史性全球洗礼，2020 年3 月26 日的G20 特别峰会传递了全球渴望沟通、畅通的共识。经历过这次洗礼，中国走上打造世界最安全、最畅通经济体的道路，这可以成为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升华国家品牌价值的一个战略方向。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任何国家都会有其优势和劣势，中国也绝不可能例外。在我们看到并重点讨论中国成为最安全最畅通经济体的优势的同时，也必须深刻地认识和反思我们的劣势或不足，以及未来前进中将遇到的困难和矛盾。中国经济体制机制中，有许多妨碍经济运转畅通性的问题甚至是难以克服的顽症还没有解决，在疫情期间也多有凸显。为此，中央反复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仍然是经济工作的战略方向。在权衡安全和畅通的关系时，有些方面是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的。其中，还会涉及深刻的理论和观念问题，例如，在政策目标的选择和把握中如何处置“零容忍”与“更宽松”? 在作出应对风险的决定时，“国家是只能在危机发生后才能有所行动，还是会因提前预期危机的降临而采取行动”? “是否只有危机才能激发一个国家做出重要的选择性变革”?④“在不同域境条件下，社会和政府的关切目标是否会或必然会有所不同”?⑤ “当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安全风险难以避免， 甚至当危机来临时，如何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这些都会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 在构建经济社会秩序上，人类将走向何方? 中国将走怎样的路? 需要深刻思考，探索方向，择路践行。

罗马俱乐部资深专家乔根·兰德斯在《2052: 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指出: “在未来四十年里，人类会发现，自己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些挑战的源头，大致都是因为人类正在小小的地球上快速扩张。我们会面临许多问题， 如资源逐渐枯竭、多种污染物集聚、一些物种和生态系统消失、保护建筑物不受极端天气影响的需求增加、交通堵塞导致的耗时问题等等。社会将以人类传统的方式对所有问题加以回应。人们不会停止相关活动——至少不会自发地停止。相反，人类会决定，砸下一大笔钱来解决问题。社会将试图通过寻找新方法来解决问题。社会将为替代品买单，为新的生产流程买单，或者更笼统地说，为成果相同而不招致负面影响的方法买单。换言之，社会将通过增加投资来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⑥可见，如何实现经济运行的安全畅通和有决断力的重大投资活动，并以强大的工程建设能力和组织能力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大规模超级工程项目，来应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和长期挑战，将成为人类发展永远无可回避的艰难议题和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利益关切焦点。而应对重大挑战和危机的投资活动和建设项目本身也会伴随新的风险因素，人类必须要有新的应对之策，永远不可懈怠。因此，中国努力将自己建设成为经济全球化中最具安全性和运行畅通性的经济体，体现了人类发展迎接未来命运的明智选择。

 

注:

①正如政策分析专家所说，“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常常并非我们能预见遥远的将来会发生什么，而是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

题: 我们从此走向何处?”【美】劳尔·雷加诺: 《政策分析框架——融合文本与语境》，周靖婕、刘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版，第30 页。

②参见孙祁祥、周新发《为不确定性风险事件提供确定性的体制暴涨——基于中国两次公共卫生大危机的思考》。该文提出，“从风险识别、风险预警、风险决策、风险处置、风险抑制、风险预防等六个方面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东南学术》2020 年第3 期。

③参见金碚: 《论经济的组织资本及组织政策——兼议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中国工业经济》2020 年第4 期。

④【美】贾雷德·戴蒙德: 《剧变》，曾楚媛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版，第394、396 页。

⑤参见金碚: 《论区域经济的视域与关切——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区域经济评论》2020 年第2 期。

⑥【挪威】乔根·兰德斯: 《2052: 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秦雪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 年版，第80 页。

  （其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