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增长动力转换上的平衡木艺术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陈道富 作者：admin 责编：
“救火式”的２００９年，终于在经济“Ｖ”型反转中顺利度过。２００８年底至２００９年初，在面临美国金融危机巨大冲击面前，我国果断采取了各种“大剂量”的应对措施，有效地阻止了经济下滑势头，并实现了强劲复苏。２００９年下半年以来，在经济复苏态势不断延续的情况下，我国对货币政策“动态微调”，回归“适度”。２０１０年将是度过危险期后的“调养”阶段，需要更多考虑中长期因素，政策目标趋于多元化，更需要展现“走平衡木”的传统智慧。
一、短期刺激向中长期良性增长的转换
如果说２００９年的政策更侧重于短期刺激（上半年重点是保增长，下半年开始关注调结构），那么２０１０年的政策应更重视经济的中长期良性增长。因此，能否实现增长方式的转换，将经济的增长动力从政府主导转换到民间主导，将成为２０１０年政策成败的关键。
２０１０年既有这种转换的紧迫性，又具备一定的转换基础。
从转换的紧迫性来看：一方面，短期政策虽然可以尽可能“标本兼治”，但为了追求短期效果，大量短期政策具有显著的“副作用”。上半年事实上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年大约９．５万亿元的信贷增量，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但也带来了市场通胀预期。房地产市场在没有充分调整的基础上迅速启动，带来了“地王”频现和房价的快速上升，埋下了泡沫化的风险。地方融资平台过度扩张，地方政府滥用“担保”，地方财政收入与土地升值高度相关等，凸现了现有财税体制的缺陷。另一方面，部分短期政策是不具有长期性的，政策效果将随着时间递减。如大量的消费刺激政策，虽然能快速提高当期的消费，但如果缺乏收入政策、商品流通领域等改革措施的配合，将会影响老百姓未来的消费能力。以短期政策推动房屋、汽车以及各种电器等消费，更多的只是把未来的消费转移到现在而已，要想保持这些政策的长期效果，需要其他领域更深刻的改革。总之，以短期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面临政策的“两难选择”——政策一旦退出，经济将出现“二次探底”，继续延续，除非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否则政策效果会逐步减弱，而且负面效果会逐步积累，存在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和经济的泡沫化风险。“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但２０１０年也具备良好的条件来实现政策的转换。经过２００９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经济确立了复苏态势，而且这种势头还将延续。更重要的是，虽然我国货币信贷大幅增长，但由于产能过剩，农业连年丰收，加上经济还处于快速下跌后的恢复期，现实的通胀压力并不大。与此同时，世界各国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２００９年第三季度开始陆续出现复苏，２０１０年受这些政策的刺激以及经济大幅下跌后自身反弹需求的影响，仍将会保持一定的复苏力度。相对于２００９年，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我国外部环境会相对好转。所有这些，都给我国实现政策转换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可以为转换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波动提供缓冲。在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转向中长期良性循环，意味着要进行大量的根本性改革和调整，这是需要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来保证的。２０１０年将是实施这些中长期政策的难得时机，可适当放松经济增长对政策选择的硬约束，将精力主要放在推动中长期制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特别是要“从制度安排入手”。
总之，实现经济中长期良性循环的政策，并不意味着是以后才需要采取的政策，而是具有紧迫性，需要当下实施，但这些政策的效果将缓慢释放并在中长期发挥作用。这些中长期政策的实施状况，将决定我国未来政策的选择空间。
二、宏观调控需要大智慧
２０１０年的宏观调控，既不同于危机时期的“危机式管理”，也不同于正常年份的“周期性管理”。２０１０年的宏观调控需要对危机时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也需要应对改革产生的各种冲击和国际经济、政策环境可能变化带来的影响，还需要呵护经济内在的复苏动力，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支持等，是多目标的权衡。但最终应在总量上达到“适度宽松”，结构上实现一定的优化，为经济增长方式平稳转换创造必要的宏观环境。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应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宏观调控的工具也将不能完全拘泥于传统工具，应结合汇率、监管以及部分行业管理等政策，灵活运行各种工具，着眼于实现“适度宽松”的最终货币运行状态，支持和推动经济体的良性循环。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不仅仅是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还有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作用对象的状态。中国当前货币调控的难度，与国际宽松货币环境有关，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受到极大的削弱，如我国的利率政策，容易引起跨境资金的流动，从而抵消了加息的政策效果。我国当前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加息工具，体现更多的是价格管制手段，在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信贷高速增长的环境中，信贷的可获得性是关键，资金成本并不是行为主体考虑的主要因素。货币市场的利率更能反映市场的资金状况，更值得关注。
