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是我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决定因素时间： 2022-11-13信息来源：《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宏观经济智库 2022-10-11　作者：黄奇帆　责编：qgy

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基本遵循了从解决商品、服务供给到更加注重企业供给、制度供给，破解制度束缚，推动制度创新这样一条逐步升级的轨迹道路发展。产品、服务供给的升级换代产生了“供给创造新的需求”的巨大动力，制度供给的优化更是带来“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引擎”与“红利”效果。改革的主线就是围绕企业供给、减税费成本供给、劳动力供给、资源要素供给以及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供给等供给侧问题，进行制度性、结构性改革，而这些供给侧问题，都是社会性、基础性的问题，都是体制性、结构性的问题，一旦得以改革化解，就会产生长远的基本面的趋势性的发展动力，就会产生巨大的改革红利，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例如，20世纪80年代对具有企业供给功能，也就是微观的生产力组织功能的供给端改革，至少有四项。一是农村联产承包制。新时期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先后推出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等改革举措，有效破除了长期束缚农村农业发展的制度障碍，迅速实现了农业的大增产，首先解决了农民“吃得饱”的问题，改变了农村面貌和农民的生存状况，从根本上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把农村改革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也为后续的城市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创造了条件。二是发展民营经济。扫除把民营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政策，形成了“两个坚定不移”的基本经济制度，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几十年来，形成了7000多万个个体户，3000多万户民营企业，为我国的国民经济提供了“5”“6”“7”“8”的伟大成就[50%的财政税收、60%的GDP(国内生产总值)、70%的研发投入、80%的劳动力就业]。三是扩大开放，引进外资。40年来共引进了2.9万亿美元的外资资本金，连同合资伙伴中资方的资本投入，以及银行贷款，外资企业总资产约占全部工商企业资产量的30%。这些外资不仅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技术、管理、国际化经营性人才以及国际市场网络。四是国企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初为搞活国企推出的承包制、简政放权，到80年代末推出转变国有企业体制机制22条，再到90年代提出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是从企业供给端解决国有企业的市场活力，使之从计划经济的一个生产机构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

又如，20世纪90年代在降低税费、劳动力成本供给、市场供给、要素供给等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一是极大地降低税费，促进了企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的55%企业所得税，在90年代降到了33%，到21世纪初已进一步降到了25%，并且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特区和新区实施了15%的企业所得税政策。二是下岗再就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解决企业总员多、出工不出力的问题，全国开始建立下岗再就业中心，剥离企业富余劳动力，一共转移下岗人员3500万，极大地减轻了企业的用工负担，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三是解决企业社会负担重的问题。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各大城市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剥离企业办社会的工作，将企业办幼儿园、办学校、办医院、管职工养老到生儿育女等的社会负担转移到社会办理，极大地减轻了企业的社会负担。四是解决企业债务重的问题。实施了债转股、债务剥离和破产核销坏账的战略措施，全社会债转股1.4万亿元，破产企业核销坏账5000亿元，总共处置了1.9万亿元的问题贷款，约占2000年全部银行贷款余额18万亿元的10%以上，极大地减除了企业背负的沉重生产负担。

再如，市场制度改革中有关价格机制改革，生产资料要素市场、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方面的改革，都是供给侧的结构性制度改革。在价格机制改革方面，价格改革被视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堪称改革开放进程中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持续发力、一以贯之从供给侧推进制度创新的典范。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提高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价格改革正式起步。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价格改革开始从前期的完善计划价格体制向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体制迈进。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价格改革进入快车道，政府定价范围大幅缩减，到1994年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基本取消。之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央进一步深化改革，历史性地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论创新。2015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新时期价格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价格改革也进入了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的新阶段。

此外，住房制度及房地产市场的改革、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制度的改革、货币市场及外汇市场的改革，对外开放从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到经济特区，从浦东新区、滨海新区、西部大开发，到如今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都无不体现出各个时期党中央审时度势推动改革的战略举措，而这些改革对国民经济发展都是具有增值型、生财型、聚财型、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其每年产生的发展改革红利都是万亿元级，以十年、二十年的累积效应看，甚至是几十万亿元级的。

制度供给是龙头，是我国转轨过程中要抓的一个纲举目张的关键。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为成功实施赶超战略，特别应当注重制度供给，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侧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我国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创业、创新、创造的活力。

一定意义上讲，在转轨过程中，“制度高于技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一伟大制度变迁，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与不断完善，过去是，现在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最具根本性的决定因素。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可以发现，我国解决充满挑战的追求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的过程，是一个特别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侧发力与改革的长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