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收入差距 走向共同富裕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杨正位 作者：admin 责编：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连续出现富士康１３位员工自杀、底层民众闯入幼儿园滥杀无辜、本田汽车工人罢工、富人移民潮再现等事件，凸显了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的严重性。这印证了小平同志１７年前的担忧：“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如何认识我国的贫富差距？今后该走什么道路？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我国贫富差距拉大，到了需要遏制的转折点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关注贫富分化问题。经过十多年的累积，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新华社经过大范围调查后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已经逼近“红线”，社会各界普遍担忧。
（一）与国际对比，我国贫富差距是否过大？
——居民收入差距。我国基尼系数接近０．５，在１４２个国家中排第３０位，只低于非洲、拉美的少数国家；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为１８倍，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１２８倍；全国收入最高１０％人群和最低１０％的收入差距，从１９８８年的７．３倍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３倍。世行认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之比由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１．８倍扩大到２００９年的３．３倍，真实收入差距约为６倍。绝对差额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１０元扩大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２０２２元，增长５６倍。世界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小于１．６，只有３个国家超过了２，我国城乡差距世界最高。
——行业收入差距。电力、电信、金融、烟草等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２—３倍，实际差距为５—１０倍。几大垄断、国有行业职工不足全国的８％，但工资总额却占５５％。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４倍扩大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５倍，远高于美国６倍的水平。
——地区收入差距。２００８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甘肃为４．２∶１，绝对差额由世纪初的４７００元扩大到８７２０元，城市差距由７０００元扩大到１６０００元。人均ＧＤＰ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贵州之比达１３倍，远高于发达国家１．５—３倍的水平。
——差距的固化与代际传承。世界银行认为，当不平等长期存在并代际遗传时，就出现了“不平等陷阱”。我国出现了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二代农民工等现象，出现了“拼爹”等网络新名词。穷二代与富二代显现出马太效应，机会很不均等，成为社会重大隐忧。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国“民富”明显逊色于“国富”和“资富”，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改革开放初是２４∶１８∶５６，目前变为３１∶３２∶３７。劳动报酬与ＧＤＰ之比从１９８３年的５６．５％降至２００９年的３７％左右，比世界其他国家低１５个百分点。相应地，企业、政府占比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高９个、６个百分点左右。我国企业工资占运营成本一般不到１０％，远低于发达国家的５０％左右。
——公共服务的差异。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保三项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只有２９．２％，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２０个百分点以上；教育经费不到ＧＤＰ的３％，世界平均为４．８％；城镇参保率仅为６０％左右，农民工仅为２０％左右，农民社保更少，西方国家社保覆盖面达９５％—１００％；再分配调节不足，富人所交个税不到总量的１０％，而美国为７０％以上。
总之，我国贫富差距的各项指标与国际上相比，都已明显偏高。
（二）贫富差距是否合理？
我国的贫富差距，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合理性表现在：一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成果。经过３０年的经济高增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十分正常，收入差距不等于收入不公，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二是市场化的正常反映。收入分配存在“先扩大、后缩小”的库兹涅茨“倒Ｕ 型曲线”。我国正加快向市场经济转轨，贫富差距扩大也是必然的。
但是，当前不合理的一面更加突出：一是不规范。双轨制、外汇金融、企业上市、国企改革、煤炭、出让土地等每一次改革中的不完善，甚至权钱结合，都产生了一批灰色或黑色财富。二是不公正。主要是户籍、身份、地位、垄断等造成大量的机会不均等。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身份和行业。三是不到位。部分人面临“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但政府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提高工资等方面都尚有不足。部分民众对有的致富手段不服，出现了心态失衡，助长了“仇富”情绪。
（三）贫富差距是否必须调整？
