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就业目标应调高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佚名 作者：admin 责编：
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
随后即将召开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0年的宏观政策即将定调。
在一年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业成为各方最关注的问题。但是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看来,目前就业形势显然好于预期。
11月25日,杨宜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表示,“今年的就业目标肯定是超额完成了,年终新增就业人员可能达到1200万,远远超出预期。”
他建议,2010年的就业目标应适当调高。同时尽管南方部分地区有“民工荒”,但是短期内不会出现很大的用工缺口。
几年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民工荒”
《21世纪》:今年的就业、收入情况如何判断?
杨宜勇:对,今年的就业目标肯定是超额完成了,包括失业率的控制、下岗再就业人员的安置、困难群体的救助等就业指标都已经超额完成。具体来说,年初制定的新增就业目标是900万,但前三季度已经达到851万了,年终新增就业人员可能达到1200万,远远超出预期;安排下岗人员再就业群体的年初目标是500万,但现在已完成600万;对困难群体的补助大概能完成160万,超过了100万的目标;年初制定的失业率控制的目标是4.6%,但我们现在已经把城市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3%。
收入也不错,居民可支配收入应该至少增长了8%。具体说来,农民收入增长6%以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长8%以上,虽然居民收入在不断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不断加大。
《21世纪》:去年此时出现了农民工提前返乡的现象,今年此时许多农民工南下,一些工厂却招不到工,明年会不会出现更大的“民工荒”,调工资可以解决问题吗?
杨宜勇:农民工在春节前的两周内返乡属于正常返乡,去年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了如你所说的大范围的农民工提前返乡的情况,根据农业部的调查,去年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这都是不正常的,是与失业密切相关的。
工资肯定要调,市场逼着企业调整工资。我9、10月份在中山调研,那里一个企业缺6000多工人,企业必须增长报酬才能吸引更多农民工回来工作。出现劳动力缺口,这和整个社会的投资加快、增长加快密切相关,同时也和美国经济一定程度上的止跌反弹、全球经济的止跌起稳有关,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外因素,去年年底的时候可能受外需影响更大。
《21世纪》:随着对中西部投资的加快,许多农民工在本地求职,这对东、中、西部的劳动力市场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照此形势发展,明年中、东、西部是否都会出现大范围的“民工荒”?
杨宜勇:还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现在每年净增的劳动力还是有限的,2000年前净增劳动力超过1000万,现在净增的劳动力也有500万左右,估计2017年会趋近于零。并且除了转移出来的2.25亿多劳动力,农业潜在剩余劳动力还有1.5亿左右,这也是一个基本常识,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很大的用工缺口。
但是要有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因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沿海一些产业向内地转移,中西部不断发展,另外加上新农村建设等因素,许多农民工选择留乡创业,在家乡施展自己的才能。
随着农业耕作方式的变革,适度规模集中耕种农田后,农村还可腾出1亿多劳动力,因此短期几年内,中、西、东部的劳动力市场不会出现民工荒的翻天覆地变化。
《21世纪》: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以80后、90后为主力的“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对工作舒适度条件的要求更高,你怎么看他们,这一现象与企业产业结构的升级有着怎样的关系?
杨宜勇:第二代农民工素质肯定要强于上一代,并且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应该不断拒绝纯粹的苦力生产方式,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也就更高了。“第二代农民工”应该主动适应社会,而不是希望社会适应他们。
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600美元,周边一些国家还只是几百美元。我们不可能产业不升级,中国产业结构应该与已有的人均GDP水平适应,太苦太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转移出去。
明年对民生的投入仍将加大
《21世纪》:今年就业形势良好,你认为明年的就业目标应该如何设定?明年财政对农业、教育等保民生的投入是否要进一步加大?
杨宜勇:我认为,目标应该设高点,因为明年的经济形势会更好。今年的财政收入达到预期有困难,明年可能会更好一些。随着财政收入的好转,明年对农业的投入会继续增长,对社会性事业的投入,比如教育也如此,因为教育投入应该占GDP的4%,现在仍然没有达到。
发改委管的4万亿投资都是基本设施建设,农村的医疗防疫等基础设施建设所占比重要大,但必须有一个标准,因为农村和城市毕竟是有区别的,把农村建成城市也不现实。并且民生的范围也是很大的。比如高铁,从居民出行的更大范围来看,也可以算是民生项目。
《21世纪》:有人说通过国民收入调整,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但国民收入调整在实际层面很难操作,关于这一点,你怎么看?
杨宜勇:国民收入调整是一个大分配的概念,包括政府税收、企业利润和居民住户的收入三部分,与国际上相比,三者之中,中国居民住户分配的部分相对少一些,在经济流程中,要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有两条途径:政府让税、企业让利。
《21世纪》:现在中产阶级买房也出现了困难,是否应该列入基本保障范围?
杨宜勇:首先要承认的是,北京的房价是偏高的,有的人一生都买不起一套房子。但国外也有这种情况,他们也是40多岁才买房子,这与中西观念的差异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住房自有率是奇高的,其实买和租并无实质差别,而中国人把永远拥有看得过重。
“保障性住房”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很难定位,现代人胃口较大,要求高,以至于买完房之后,生活质量下降。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