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张卓元 作者：admin 责编：
今天，在纪念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尚清同志诞辰８０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追忆尚清同志对经济结构、发展战略等理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并努力学习和继承尚清同志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和不成熟的对策设想。
一、孙尚清同志是我国经济结构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改革开放后不久，１９７９年６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为了更好地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决定成立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结构、技术引进和企业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等四个调研组，对全国经济领域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经济结构组由马洪和孙尚清负责，组织了４００余名从事实际工作的经济专家和２００余名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经济学者?包括我本人和在座的一些同志?，并集中了１００余人组成经济结构综合调研队，分别到十几个省市进行了为期１０个月的调研工作。这可以说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经济调研活动。调研的成果上报党中央、国务院，为当时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调研组部分成果被编入《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该书由马洪、孙尚清主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成为当时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拥有大量实际材料和系统数据的经济研究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在此基础上，尚清同志又于１９８３年组织有关专家学者针对当时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多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教育科学结构、就业结构、企业规模与组织结构、地区结构、积累消费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国际交换和所有制结构等，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汇集成《论经济结构对策》一书，由孙尚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出版。本书由于对中国重大经济结构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而荣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我本人作为本书副主编，也成为获奖者之一。
尚清同志对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９０年代。２００９年他被评为影响新中国６０年经济建设的百位经济学家后，收进丛书的有两篇著作：一篇是《９０年代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另一篇是《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都是有关经济结构的力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和务实的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天研究当前的经济结构问题，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二、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突出
当前中国面临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这已逐渐成为各方面的共识。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７年，由于经济增速连年达两位数和两位数以上，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年均经济增速高达１１．６５％，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更高达１２．７％和１４．２％，明显过热。在经济过热条件下，积累和加重了许多结构矛盾，使经济的大规模数量扩张难以为继。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解决结构失衡问题显得更加刻不容缓。
中国目前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储蓄与消费失衡，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１９７８年，中国储蓄率为３７．９％，比世界平均储蓄率２５．１％高１２．８个百分点。到２００８年，中国储蓄率为５１．４％，比世界平均储蓄率２３．９％高２７．５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我国改革开放后，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储蓄率提高了１３．５个百分点，年均提高０．４５个百分点，其中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储蓄率突然从４０．４％上升到５１．４％，年均提高１．８３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消费率大幅度下降，１９７８年中国消费率为６２．１％，２００８年降为４８．６％，下降了１３．５个百分点，其中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消费率连续下降，年均下降１．６个百分点。消费率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造成的，居民消费率已从１９７８年的４８．８％下降至２００８年的３５．３５％，共下降了１３．５个百分点。我们常说内需不足，实质是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居民消费不足，使我们越来越走上为生产而生产的怪圈，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二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增长过于倚重第二产业。我国人均ＧＤＰ，从２００２年起超过１０００美元，到２００９年已达３６００美元，但是中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并没有随着人均ＧＤＰ成倍的增长而提高，而一直在４０％左右徘徊。２００２年占４１．５％，２００８年占４１．８％，２００９年占４２．９％。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已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低十几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制约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其中“两高一资”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据报道，全球房地产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４％—６％，而我国这几年都达１０％多，致使有人说房地产行业绑架了中国经济。
