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改革倒退大棒问罪“国进民退”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岳振　作者：admin　责编：

 

    ——就当前煤炭行业重组争论之若干问题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彭刚

   □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与特定的目标指向下，适度强化一下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
   □政府通过“资源整合”对煤企进行治理在情理之中?即使是利益调节，也符合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

   □“国进民退”不是洪水猛兽，要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深层矛盾，山西煤矿重组具有“示范效应”。

 

   ２００９年下半年以来的山西煤炭行业重组被指“国进民退”之争论，至今未断。到目前为止，这场争论在理论上看似依然没有赢家，而山西方面在争议声中一路前行。

   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彭刚教授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认为，针对山西煤炭行业重组问题，必须要在具体的背景、环境、阶段和条件下来讨论，不能泛泛地去讲“国进民退”。

   而对资源整合的预期目标不同，评价的标准就不同，所做出的判断结果也就截然不同。彭刚认为，就山西煤炭资源开采的现状来看，国有企业与众多低效率（亦即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草菅人命等）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就犹如狼和羊之间的“丛林生存法则”，优胜必进，劣汰必退。

   这样的“国进民退”， 其实质是利益的重新调整，也是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日益积累的深层矛盾的一种方式，因此，当前所谓“国进民退”并非“洪水猛兽”，没有必要用“改革倒退”的大棒对其兴师问罪。

  丛林法则决定“国进民退”

   中国经济时报：山西煤矿经整合后，国有办矿、民营办矿、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企业占比分别为１９％、２８％、５３％。从这个比例来看，有人认为“国进民退”的说法站不住脚，您认为呢？

   彭刚：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目前在我国的煤炭行业中，有没有必要以国有企业作为主导，让国有企业在煤炭行业中占据绝对优势。第二，要明确企业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要知道，要保证在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并不取决于企业的数量，而是要考察一个企业的生产规模、技术水平、设备状况、员工素质、管理能力、融资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占有份额、竞争能力，等等。相对来说，在上述各个方面，通常国有企业都占据着绝对优势。

   因此，即使国有企业占的数额少，并不能说明其主导地位的削弱。正因为通常国有企业已经在质量上拥有了绝对优势，才有可能在数量上做出让步。

   同样，也要对“国进民退”进行具体的分析。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煤炭行业又是特殊的行业，当前又面临着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以及“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等诸多压力，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与特定的目标指向下，适度强化一下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关键是要随着条件的变化，要随时进行调整。

   中国经济时报：山西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资源整合的基本思路是实现市场配置与政府配置协调统一，以“看不见的手”为主导，以“看得见的手”搞调控。您怎么看这个“思路”？

   彭刚：“资源整合”也好，“兼并重组”也罢，都不过是市场竞争的现象形式，而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则必然是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基本要义是竞争起点的公平，正因为此，我们说在狼和羊之间不存在竞争。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丛林生存法则，即优胜劣汰。就山西煤炭行业的现状而言，国有企业与众多低效率民营企业之间差距之悬殊，就犹如狼羊之别，无论是“行政整合”还是“市场竞争”，只要是要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其结果就必然是“国进民退”。在这里，“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其实都是“同一只手”。

   中国经济时报：有关方面声称“以‘国进民退’的方式治理腐败”，丛林法则导致的“国进民退”是不是更有助于减少腐败？

   彭刚：在此，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腐败。我个人认为，所谓的“腐败”，就是“对权力的滥用”。腐败和国企还是私企无关，而所谓的“国企廉洁，私企腐败”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国进民退”更是和减少腐败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只有权力才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腐败是一个体制性问题，是一个制度性问题，一个农民工他倒是想腐败，可是他一无所有，两袖清风，他怎么腐败得了啊？权力越大、越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腐败就越泛滥。从这个意义来讲，经济的多元化倒是治理腐败的一剂良方。

  利益调整事关发展模式转型

   中国经济时报：有学者认为，最近几年来，因为“国进民退”，从而导致“私人企业被赶出一切利益最丰厚的经济领域”！您如何评价这样的观点？

   彭刚：在关系经济命脉、国计民生领域，可能就是他们所谓的“利益最丰厚领域”，但是国有企业在这些领域占据着绝对优势甚至高度垄断的地位，这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使然，是宪法明文规定的，不在讨论之义。

   问题不在于是何种企业占据利益丰厚的经济领域，而是要致力于如何将所谓“公有财富”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社会财富”，不断地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就像北欧那些福利国家一样。其实就是民营企业，在利润丰厚的领域赚了钱，也理应回馈社会。我们今天大力弘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其目的也就在于此。

   中国经济时报：您是不是认为对“利益最丰厚”的领域特别是在煤炭行业，进行适当的利益调整是应该的？

   彭刚：在我国，煤炭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一方面，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到７０％。我国又正处于连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工业化进程之中，对煤炭的需求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从事煤炭的开发和生产，属于资源禀赋性生产活动，进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低，劳动力价格低，从而利润回报高，甚至被称为“暴利行业”。山西的“煤老板”，已成为当今社会暴发户的又一代名词。

   而在山西的那些小煤窑中，工作环境恶劣，劳动收入低下，野蛮发掘，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矿难连连，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大隐患。因此政府通过“资源整合”对其进行治理应是势在必行，更是在情理之中。即使是利益调节，也是符合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的。

   中国经济时报：这样的利益调节是大势所趋？

   彭刚：资源导向，从来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始阶段的必然选择，中国山西的煤炭，更是最具典型的案例。煤炭作为一种禀赋，通常被称为“乌金”，这就必然要牵涉到国家、地方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尤其在今天环境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低碳经济大行其道，又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利益关系，而且关系到发展模式的转型，这就必然要求中央政府作为社会公众整体和长远利益的代表进行统一筹划，宏观调节，总体安排。

  “国进民退”不是洪水猛兽

   中国经济时报：有人可能不同意您的看法，认为当下的这些“国进民退”现象是“改革的倒退”。

   彭刚：任何改革与调整，其实质都是利益的调整，而利益调整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关键是要兼顾。而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前提是要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但是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并不宽松。

   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必然成为利益调整的首当其冲者。在中国，民营企业大多都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抵御危机和风险的能力相对低下，这在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能将这种情形归于“改革的倒退”。

   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从来都是“风刀霜剑严相逼”，而政府对于民营企业从来都是扶持的，否则中国的民营企业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与水平。金融危机的打击是世界性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又正面临着转型的考验。必须承认，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是有着广阔前景的。

   中国经济时报：依您之见，煤炭行业重组过程中的“国进民退”难道也会成为一种“改革潮流”？

   彭刚：深化改革、更加开放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深化改革，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日益积累的深层矛盾，山西煤矿的重组是具有“示范效应”的，譬如继山西之后，内蒙古、四川的煤炭行业也在进行资源整合。

   把当前我国所谓“国进民退”视为洪水猛兽，动辄就用“改革倒退”的大棒兴师问罪，实在大可不必。实际上，“国有”、“民营”也好，“市场”、“计划”也好，都不是绝对的，都是工具和手段，最终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不要说中国，就是在经济发达国家，譬如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也是为了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要求和需要，频繁地利用“私有”、“国有”的政策转换，来确保政府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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