在当前环境下，从传导渠道和作用对象入手加强管理，能发挥更大的政策效果，更能避免国际套利资金的跨境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抵消效果。为此，应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中的核心作用，加强对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这两个领域的风险管理，特别是要增强地方政府负债行为的透明度和内外部约束，避免出现道德风险。与此同时，严格银行体系的风险管理，特别是资本充足率、拨备率以及贷款集中度等的管理。在银行超额储备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能发挥有效的宏观调控作用，应采取多种手段使货币政策在执行结果上回归真正的“适度宽松”。在我国与国际经济、金融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规范资本账户管理，同时根据国内改革的进展情况，自主确定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政策。当前我国的汇率，既面临汇率形成机制的变革（汇率制度的转换），也面临汇率水平的选择。美元的大起大落，至少在短期内已不能很好地充当名义锚的作用，我国需要逐步加大汇率的灵活性。与此同时，美元的大幅波动，给我国的汇率水平造成较大压力。但是，只有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一定进展，或者说经济结构具有趋于合理的内在动力，尤其是资源能较为顺畅、合理流动的情况下，汇率变动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否则汇率调整更多的是破坏效果（受打击的出口行业，需要能将资源转移到受鼓励的领域）和虚拟经济效应（资金仅在虚拟经济领域的跨境流动），加剧宏观调控的难度。总之，汇率政策选择也需要艰难的利益权衡。
当然，宏观调控不仅仅只是控制，还有支持。这一方面是要在总量上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状态，另一方面需要推进金融改革，尤其是完善直接融资体系，培育为小企业、“三农”以及战略性行业（创新性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
此外，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需要我们借助市场以外的手段，提高信贷投放的针对性。但我们应该看到，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就是要增强银行的逐利性。因为银行正常的逐利行为而导致信贷投放出现偏差，可能更多的是当前经济结构包括现有政策偏差的一种货币反映。解决的根本之路在于进行深刻的经济结构和政策调整。在短期内还可以借助以下三方面措施加以纠正：一是可以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来实现，或政策性金融业务实施；二是可以与财政政策相结合，借助正常的商业信贷渠道来实现；三是可以通过产业指导、窗口指导以及必要的监管措施、再贴现以及部分监管指标调整等来实现对信贷的结构调整。
此外，管理通胀预期将成为２０１０年宏观调控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胀预期是老百姓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感觉，也反映了对政府政策的信任程度。但在一定环境中，即使是与现实基本面并不一致的通胀预期，只要转化为集体行动也能自我实现，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管理通胀预期，并不是要扭转，而是要改变现状，并提高相互之间的信任。为此，一是要加强信息披露，使老百姓的感觉更全面和真实，这包括对各种现状的更准确的描述和披露，也包括对未来政策的必要表达和宣传，特别是对未来各种可能情况的应对政策；二是要有效地将“过度宽松”的货币状态回归到“适度宽松”，开展必要的实质性改革；三是要整顿市场秩序，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可能存在的利用信息优势操纵市场，包括囤积居奇，特别是过度营造通胀气氛以达到盈利等目标。
三、转换的核心是改革，需要在发展、稳定中实质推进
我国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都是在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中实现的，是在不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中逐步转变增长方式的。这次要走出美国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仍然需要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
从目前来看，支持我国未来快速增长的基本因素没有改变。我国是借助人口红利期，在市场化（价格市场化后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初期一定的进口替代，后期主要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取得了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些因素仍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因此，进一步推动城镇化，鼓励战略产业的发展以及稳定出口市场，都是经济平稳增长所必需的。与此同时，“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既是扩大内需增长空间的需要，也是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也是社会稳定的需要。
２０１０年将“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但相对而言，重点在于改革。只有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调整经济结构，才有可能为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基础，才有可能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真正稳定。
结构性问题是当前体制、机制运行的结果累积。调整经济结构，既可以从结构本身或者说从结果入手，也可以从经济结构产生的体制、机制性原因入手，后者是更为根本的解决之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两方面同时入手，标本兼治。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性产业、推进节能减排抑制过剩产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引导产业有序转移”等五个方面，通过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和提高信贷的针对性等方式，直接调节经济结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没有停留在这些结果纠正上，也计划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针对体制、机制上的关键领域——政府职能转变、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竞争机制等，来促使国民经济良性运转。这些深层次改革，“说易行难”，特别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方面，真正需要“坚定信心、锐意改革、统筹兼顾、综合配套”。
总之，经济“调养”阶段，中医的思想体系更具优势，应充分发挥中国的传统智慧，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有全局观、动态系统观，需要从恢复经济良性运转出发，“求本”、“守中”。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