从当前看，缩小差距成为民心所向。近１０年来的各种社会调查都显示，贫富分化是首要的问题或最大的风险，也是连续８年来的“两会热点”，而且越到后来越热。今年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的事件影响恶劣，也敲响了警钟。今年５—７月《人民日报》几篇关于贫富差距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表明收入差距逐渐超出社会的承受力和容忍度，民众对公平公正有着强烈的期待。
从长远看，差距过大将危及国家长治久安。贫富差距成为经济社会问题的一大源头。从政治上看影响到和谐，大量群体事件的背后有贫富差距的影子。从经济上看影响到扩大内需，居民收入比重低、收入差距大是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日益影响到发展后劲。从道义上看影响到公平正义，机会的不公平和结果的差距超过一定限度，将危害国家长远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贫富差距逐渐超过合理界限，成为民怨之根、社会矛盾之源，成为全面小康、第三步战略目标和民族复兴之路的拦路虎，迫切需要采取切实措施，遏制其扩大势头，逐步转向共同富裕。
二、转向共同富裕目标，是当前的最佳战略选择
与我国“三步走”战略目标相对应，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在承认合理贫富差距、充分尊重财产权、保护财富创造力的基础上，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分步形成一个基尼系数０．３５左右、劳动报酬占ＧＤＰ的５０％以上、中产阶层５０％以上、城乡收入差距１．６倍以内、全民社会保障、各阶层和谐相处、橄榄型的共同富裕社会。
当前提出这一共同富裕目标，既必要，也可行：
（一）有调控能力和空间、可以实现的目标。我国３０年的“先富”积累了大量财富，初步具备了支持“共富”的物力和财力。城乡二元体制、垄断收入、地区差别、企业内部分配、公共服务、不合法收入等诸多拉大差距的因素，都有很大的调节空间。基尼系数０．３５这一目标高于北欧、西欧和日韩等国，相当于瑞典、美国模式的平均数，总体上处于世界中下水平。世界上基尼系数低于０．３５的已有４１个国家，我国基尼系数０．３５的目标也并非过高要求，是一个差距合理的目标。
（二）提高效率、促进发展的目标。世界银行《２００６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政策制定者往往会忽视增进公平所带来的长期效益，增进公平意味着经济效率高、冲突减少、信任增加、制度更合理、动态效益增大，即越是注重公平越能提高效率。我国还存在二元体制、垄断、纳税不公等大量的机会不公平，改变这些因素有利于促进发展。共同富裕还有助于我们从“国富民穷”、“资富工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等不平衡走出来，迈向“民富国强”的公平的可持续发展。
（三）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实现的目标。有人认为贫富差距会随着市场化深入和经济发展而自动缩小，这类似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现在许多拉美国家人均ＧＤＰ已达４０００—８０００美元，收入分配的“拐点”没有自动出现，反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其实也是一种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来弥补。政府在缩小差距上应有所为、大有可为。
（四）化解矛盾、辩证统一的中性目标。这个标准适度、分步实施的目标，一是有利于“先富”与“共富”的有机统一。当“先富”的旧问题基本解决、“共富”的新问题已经出现，国策也宜与时俱进，及时由“先富”转向“共富”。主动调、温和调则副作用小，被动调、急剧调则代价大。二是有利于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的有机统一。我国刚过中等收入国家门槛，“做大蛋糕要继续，分好蛋糕要加强”，共同富裕应以不抑制财富创造活力为前提。要把“适度再分配”作为政策目标，防止再分配不足和再分配过度两个极端。三是有利于富人与穷人的互助和谐，给贫富双方一个合理的、透明的预期，让“富人心安、穷人心平”。
三、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思路
推动共同富裕，要充分借鉴前３０年渐进、增量改革的经验，既要积极推进，也要防微杜渐。政策选择既要创造机会均等，也要改善结果不平等；既要“扩中”和“扶贫”，也要适度“劫富”；既要“增收”，增加就业和工资，也要“减支”，通过社保与公用事业来减少低收入者开支。调节财富可以“先动财富增量、后动财富存量”、“先动机会不公平、后动结果不公平”，“先动社保福利、后动税收调节”，减少政策阻力，平缓、有序推进，用４０年左右的时间，将基尼系数稳定在０．３５左右。具体建议如下：
（一）将共同富裕作为战略目标。明确将共同富裕作为战略性、方向性的发展目标，写入“十二五”规划。将工资增长、基尼系数、社保水平、群众满意度等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完善基尼系数、财产、劳动报酬等指标的统计体系，加强对贫富差距的监测，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二）深化体制改革，保障机会公平。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农民工社保、农民工变市民、地产及林权改革等多种措施，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垄断行业可采取征收资源附加税、限制过高工资与福利、向财政上缴超额利润、鼓励竞争等措施。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红，推动国企收益向居民转移。建设阳光政府和有限政府，减少腐败收入。把收入分配纳入法制化轨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改善三次收入分配，促进结果的基本公平。建设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增加财富总量与提低、扩中、调高并举。初次分配的关键是“强化制度保障，提高增收能力”。着力提高劳动报酬比重，采取工资与ＧＤＰ同步增长、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教育培训、鼓励创业创收、提高劳动者的集体话语权等途径，保障工人利益。二次分配要“向富人合理增收、让穷人大幅减支”。提高对富人所得税的征管效率，适时、分步地开征遗产税、房产税、物业税和资本利得税等。加大转移支付和民生投入力度，克服财政中的“公共服务缺位、经济建设越位”现象，适时补足养老、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民生欠账，使低收入者的生活更有希望。三次分配重在“扩大社会空间，建设公民社会”。放开、鼓励和扩大三次分配，对公益捐赠实行全额税前列支或抵扣。合理界定政府—社会—国民的界限，让更多社会管理功能回归民间社会，让更多社会组织成为政府与国民之间的缓冲带。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