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全球失衡需要“跨界思维”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佚名　作者：admin　责编：

    当汇率问题、贸易纠纷成为世界各种语言讨论“全球失衡”的广告词时，现有国际规则对失衡困境其实几乎无解。

  其实，跨国资本（包括金融资本）与强权政治，在全球化拉动下的全球增长中，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坚持把全球经济失衡描绘成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符合最近的全球化中既得利益共同体的立场和要求。现有国际规则对全球经济失衡不能完全驾驭，对持续的结构性增长矛盾所导致的经济震荡看起来也较为无力，是因为现有的全球经济困境的原因，主要不是来自国家间关系和国家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而是源于跨越国界的、全球不同人口群体间的增长利益分配矛盾，包括劳资矛盾，以及国家内部的利益分配矛盾。因此，如果把中美贸易失衡、国家间汇率问题定性为“国家间的利益矛盾”，然后再根据这一定性去寻找利益平衡的方案，其前景必然是渺茫的。

  在最近的全球化过程中，尤其是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达到的跨越国境的增长和利益所得，让传统国界代表的利益分割和所得对比，变得模糊不清，这在眼前的失衡危机中，尤其明显。它所形成的既得利益者获得更多利益、利益损失者流失更多利益的增长分配独享（exclusive growth），超越一国之内的制度制衡，并且充分利用国际治理规则中的空白肆意横行，暂时无法得到治理。

  遗憾的是，在经济学层面，以美国为首的数量中心主义的经济学家及流派，每当遇到无法量化、同时影响经济增长的社会变量时，往往选择回避态度。这使得他们的全球经济增长分析以及政策方案，无法在结构性分配矛盾问题上给出建设性答案。由于存在利益独享式的全球化增长分配（exclusive, 与共享或者公正分配利益的inclusive相对），这种结构性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往往导致宏观增长衰减甚至逐渐夭折，然而数量中心的经济学对此暂时无解。如果经济学家们过去对政治学家们就公正和利益共享社会（inclusive society）的先天性关注表示冷漠，那么结构性分配矛盾导致的全球增长困顿，就从实践结果上，反向回来要求经济学家们进行更加从实际出发的自我调整。

  全球范围的国际间规则，对于本质上并非国家间的失衡，并没有既设方案，也难以有所作为。现在主要规则的适用对象和执行者，都在国家层面。最近索罗斯的文章非常有价值的提及了政府利益在全球失衡中的责任。同时，索罗斯最近断言的国际体系的重新涣散与无政府状态，也有一定道理。但是，索罗斯作为资本集团内的全球化利益既得者，仍然在用国家间的失衡，来解构全球失衡。如果索罗斯愿意进一步跳出思维局限，或许就能够绘出更真实的全球失衡图景。

  实际上，对于表面看起来的中美失衡问题，在布什政府时代就不断被提出，但是从汇率和贸易角度的技术方案都没有实质推出，就是因为这一失衡过程中，利益既得者（和体系维护者）其实并不是多数中国国民，而是在中国投资的巨大外来资本，其中包括高度全球化的美式资本。而这些全球化的既得利益群体，在美国的政治权力结构中，长期是共和党政府的重要支柱。

  奥巴马政府走到了汇率和贸易这一层面的纠纷化解机制中来，其实是知其不可以为而为之。由于上述深层的全球失衡矛盾，在现今的全球治理规则和一国的制度之内无法解决，那么对全球经贸自由化进行收缩，也许是死路中会有的活路。要知道，由于自身实力相对下降和过去的道德形象优势的破灭，美国已经丧失了对全球化结构性利益矛盾重新建构新治理体系的能力。

  现在可以确定的答案，就是如果中国解决了国内的公正分配和权利共享，就会有实际能力和道德优势，在化解全球失衡问题上担负领导责任。而当前，如果贸易战和汇率是被迫无奈的再平衡手段的话，中国的多数国民也并不需要太担心，因为，多数人口的福利和权益也会不断加强。

                                   责任编辑；  万千