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 成都分权

       说四川是践行强省会战略最彻底，也是最成功的省，应该没有什么异议。

       一方面，过去多年推动省会强力发展的大背景下，成都的GDP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超越武汉、杭州，一路上升，如今位居全国第7位。

       并且，在省会城市中，GDP仅次于广州，是全国第二省会。

       另一方面，在四川省内，成都是一柱擎天般的存在。其GDP占全省的比例超三分之一，常住人口超四分之一。也即整个四川省三分之一的经济集中在成都，四分之一的人口被装在了成都。

       正因如此，坊间将成都揶揄为成都省。

       不过，近日四川省发布的一份省域副中心城市名单，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要让成都放权了。

       在其他省与自治区早就开始设立省域副中心城市之际，四川省一直磨磨蹭蹭，后知后觉，如今终于设立了省域副中心。

       近日，在四川省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四川省明确提出了3个省域经济副中心：

 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绵阳；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宜宾-泸州；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南充-达州。

       四川面积大，下辖的城市多达21个，和广东省下辖的城市数量一样。广东设立了三个省域副中心，四川有样学样，也设立了3个。

       但和其他城市单独设立省域副中心不同的是，成都此次设立的三个副中心，包含了两个组团，川南省域副中心是由宜宾与泸州构成的组团，川东北是由南充-达州构成的组团。

       这样的安排，最主要的原因是四川省除了成都，其他城市的实力都非常弱，要成为省域副中心，除了省内排名第二的绵阳外，其余都需要组团才能承担得起。

       02 | 14个省设立省域副中心

       设立省域副中心已经成为了大趋势，包括四川在内，目前已经有14个省与自治区设立了省域副中心城市。有些是国家部门直接发布文件钦点的，有些是各省各自设立的。

       比如，在去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两份文件中，明确指定了河南省域副中心洛阳；江西省域副中心赣州；贵州省域副中心遵义；陕西省域副中心延安；江苏省域副中心徐州；山西省域副中心长治；湖北省域副中心襄阳。

       此外，广西去年发布的《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中，直接圈定柳州和桂林为省域副中心。安徽在《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公开征求意见版）》里提出，芜湖为省域副中心。

       广东省早就指定了珠海、湛江、汕头，湖北指定了襄阳和宜昌，湖南指定了岳阳与衡阳，甘肃指定了天水，云南指定了曲靖。

       对于被选中的城市，自然是大利好，这意味着将分得一部分省内的发展资源，一定成都上也会弱化省会与首府的权力。

       设立省域副中心目的有二：

       第一，为了平衡地区发展。这是最重要的目的。

       在官方提出共同富裕之下，平衡区域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君不见，在设立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同时，国家还开启了以东部城市对口帮扶革命老区的重任。

       几天前，国家发改委印发的《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选定了东部15个实力派城市对口帮扶20个革命老区，此前本号有撰文专门分析，在此就不再赘述。

       第二，分担省会城市的空间压力，缓解省会的大城市矛盾。

       既然选定省域副中心的目的，是希望省域副中心具备承担起带动区域发展的认为。那么，选择省域副中心最大的两个考量，就是省域副中心必须具备一定的综合实力，其次是区域位置合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广东选定的珠海、湛江、汕头都是各自区域中较强的一个。不选佛山、东莞实力虽然更强，但区域位置不合适。

       江苏选定徐州也是一样。整个江苏省，苏北偏弱，需要平衡。苏州、无锡、常州、南通虽强，但对于苏北也是鞭长莫及，没有比徐州更合适者。

       湖北选定襄阳与宜昌，江西选定赣州，安徽选择芜湖，广西选定桂林与柳州，是综合经济与区域位置考虑之下的结果。

       河南选定洛阳，湖南选定岳阳与衡阳，则主要是从经济实力角度考虑。

       除了从经济和区域位置考虑外，管理层选定省域副中心，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扶持革命老区发展。

       所以，山西选择了长治、陕西选择了延安。江西选择赣州、贵州选择遵义，既有实力、区域位置考虑，也是为了扶持革命老区发展。

       03 | 城市发展战略调整

       从各省争相提出强省会强首府战略，到如今的大规模布局省域副中心，很明显，中国的城市发展方向正在调整。省会与首府依旧是各省发展的重点，但在省会发展的同时，现在要兼顾平衡发展，省会不能无限摊大饼下去。

       202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文章中，官方明确要求：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盲目“摊大饼”。要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城市之间既要加强互联互通，也要有必要的生态和安全屏障。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今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文件中，再次明确提出，“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扩张”。

       这宣告着，省会盲目扩张的时代结束，区域平衡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大背景，便是官方提出的共同富裕。除了推进共同富裕，这个大目标外，设立省域副中心还有其他几个意图：

       第一，设立多核模式，才能让全省经济得以升华。

       诚然，在强省会战略下，成都、武汉、长沙、郑州、西安、合肥等城市都成功实现了崛起，GDP都在万亿之上。但当省会达到一定强度之后，需要有多个核心，才能让推动全省经济更好发展。

       君不见，目前头部的几个经济强省，无一例外都是双中心乃至多中心。经济第一强生广东，有深圳、广州两个超强核心，还有佛山、东莞实力派高手助阵。

       第二强省江苏，有苏州、南京双核，还有无锡、南通、常州、徐州这些实力派高手，省内13个城市几乎没有弱市，号称“十三太保”。

       第三强省山东，青岛、济南双核模式。第四强省浙江，杭州、宁波双核模式。

       这么多成功案例摆在面前，显然，对于一个省和自治区来说，紧靠省会无法实现全省经济的华丽转身，得双核多核才行。

       此外，山东这几年提出要做强做大济南，提高济南的首位度，不是因为均衡发展模式不好，而是因为济南在中心城市中，实力偏弱，与成都、武汉、南京、杭州等城市的差距偏大，山东想要让济南变强大起来而已，并不是要摒弃此前的均衡发展路线。

       第二，从战略安全考虑。

       这里的战略安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共卫生安全，一个是战争安全。

       疫情三年以来，给我们最大的教训便是，人口扎堆的大城市，应对疫情的难度更大。此起彼伏的疫情，基本都是发生在大城市。

       此外，今年以来全球局势比以往更加复杂，俄乌战争至今没有结束，美国又在亚太拉帮结派想搞亚洲版的北约，台海局势也存在不确定因素。

       如此种种，也是推动我们中国在城市发展路线上作出微调的重要因素。

       当年我们搞三线建设，也是为了防范苏联入侵，加强国防，将一大批工业生产资料转移到大后方去。虽然我们期盼和平，希望在和平中崛起，但不确定性仍在，而且现在不但需要面对国防安全，还需要面对公共卫生安全。

       人口、经济、产业以及各种生产要素过度集中在省会城市，让我们不得不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