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总体评估和政策讨论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张文魁 作者：admin 责编：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在过去几年里无论是交易件数还是交易金额都连年大幅攀升。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对资源矿产类企业的并购，而民营企业则集中在对拥有先进技术和知名品牌的企业的并购。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对中小企业并购和进口替代性并购，整合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对巨大企业并购和出口导向型并购，整合成功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我国一些政府部门对海外并购实行核准制度，不利于海外并购的开展和中国企业的升级转型。
过去几年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中国企业升级转型和国际化经营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海外投资包括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等形式，其中并购投资在近两年快速升温。特别是２００８年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欧美等发达地区企业的冲击较大，中国企业纷纷进行海外并购，并引起了广泛关注。
总体来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海外并购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根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商务部?２００８?，２００７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２６５．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５．３％，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２４８．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０．９％。而２００８年?商务部，２００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５５９．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１０．９％，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４１８．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６８．５％。
２００９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还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除了走出去并购资源类企业之外，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著名品牌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案例增长非常快。２００９年上半年，我国民营汽车制造企业吉利集团已经完成了对澳大利亚ＤＳＩ公司的并购，该企业是国际上著名的汽车变速箱生产企业，长期为美国福特等跨国汽车企业供货。国际上著名服装品牌皮尔卡丹在部分地区的使用权也已经被中国民营企业获得。这些并购如果能够正常整合并产生协同效应，对于弥补中国企业在品牌和技术方面的短板，促进中国企业的升级转型，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会大有裨益。
一、总体评估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日益活跃，有一定的必然性。
首先，是由我国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在过去三十年里，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基本实现了营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不但在一些垄断领域出现了营业收入达千亿级的国有企业，即使在竞争性领域，也出现了营业收入达千亿级和五百亿级的企业，其中包括不少民营企业，而百亿级的企业则数不胜数。
但是，企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也掩盖了一些深层问题，主要是多数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低下，品牌建设比较滞后，产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还比较低，渠道管理、供应链管理比较落后。随着近两年宏观经济的调整，我国企业相应地从规模扩张阶段转入升级转型阶段。而发达国家企业则相反，它们多年来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品牌建设、质量控制、供应链管理等方面都卓有成效，但它们一直面临着本土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因而深受规模瓶颈的困扰，特别是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需求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它们的营业规模扩大乃至营业规模的维持都遇到了问题。
２００８年以来，欧美发达地区不论是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企业，还是机械电子企业，以及日用品企业，都遭遇到了需求严重萎缩、产销急剧下降的问题，不少企业的营业规模甚至逼近盈亏临界线。如果说它们以前非常注重价值升级，那么目前到了不得不注重营业规模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它们暂时从价值升级阶段转入规模维持阶段。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对海外企业的并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相得益彰的协同效应，对中国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都有好处。
其次，与我国企业受到的资源约束有关。过去三十年来，我国工业化不断加速，对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的消耗急剧膨胀。特别是加入ＷＴＯ之后，我国日益成为国际制造基地，中国企业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为全球提供工业制成品的任务，这进一步增加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但是，我国本身是一个资源贫乏国，因此，随着中国企业制造能力的迅速扩大，从海外输入资源就显得日益迫切，而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大幅上涨和剧烈波动促使了中国企业到海外并购资源类企业，以获得供应稳定、价格合理的资源。
