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需要提高增长的包容性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佚名 作者：admin 责编：
将于10月15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举世关注。
按照计划，会议将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当中将涉及的关于下一个五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路径，更是为海内外所瞩目
而针对这一焦点，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经释放出引人注目的信号。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包容性增长”。
胡锦涛9月16日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提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这是中国最高领导层首次使用“包容性增长”这一提法。
此前，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概念，最初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在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近年的著作中，阐述这一理念的就有多篇。比如《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在包容性增长的框架下诊断菲律宾经济增长》、《亚洲地区的贫困、贫富差距与包容性增长》等。
那么，“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是什么？这一理念的提出，对于在未来5年乃至更深远的时期内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具有怎样的意义？国家高层选择此时释放这一新概念，是旨在传递一种什么样的关于未来方向和全局的战略信息？
围绕着这些思考，“包容性增长”较早的系统阐述者庄巨忠与本报记者有了这一番促膝长谈。
庄巨忠，1992年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后任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1997年加入亚行，现主要从事亚洲经济发展研究，包括增长与收入分配，增长瓶颈诊断，金融与金融危机等。
他将包容性增长归纳为“保证人人都能公平地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受惠的过程”。
中国需要提高增长的包容性
《21世纪》：当初，是什么因素促使亚行在2007年的时点上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的？
庄巨忠：当时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因素：
第一，亚洲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但经济增长也伴随着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根据亚行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在21个有基尼系数 1估计数据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中, 有15个国家这一收入差距指标在上升, 其中包括中国与印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这些国家中只有4个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这一通常认为的国际警戒线。但到了本世纪初, 已经有7个国家超过。
第二，尽管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在200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27%的人口仍生活在每人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每人每天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消除贫困仍然任重道远。
第三，除了收入方面的贫困与贫富差距外, 非收入方面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也居高不下。这主要表现在接受基本教育、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其他社会服务机会的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消除非收入贫困方面进展的缓慢。所有这些都表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没有使所有人受惠。
亚行的长期战略过去以支持益贫性增长(Pro-poor growth)为主。其宗旨是帮助发展中成员国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面对许多国家日益突出的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差异加剧的问题,亚行在2007年修订长期战略框架，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并对它的政策含义加以界定。2008年，亚行正式把支持包容性增长与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增长、区域一体化一道，确定为其长期战略框架的三大支柱之一。
《21世纪》：包容性增长的定义是什么？你认为中国目前的增长是否符合这一概念？
庄巨忠：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把包容性增长定义为建立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需要保证人人都能公平地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受惠。
与益贫性增长相比，包容性增长是一个更加广泛的发展概念。益贫性增长主要着眼于消除贫困。而包容性增长既着眼于消除贫困，也强调人人分享增长的成果。
一方面, 包容性增长需要保持经济高速、有效、持续的增长，从而创造大量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另一方面, 包容性增长要求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平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包容性。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机会,如果没有机会,机会平等也就成为空中楼阁; 而如果机会不平等, 社会缺乏包容性,经济就不可能保持高速、有效、持续的增长。
过大的收入差距会通过财富效应和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原因损害经济增长。就财富效应而言，贫困人口无法投资于教育或创业，从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就社会与政治方面考虑，收入差距过大会引发财富再分配的要求，而过度的再分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损害经济增长。伴随着再分配的讨价还价过程，不管是漫长而和平的街头游行，还是暴力行动，社会成本都会很高。
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对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使得高收入阶层有可能操纵经济改变政策从而获利，经济增长就会受到损害。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过去30年中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在1981为0.31,1990年为0.35,2001年上升到了0.411。而到了 2008年，我们最新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下降了，所以必须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经济增长
《21世纪》：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下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庄巨忠：我们最新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大约0.35上升到2008年的0.46的这一时期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由34%上升到了46%，城镇内收入差距的贡献由15%增加到了34%，而农村内收入差距的贡献由51%下降到了20%。这表明，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和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增加所导致。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经历了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双过渡,由此产生的急剧经济转型必然会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这是因为，第一，经济开放通常会给部分基础设施与市场条件较好的地区和市场适应能力较强的人群首先带来机遇,从而使这些地区与人群先富起来。
第二，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各种限制使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 例如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导致地区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第三，当市场机制逐渐取代计划机制来决定生产要素的报酬,低技能与较高技能劳动者收入的差距也会不断拉大,而全球化,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的流入往往使得这种差距的拉大加剧。