三是投入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源消耗太多，技术进步贡献率低。中国经济迄今为止主要靠粗放扩张，物质消耗大但效率不高。２００９年，中国ＧＤＰ占全球总量的８％，但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１８％，钢铁的４４％，水泥的５３％，这样巨大的资源消耗是不可持续的。由于资源大量消耗，而我国资源特别是人均资源拥有量低，使我国一些主要矿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的对外依存度，已从１９９０年的５％上升到这几年的５０％以上。科技进步不够快，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ＧＤＰ比重低，２０００年占０．９％，２００８年占１．４７％，２００９年占１．６２％，低于创新型国家至少２％的水平。与此相应，我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占５０％以上。我国是世界生产汽车第一大国，但几乎所有核心技术和品牌都是外国的。我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没有一个世界名牌，出口商品中９０％是贴牌产品。
四是人与自然不和谐不协调。２００３年以来经济超高速发展的一个代价是，生态和环境恶化了，人与自然更加不和谐了。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也确认，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环境和生态恶化的原因在于我们盲目发展了一批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十一五”规划把节能减排列为约束性指标，但有专家预计，“十一五”规划要求单位ＧＤＰ能耗下降２０％的目标可能实现不了。现在，资源、环境、生态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真正的硬约束。我们不能继续走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老路，而要走局部改善、总体也改善的绿色发展道路，不再侵占子孙后代的利益。
五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中国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进入新世纪后一直在０．４的警戒线之上，且有上升趋势，世界银行资料显示２００７年已达０．４８。有研究报告指出，从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７年，收入最高的１０％人群和收入最低１０％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７．３倍上升到２３倍，贫富分化在发展。２００９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为１２２６４．５５元，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为３９９３．４５元，后者不及前者的三分之一，说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相当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距也不小。２００９年，上海为７８２２５元，而贵州为１０２５８元，前者为后者的７倍多。最近王小鲁在《比较》２０１０年第３期发表文章，推算２００８年有９．３万亿元隐性收入?其中灰色收入５．４万亿元?没有统计在国民总收入中，这两个数字都比２００５年增加了近一倍。他提出，如把隐性收入计算进去，则以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 １０％的家庭来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２３倍，调整到６５倍，基尼系数相应会高于０．４７—０．５的水平。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分配不公、权钱交易、分配秩序混乱、政府调节不力等。注重公平分配，加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让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已成为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
三、适当放缓经济增速，为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创造必要的条件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主要是连年追求超高速经济增长。为了追求短期超高速增长，不断加大投资，而且大上工业和重化工项目，挤压消费；投资增速很高，粗放扩张，必然要付出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为保经济增速一高再高，财政支出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和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的财力不足，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由于追求短期的经济超高速增长，致使上述五个方面经济结构失衡越来越加重和突出。
因此，为缓解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当前需适当放缓经济增速，从历来的追求两位数增长逐步转为追求比如８％左右的增速。最近，政府强化淘汰落后产能、取消一部分“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退税、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控制银行放贷规模和增速，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等等，都在使经济增速有所回调，这些都是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的。
与此同时，在经济学家中也有人担心中国经济会出现“二次探底”，不利于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有人甚至建议政府要再次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以确保经济的快速发展。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当前经济一定程度的回调是政府宏观调控的要求，是有利于今后转方式、调结构的，并不是什么“二次探底”。因为一般认为，按照现在的发展态势，今年三、四季度的经济增速仍将在８％以上，全年经济增速将在９％以上。如果不能容忍现在一定程度的增速回调，老是想保两位数增长，那么，所谓调结构就将落空，甚至会使结构失衡更加严重，最终走向“硬着陆”。这说明，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转变增长和发展的理念，要从追求两位数增长转变为追求常态的８％左右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为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创造比较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其实，在目前的中国体制和政策格局下，我们根本不必为经济探底发愁。现在各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仍是ＧＤＰ挂帅，急功近利，只要有一点可能，都会千方百计提高经济增速，即有强大的追求经济高速再高速的动力，并希望一直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中国，目前最难的还是控制经济增速太快带来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贫富悬殊、国强民不富等问题。我们要逐渐回归到常态的增长，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有可能，一是内外环境迫使不得不放缓经济增速，否则会出现社会震荡、危及社会稳定，这是被动的调整；另一种是通过深化改革，主要是推动政府转型，政府不再以追求ＧＤＰ增速作为第一目标，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是主动的调整。随着政府的转型，经济的稳定增长，财政转为公共财政，价格关系的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都将逐步顺利实现。但愿能早日实现这一光明前景。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