再次，也与我国外汇储备不断上升有关。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两万亿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和进行流动性资产的投资都不足以消化这些外汇储备，因此企业和政府都有积极性将一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海外并购。当然，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海外企业股价暴跌，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企业“抄底性”海外并购，但是，绝大部分海外并购都是由上述必然因素决定的。
从过去几年特别是近一两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由于更容易得到国家政策支持，仍然是海外并购的主力军。２００８年初到２００９年７月底中国企业已完成海外并购的金额为２２１．７亿美元，国有企业发起完成的３８起交易的金额达到１８８．５亿美元，占全部金额的８５％，平均每宗交易金额达到５．８亿美元；而民营企业发起完成的３３起交易的金额只有３３．０亿美元，仅占２５％，平均每宗交易金额只有１亿美元（投资潮?２００９ａ；投资潮?２００９ｂ）。
不过，国有企业更多地集中于海外矿产资源等上游行业的企业的并购，而民营企业则集中于加工制造等下游行业的企业的并购。由国有企业发起完成的３８起海外并购中，目标企业为矿产资源类企业和传统能源类企业的案例多达３１个，占全部３８起的８１．６％。从交易金额来看，目标企业为矿产资源类企业和传统能源类企业的交易金额达到１７４．９亿美元，占国有企业全部交易金额１８８．５亿美元的９２．８％。
而民营企业恰恰相反，它们更多地集中于对加工制造企业和服务类企业的并购，对矿产资源等上游行业企业的并购非常少。由民营企业发起完成的３３起海外并购中，对矿产资源企业的并购只有两起，仅占民营企业全部３３起海外并购的６．１％，而对传统制造企业的并购达到７起，占全部３３起并购的２１．２％。
民营企业对ＩＴ和半导体企业的并购占全部３３起的３３．３％，对互联网、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企业的并购也达到了２４．３％。这两大领域都属于高科技领域，民营企业在这两大领域的并购件数占全部件数的５７．６％，充分展现了中国民营企业对海外高科技企业的并购热情。另外，民营企业还有两起对海外零售连锁企业的并购，说明我国民营企业正在开始以并购方式来掌握海外的销售渠道，这对于我国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增强终端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从交易金额来看，我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绝大部分用于海外商业银行的收购，这主要是由于银行市值较大而造成的。而用于其他行业的金额很少，如７起传统制造业并购金额只有１．９亿美元，平均每起只有２７００多万美元；ＩＴ和半导体行业的１１起并购的交易金额只有１．５亿美元，平均每起只有１３００多万美元。这说明民营企业的海外并购对象主要是中小型企业。
但是，海外并购交易的完成只是第一步，而交易完成后的整合则非常漫长而且非常艰苦。衡量海外并购是否成功，并不是看并购交易是否能够完成，而是看完成交易之后的数年内是否能够实现有效整合、平稳运行并实现赢利、提升价值，同时要看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目标，譬如说获得协同效应。
从国际经验来看，海外并购的成功率非常低，日本企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大举并购欧美企业，但是五年后的整合成功率只有３０％左右。而且，日本企业从大规模出口阶段进入到大规模海外并购阶段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时间。日本企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处于大规模出口阶段，海外投资较少，海外投资金额一直在５０亿美元左右徘徊，到八十年代初才迅速突破１００亿美元，从而步入大规模海外投资阶段，到八十年代末达到６００多亿美元，其中多数是并购投资。韩国从大规模出口到大规模海外并购同样经历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韩国企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为大规模出口阶段，进入本世纪以来才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日本和韩国企业对欧美企业并购后的整合非常困难，所以现在日韩企业更加亚洲化而不是欧美化。
中国企业从大规模出口到大规模海外并购可能也需要经历一段较长时间，而目前中国企业对并购后海外企业的整合效果并不乐观，我们需要对并购后整合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趋利避害，提高整合成功率。
从过去几年已经完成的海外并购的效果来看，效果不佳和效果良好的情况都有。
总体而言，对中小企业并购和进口替代性并购，整合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对巨大企业并购和出口导向型并购，整合成功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面临很大的整合困难，各种因素都有可能直接导致销售下滑和成本失控，而如果被并购方产品在并购后主要销售到中国市场，那么中国并购方就能够凭借自己对中国市场的熟悉和对中国市场的掌控能力来防止销售下滑，甚至可能进一步扩大销售，从而弥补海外损失。
是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巨大的需求潜力，以及中国企业植根于本土的各种能力，而不是海外市场需求和植根于海外的各种能力，帮助了中国企业对海外企业并购后实现整合。也就是说，充分利用中国本土市场规模的优势来进行海外并购更容易成功。或者说，国外的技术品牌优势与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结合起来更容易使海外并购获得成功。相反，以绕开贸易壁垒、进入海外市场为主要目的的海外并购并不容易成功，因为海外市场较难为我们所掌控。并购中小企业比并购巨大企业更容易成功，因为巨大企业更加像一个独立王国，更加社会主义化。
巨大企业一般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其控制权带有很大的独立性，即使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实现了对这些企业的控股，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能够轻易实现对这些企业的控制，甚至无法更换管理层和董事会。这些巨大企业的公司治理一般严格按照公司法律和公司章程来构建，并且有可能对大股东的影响力设置了各种限制，其商业运行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包括产品销售、定价以及战略合作等方面，并不一定能按大股东的意图行事。另外，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企业，也非常社会主义化。一方面，这些企业的员工权益受到很好保护，并且工会等职工团体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中国企业在并购后惯常使用的裁员等手段很难推行。另一方面，巨大企业与政治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巨大企业的并购和整合不可能排除政治体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巨大企业的事务就是当地政府甚至国家的事务，对它们的并购和整合很可能会受到政治层面的干预。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