第四，因为市场机制尚未完善,还存在大量的国家权力配置资源的情况与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 造成一部分处在垄断行业,拥有垄断资源,及特殊信息和特殊关系的人群获得远远高于其他人群的收入；信息的不对称使得部分群体在获得生产要素方面面临重重困难。
第五，经济改革与体制转轨导致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资源的再分配,使得部分劳动者临时失去就业机会,并由于社会风险保障机制的不完善而成为弱势群体。
《21世纪》：你认为以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否有像拉美、东南亚国家那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庄巨忠：世界范围内，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收入差距是最严重的，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5。拉美的平均基尼系数达到0.52，其中巴西的基尼系数达到0.61，智利是0.57，阿根廷是0.52。相比之下，亚洲的情况稍好，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世界范围内，属于中等偏高的水平，在亚洲范围内则属于较高的水平。
我认为，中国政府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是非常重视的，在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加以解决,比如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对基础教育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 加快农村建设；建立与改进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许多其他惠农惠贫与关注农民工的政策措施。这些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已经起到了一定作用。根据我们最新的分析，中国总体基尼系数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保持在0.46的水平，没有进一步上升，我认为与这些政策措施有关。
《21世纪》：你在著作中提出，要解决由特权产生的不平等问题。但是现实很难，比如中国的房价一飞冲天， 80后、90后一代几无购房机会，再如出租车经营，司机成了公司的赚钱机器，他们无任何改变的机会，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庄巨忠：包容性增长的要点是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收入差距。一种是由个人背景或所处的环境的不同所造成, 另一种则是由个人的工作努力与劳动勤奋程度的不同所造成。
个人背景或所处的环境包括如宗教信仰,家庭财富与特权,社会关系,肤色,性别,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工作的行业等诸多因素。由这些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反映的大多是机会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公的表现，是不可接受的，它们通常是由制度,市场与政策的不完善与失灵所造成,必需通过公共政策手段来消除。
另一方面,由于个人的努力和勤奋的不同所造成的收入差异反映的则是市场机制的酬勤惩懒,是良好的激励机制起作用的表现。这样的激励机制鼓励创业与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不能简单加以否定。所以倡导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的核心所在。
中国目前的房价问题是由许多因素所造成，包括供需不平衡，市场机制不完善，当然也有投机行为与特权的因素。对于住房问题，保护低收入阶层与弱势群体和防范房市导致系统金融风险应该是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的基本目标。
我们还注意到，部分人群具有特权是因为他们拥有垄断资源,处在垄断行业,或拥有特殊信息和关系。所以要解决由特权产生的不平等问题，就要消除或控制垄断和利益集团的经济特权。
有研究表明，中国在本世纪初因行业垄断所产生的收入差距占到了全部收入差距的15-20%左右。实现垄断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引入市场竞争应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一些自然垄断行业，政府必须加以有效的监管。
应保证人人都能公平地参与
增长过程并从中受惠
《21 世纪》：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农民收入增长还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当时城乡差距一度缩小，但是90年代后期以及21世纪后，尽管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强化，但是城乡差距还是在不断扩大，一般的城乡居民也被上学，医疗，买房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是不是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
庄巨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收入差距会呈现扩大的趋势。以后随着经济的逐步成熟，富余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完成后，进一步的经济成长将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便是著名的库兹涅特假说。
不少国家和地区在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收入分配先扩大后缩小的转折点。日本经过上世纪50年代收入差距扩大后，1962年基尼系数一度达到0.39，此后随着农村剩余劳力逐步消失，转折点在60年代初出现，收入分配在后来的几十年内得以持续改善。
韩国转折点的出现，比日本大约晚了15年。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收入差距扩大，1976年基尼系数达到峰值0.39，此后20多年收入差距逐步改善，90年代已经恢复到经济起飞前的水平。
同时，研究表明经济起飞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与经济的增长方式有很大关系。许多学者认为，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尽管收入差距有扩大，但从国际范围来看，扩大的程度并不算大。这与它们注重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关。
所以说，收入差距扩大并不能说明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扩大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但是政府可以通过选择有效的政策来控制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
《21世纪》：要实现包容性增长，你觉得除了居民收入增长能都获得平等机会外，在其他领域还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变化？对于“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你有什么建议吗？
庄巨忠：我认为包容性增长与我国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是一致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要保证人人都能公平地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受惠。包容性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战略和途径。
实行包容性增长这一发展战略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在今后20年,中国在继续参与全球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 必须加大力度促进国内经济与市场的一体化。这一新的一体化过程不但能为中国经济高速持续的增长提供新的重要来源,而且能有效地控制与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国内经济一体化应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消除由市场失灵、制度缺陷和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各种障碍与扭曲,使资源在地区,城乡和行业之间自由流动,经济结构更加符合资源的禀赋,从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收入再分配也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再分配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实现收入均等化,而是通过促进与实现机会的平等来改善收入分配。这就需要增加对教育, 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的投入,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参与增长过程的基本潜能；需要加强政策与制度的公平性,消除社会不公,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
同时,要建立社会风险保障机制以防止与消除极端贫困。社会风险保障机制对中国这样处在急剧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尤为重要。不健全的社会风险保障机制可能使得本来是转型过程中的临时性贫困转化为长期持续性的贫困。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 增强政府与政策的透明度,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对于未来的政策制定而言,要避免一种倾向，就是试图通过过度依赖政府再分配的手段或福利社会的模式来实现收入均等化。国际经验已经表明,这两种政策倾向都会对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可持续性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实现建立在机会平等基础之上的包容性增长。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